[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世界政治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面对快速发展和变化着的外部现实，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文化的转型迫使国际关系理论不得不重新调整其研究的重心，更多地转向文化和认同的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来说，文化和认同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种大背景下，文化和认同研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逐渐回归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在与后者的对话中，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 认同 国际关系理论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显现。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国际关系原有的理论范式出现了解释力不足的情况，新的理论和假说不断涌现。在传统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特别是在新现实主义范式占据上风的时候，文化、宗教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但是，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和宗教因素的研究正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并促使研究者们更多地思考认同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它们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对理论的一般修正，而是国际关系学科在理论创造和自我的创造性反思意义上的一次关键性的会合。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作为对当前全球化下的国际形势的一种理论回应，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和认同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

一、文化和认同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回归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现实主义传统一直大行其道，尤其是华尔兹教授所发展的新现实主义范式在冷战期间更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华尔兹的理论具有高度简约的特征，倾向于将文化和理念等“非科学”的因素排除在理论框架之外，其他的主流理论也忽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它解释力有限，最多只是对主流的理论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现实的严重挑战，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都需要国际关系理论作出新的回应，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文化和认同缺失的现状越来越感到不满，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科发展也要求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们给予文化和认同的作用以更大的重视。因此，无论从外部环境发展的要求出发，还是从自身理论建设的需要出发，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和认同研究似乎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在间断的“健忘症”插曲后的回归，因为文化和身份问题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新问题，只是被主流理论遗忘或排斥了太久而已。

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现实。冷战的终结以及随之引起的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复兴和民族、宗教冲突的频繁爆发对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心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原来地位稳固的国家认同受到多方位的冲击，“新的民族国家的偶然建立及其在数量上的日益增长，并不是全球时代的主要趋势……全球性的亚民族-超民族重组，使民族处于次要地位……‘民族’再也不需要期待国家身份了。与其说这是一个民族从属于国家身份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民族与国家身份相互脱钩的问题。” 这种现实迫使国际关系的学界重新审视和思考日益显得重要的认同问题。

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加速进入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和转折，由此引起了极大的动荡并带来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与全球秩序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型相比，全球化逻辑所导致的文化变革速度更快，也显得更具有根本性。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开始显现出一定的后现代特征，西方的相对实力在下降，其在文化、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的垄断地位遭到严重的侵蚀。一元主义的神话被打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式趋于多元化、发散化。在过去的时代，弱势者受实力所限无法充分地表达自己，影响力限于当地。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他们获得了更多展现自己意见和意愿的机会，并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文化的转型迫使国际关系理论不得不重新调整其研究的重心，更多地转向文化和认同的研究。

从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来说，文化和认同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80年代以来各种批判理论的兴起对原本日趋封闭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也打开了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开放的空间，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从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和人类学中汲取新的养料，这为文化和认同理论的回归提供了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理性主义传统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根深蒂固。人总是理性地进行想象和判断，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相对于理性，文化或观念的力量并不重要，它并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只是一种附带的现象。只有当正统的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时候，才会借用文化的解释力。简言之，文化被贬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资源或者说是“工具箱”，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被拿出来用一用，或者只是在权力和利益无效的地方才能起作用，文化的解释只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的意义。

实际上，文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全球化加剧了不同观念之间的交锋，这种交锋的结果会从不同方向影响国际体系的组织规则。由于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性质，意识和观念也参与到对整个世界的塑造过程中，“全球化不单是指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的客观性，它还指文化和主观性……世界确实并不是‘自为’的……”。全球化推动了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使文化和国际政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仍然将文化因素当作主流理论框架内的一种附庸已经不符合现实的发展，而必须给予文化以独立的地位。“现在，对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来说理所当然应当清楚地是，在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出现了对文化和文化变迁的社会相关性及其内在意义的某种觉醒，有些人可能会说是一种重新觉醒。因为，不仅文化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关注课题这一点日趋明显，而且显然在那些从前多多少少被忽视的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正更认真地将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变量’。”文化不仅仅作为一种客观思想孤立地存在，而是通过塑造行为者的利益和行为作为积极的行动要素参与到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建构过程中，研究文化问题，必须注意到文化的相对自主性和实践性，将其作为一种中心问题来加以考虑。

