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问题，谁都绕不过乡村。正如当年马克思对恩格斯讲的“解开东方社会的钥匙是土地公有”那样，解开中国社会与历史的钥匙是乡村社会。虽然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跋涉历程，但这个道理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更不用说历史上的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主持的《革命与乡村》丛书，以中国共产党为历史行动者，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为历史路径，系统考察了中国革命、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丛书有五本，分别是：《从暴动到乡村割据： 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黄琨著)、《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 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王友明著)、《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陈益元著)、《农村地权研究： 1949~1983——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黄荣华著)、 《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1953~1957》(田锡全著)。这五本书，都有各自关注的历史时段和历史主题，连接起五个历史时段，展现的就是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历程；汇聚起五大历史主题，展现的就是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基本问题。然而，这种展现不是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让大历史、大主题跃动于深入的个案分析和专题考察之上，用事实来还原历史，用学术来支撑理论，用新资料来拓展新视野，因而，其给人的启示是多维而深刻的。

在中国的历史逻辑中，革命是由现代化所引发的，其使命就是要给古老的中国以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在农耕文明的框架中孕育了千年帝国，达到了农耕文明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雄伟的千年帝国大厦，面对近代以来现代化潮流的不断冲击，虽然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最终还是挡不住时代的力量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轰然倒坍。古老的帝国走了，新的国家诞生了。于是，在千年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共和国。中国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转换中兴起的，不仅催生了共和国，而且哺育了共和国成长。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呼应于现代与传统之选择，以革故鼎新的力量和强烈的现代化取向逐渐主导中国的历史舞台，把握中国的历史方向。所以，当千年帝国在革命和现代化的潮流中分崩离析之后，中国革命面临的最直接、最深刻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中国大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国家。

如果说千年帝国倒坍前夕，革命所呼应的是现代与传统、共和与帝制之选择的话，那么帝国倒坍之后，革命所呼应的则是资本与劳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选择。但是，在这前后，革命的目的始终是一致的，就是给中国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急剧变化的历史过程孕育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历史行动者，从而使革命有了主体力量和展开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革命的历史行动者，它一开始就以鲜明的革命态度来展现其革命的决心：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现代化。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完整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①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革命目标和任务，决定了其所领导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权之争，而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统一。政治革命决定谁领导中国的问题；社会革命决定中国社会走向何方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同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从中寻求革命的路径、力量、战略与策略。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中国社会出发，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就是从乡土中国走出了旨在建立新社会、建立新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任何国家从传统迈向现代，乡村都是其重要的历史起点。但在不同的社会，乡村对国家的现代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运动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因而，要在现代化和革命进程中，真正把握好乡村与农民，并非易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可能被西方历史和经验所误导，要在这方面形成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其革命战略就经历了“从城市包围农村”向“农村包围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所取得的成功实践，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乡村、农民在现代化和相关革命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态度。美国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就从中国和俄国的经验中发出这样的惊叹：“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在20世纪，它却经由成功的农民革命而进入高潮。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形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对于上述论点，历史的讽刺是耐人寻味的。在现时代，农民一如革命中坚分子，成了革命的代表，随着中坚分子大获全胜，他们也作为卓有影响的演员而步入历史舞台。然而，他们的革命作用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在中国和俄国，农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巴林顿·摩尔从中国迈向现代化发展的大历程，作出了农民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判断。但是，如果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本身，那我们就会发现：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决定性力量的不是农民本身，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发现了农民，动员了农民，组织了农民、开发了农民，从而使农民从革命和现代化历史的客体转变为主体，并上升为中坚力量，成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对中国传统乡村的开发、动员和组织，在广袤的乡村社会建立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革命根据地，将如马铃薯般分散存在的农民动员和凝聚成为有组织、有纪律、能战斗的革命中坚力量。在中国现代史或革命史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把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历史成就，当作理所当然的历史前提或理论结论来接受的，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决定了它取得这样的革命成就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在经历了百般挫折和千辛万苦的努力之后才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许多看似顺理成章的历史行动背后，实际上包含了历史行动者无比艰辛的探索、追求和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坚韧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敢于深入、敢于牺牲的革命行动，“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千年之久的中国农民是难以挺立为现代革命的中坚力量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与乡村》的五本论著以典型的个案生动地展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和艰辛；更为重要的是，五本论著通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论题形成了共同的整体学术关怀，揭示了使乡村和农民成为革命和现代化决定力量的“中国逻辑”。历史表明，这个“中国逻辑”，既不是来自单纯的理论演绎，也不是来自单纯的经验归纳，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互动，相互校正、相互补充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有机结合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其所领导的革命视为一场现代革命，不仅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继续，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然而，革命实践一展开，中国共产党就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现代的革命如何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机结合。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在经历了革命挫折之后，才开始真正正视这个问题，并形成革命战略的转型，确立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所以，中国乡村是被中国共产党拉上中国革命舞台的，与此同时，现代革命的因素也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渗透到乡村，注入农民的思想和精神，从而使乡村出现革命性的行动和革命性的变革。

乡村之于革命，是革命的基础和动力；而革命之于乡村，则是千年乡村秩序和乡村生活的大颠覆。在革命的逻辑中，这种颠覆是历史的必然，合情合理；但在中国传统农民生活的逻辑中，则是对现有的信仰、原则和传统的背离或放弃。因此，现代革命进入乡村的最大问题，是农民能否有决心背离传统，亲近革命和接受革命的问题。这正如黄琨研究所发现的：“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革命农民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①也许对于一场疾风暴雨式大革命行动本身来说，农民的这种顾虑和犹豫不是一种阻碍，然而，对于要领导人民进行改天换地的革命的政党来说，这种顾虑和犹豫则是决定其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也许阻碍不了一场具体的革命运动，但却可能扼杀整个革命发展所需要的生机与动力。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突破了这个千年传统所积淀出来的心理和精神的“防线”，而其秘诀在于：在努力使乡村成为现代革命的舞台，使农民成为现代革命的力量同时，也用现代革命的逻辑改变乡村，改变农民。简单地说，就是把革命动员与乡村的革命性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在乡村改造中动员农民；通过动员起来的农民实现乡村改造。

革命的动员固然需要理想的引领和理论的支撑，但研究发现，如果理想和理论不能与农民的“个体的生存性感受”结合，②是无法动员起农民参加革命的。这种“个体的生存性感受”的背后就是具体利益的要求。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任何行动的背后，都有具体利益的需求，从而构成实实在在、而又千差万别的革命动因。中国共产党就是从满足群众的具体利益出发开始革命动员的。毛泽东在1934年告诫全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③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动员既关照到“个体的生存性感受”，同时也努力在不同的个体生存性感受基础上，抽象出农民的共同利益，即对生存与生产的渴望，这种渴望的政策要求，就是降低赋税，获得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革命性改造集中在“土地改革”之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要以“土地革命得到支持来保障革命的政权”④。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旨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几乎贯穿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的全过程，在时间上远远超过大生产、整党整风、整支建政等其他运动，……成为党整合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乃至赢得战争的总抓手，因此其影响和作用也是其他运动所无法比拟的。”王友明在山东莒南县的研究发现，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对动员农民参军支前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南县在抗战中共有13698人参加八路军，占人口总数的3. 44%，仅1944年的参军运动就有1488人参加，占滨海区完成总数6343人的23. 5%，完成计划任务的425%。在解放战争时期，有4600人参军(仅烈士就有1088人)， 30万民工支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土地革命抓住了乡村革命动员的根本，其最直接的效应就是使广大的农民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对于承担着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需要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而且需要农民对革命的投入。为此，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与触发农民的革命自觉和革命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基点就是整体凸显传统土地关系的剥削性和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阶级性和压迫性，其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诉苦”。“诉苦”运动与提升农民革命自觉意识之间的关联性，当年湖南醴陵县委就表述得十分清楚：“不诉苦就不恨、不恨就不斗争，不斗争，地主就打不垮，地主打不垮，就翻不了身”。陈益元对湖南醴陵县在建设政权过程中所进行的诉苦运动作了专门考察，他对“诉苦”在启发农民的革命自觉意识中所起的作用，作了这样中肯的评论：“通过诉苦，不断地使农民由原来的自在体转向自为体，使群众会意到权力、权利、斗争、翻身等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和作用”。②诉苦所激发起来的农民的革命自觉，一方面使农民明确了革命的对象、目的与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从观念和精神上解除了农民面对革命时所普遍具有的那种顾虑和犹豫。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从根本上动员起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广大的社会力量——农民。