在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与借鉴中，国际关系理论新空间也不断被探索，文化重新回归理论的中心舞台。朱丽·里维斯观察到，“由于国际关系的‘工厂条件’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发现，学者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根据文化的概念做着不同的事情，或者更准确的说，根据他们采取的文化的概念而对世界政治采取不同的描述”。学者们开始以更为动态的眼光来对待文化和认同，对它们重新进行思考，新的理论也层出不穷。

二、文化和认同研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文化和认同问题的研究者们反对从静止的角度将文化看作是铁板一块的单一概念或是某种本质性存在，而是试图将它改造为一种动态的、涵义更为丰富的领域。正如约瑟夫•拉彼德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指出的那样，“新的理论倾向于突出迄今为止一直忽视或者否认的文化和认同范畴，例如，它们社会建构的（相对于原生给定的）本性；它们随意的（相对于确定的）范畴；它们分段的/多样化的（相对于一体化的/同质化的）涵义；和它们多面的/动态的（相对于线性的/静态的）特征”。新的发展要求研究者从总体性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过去那种将文化从总体性中单独分解出来的研究和探索往往歪曲了文化的本来面貌。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文化和认同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大大扩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对传统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促使一些主流理论学者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对于文化和认同范畴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从排斥到逐渐接纳的过程。在文化回归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之下，现实主义者也开始对自身的理论进行修正。奥利·韦弗将自己视为后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摆脱国家中心主义倾向，转而更多地关注其他的社会行为体。他和巴瑞·布赞认为，过去的安全研究只侧重研究军事安全，倾向于将军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部门割裂开来，似乎存在着独立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他们提出，实际上所有的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它们割裂独立开来的做法在获得了分析便利的同时却没有看到其中的相互联系。布赞和韦弗在研究西欧的基础上，提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二元性”表述的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国家和社会对立所导致的安全威胁。他们指出：“国家是建立在固定的领土和正式的成员资格基础上的，而社会的融合则是一个更为多变的现象……对于国际安全分析而言，社会的关键在于那些使个人将自身认同为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的观念和实践。社会是关于认同的，也就是对共同体的自我想象，并将自己认同为共同体的一员……社会领域的组织概念是身份。”布赞和韦弗发展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将单独的“认同逻辑”与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逻辑并列，试图创造一种分析的框架，把有关认同的现象和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等结构解释联系起来，他们扩大了安全研究的视野，发现“转变总体思路以便对安全有一种建构性的理解是必要和有益的。在这种理解中，安全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而并非某种关于威胁的客观问题或者是心理情绪。”他们的观点丰富了文化和认同的研究，提醒人们更为注意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社会这对关系的重要性，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进行区分，前者以主权国家作为自身的最终标准，而后者因为对认同的担忧而形成。在当前的历史时期，认同则主要围绕着民族的、宗教的忠诚而展开。他们的探索似乎开辟了现实主义之中的认同议程，使认同问题融合到整体性的安全研究

同样，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基欧汉也开始探讨观念在政治尤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在他和其弟子戈尔茨坦共同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一书中，他们提出：“观念与利益一样，都具有解释人类行为动因的分量”。他们在维持理性主义的基本前提的情况下，即承认人以理性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给予观念以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将信念分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并描述了观念影响政策的三种因果路径：“提供原则化的或因果性线路图、在不存在单一均衡的地方影响战略、嵌入制度当中”。虽然基欧汉从新理想主义角度出发试图更为客观地衡量理念的作用，也为观察信念如何影响外交决策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角度，但是限于其本身的理论假设，他们对理论的文化改造并不彻底，仅仅是给理论披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而没有真正触及文化和认同研究的根本问题。首先，它还是沿袭了理性主义理论的传统，将文化和理念作为一种给定因素，下意识地把理念和物质分开，观念仍然是外生于物质结构之外。换言之，对因果关系研究的强调使其忽视了文化研究的一个根本点，即文化和观念对物质利益的构成作用。其次，它还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理论，对文化和理念、特定的语境和价值取向是如何产生、社会偏好如何生成、对观念的变化的可能性等问题基本不做探讨。其三，它所研究的理念，实际上是精英阶层的观念，忽视了一种文化产生的社会大背景，因此也忽视了人民的观念对领导层的制约作用。其观念仍然是个体主义基础的，虽然谈到了制度，认识到了制度一旦形成后所形成的强大惯性对利益和实力的影响，但是对整体主义的文化结构认识不足。

在将文化和认同问题纳入到国际政治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最重视文化和认同研究的无疑是建构主义。在建构主义的学者中，亚历山大·温特作出了尤其突出地贡献。温特解构了被新现实主义视之为理论前提的物质利益，重新阐释了身份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将动态和变化的范畴引入到对身分和利益的研究过程中，反对新现实主义“外生给定”的假设，强调身分和利益的进程特征。温特认为，身份和利益应该被视为持续存在于进程之中，互动会导致身份和利益发生变化，因此它们是动态的和变化的，而不是不变的常数。在两者的关系中，身份界定了利益的前提，只有对自身的身分有了明确的领悟，才会对利益作出判断。根据温特的理论，身份产生于互动的进程之中，不断地经历着再造的过程。虽然可能在很多情况下，身份和利益在互动中保持了不变，但这种不变并不是外生给定的结果，而是进程内在互动的结果。正如温特对新现实主义所做的批判那样，“把身份作为给定因素可能有利于分析。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当作给定的事物实际上是一个进程，一个由于被内在和外在结构充分稳定之后似乎是给定因素的进程。方法论不能含蓄地变成本体论”。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从决定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文化背景和国家在国际互动中所形成的认同角度着手，探讨了文化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作用。约瑟夫•拉彼德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共同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和认同回归》则综合了各派的观点，从各个角度设定了认同政治的讨论议题。该书认为，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过程中，朝着文化和认同方向回摆的趋势是“异常明显的”。从建构主义学者的论述中处处可以看出文化和认同的研究议题对于建构主义的影响，他们意识到了文化和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将文化和认同研究所特有的动态性和差异性引入到自身的研究中。在他们眼中，文化和认同问题被重新加以思考和定义，它不再是一个简单化或绝对化的研究议程，也不是简单的方法论，而是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三、小结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认同多元化的现象日趋明显，这给文化和认同研究以新的动力。国际关系实践的动态性发展使人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文化和认同在次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上日益突显的作用以及其所导致的统一与分裂并存的现实，作为一种回应，“国际关系理论方案现在必须重新给自己定位，转向复杂性和流动性层面上的、动态的多重性。开始关注再造的世界本体论，这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随着国家主权的衰落，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不少研究者日益关注国际社会的两元特征：统一和分化并存发展的趋势。民族国家排他的、独享领土内人民认同的垄断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民族国家在超国家和次国家两个层次都受到挑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出现权威和认同的重叠。例如，耶尔·福格森和理查德·马斯巴赫指出:“我们应该将全球政治看作是正在演化中的各种‘实体’的世界，而不是国家的世界，应该聚焦在权威、认同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民族国家遭到削弱，另一方面以宗教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其它认同群体不断崛起，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慢慢发生转变，其结果是，“某些实体‘安居’或嵌入在其它实体中，就好像一种形式的实体被叠加在另一个之上。一种形式可能会丧失其部分的独立身份和自治，但是在这种过程中，主导的实体可能会获取它所结合的某个（些）实体的一些特征”。德国学者耶尔格·弗里德里希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参考了阿诺尔德·沃尔弗和赫德利·布尔将中世纪主义的体系界定为权威重迭和效忠多重的体系的观点，发展了新中世纪主义的理论。他指出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在三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困境：一是统治国际关系理论50余年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受到挑战；二是根据全球化理论，民族国家正在受到经济、技术和社会变革等因素的侵蚀；三是根据分化理论，民族国家正在受到沿着种族、文化和宗教的界限出现和再现的分化的侵蚀。如果说在七十年代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话，那么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则促使人们更多从文化和认同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也是文化和认同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回归的根本背景。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