动员了农民，中国革命也就获得了最基本力量，最广阔根据地，革命因此走入传统的乡村，传统的乡村因此获得了革命。革命走入乡村，革命得以壮大；乡村获得革命，革命得以实践，从而开创出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最初政权实践就是在乡村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最初的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实践，都为革命后的乡村政权建设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权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实践经验。乡村政权建设，是巩固革命和深化革命的必然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乡村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始终与农民的革命动员紧密结合的同时，也始终与农村政权的建设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农民动员、土地改革和乡村政权建设三方联动的乡村革命和建设的政治逻辑。历史实践表明，这个政治逻辑，不仅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最终成功，而且保障了革命后整个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建设的有效启动。通过这个逻辑，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了乡村社会的同时，也全面掌握了乡村社会，从而保证其能够以乡村为根据地进行全国范围的革命；在掌握政权后，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国家政权全面有效地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广大、最基层的乡村社会，快速地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全面巩固。同时，借助国家政权对整个乡村社会的全面把握，国家也就获得在革命后迅速启动经济与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条件。

在五部论著中，有四本论著都是建立在农村土地改革基础上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而且这四本论著连接起来的历史跨度，是从1927年到1983年。这再次说明，在革命与乡村的关系中，土地问题是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并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政策和制度，使解决土地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效用，以确保每个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会发现，土地改革实际上帮助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是前面提到的，成功地将现代革命与传统乡村社会的动员和改造有机结合；其二是通过传统乡村社会改造这个中介，将革命与现代化发展直接衔接，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在革命之后得以迅速展开，既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也启动了新生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们更多地关注到土地改革的前者意义，而对后者意义的关注是不够的。可以想见，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如果所面对的是政治上尚未整合，社会结构尚未洗礼的农村，那就不可能迅速实现国家政权的巩固，更不可能迅速将革命的浪潮转入现代化的进程。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政权与村庄的关系而言，土地改革和税率提高使国家政权空前地深入自然村，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①

然而，黄荣华对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间中国农村地权的研究，也揭示出土地改革的另一面：“土改后，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中农化倾向，这被视为新的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的苗头；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在土地权属问题上，片面追求高公有化程度，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副业的自由常被视为小生产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予以打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收入不能增加，财产权力受到损害。……中国以集并农民财产为显著特点的集体化运动没有建立农民的全国性联系和普遍自由的交往，反而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形成了某种背离。可以说，建国后农民利益损失最大的是失去了土改后获得土地的所有权。”②新中国的发展表明，正是土地改革之后的再改革，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在平稳地从革命逻辑转向现代化逻辑之后，却无法形成有效的现代化发展。姜义华教授认为，这个巨大的历史变故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影响直接相关。这种历史变故，使得革命为中国乡村社会全面转型所创造的“空前机会”化为乌有，结果“使传统乡村社会在新的形式下凝固化，广大农民非但没有因此急速共同富裕，走向现代文明，反而陷入小生产持续存在与长时间的普遍贫困化”③。这个历史教训从反面说明：任何的革命，包括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都必须根植于现实的社会。从现实社会中寻求革命的动力；用革命来提升现实的社会，由此所形成的良性互动，才能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

革命的战火和革命的运动已远去，成为了历史，但乡村建设和发展依然继续。今天，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问题。虽然今天的中国乡村已经告别了粮食统购统销时代的那种不安，④但又迎来了资本和城市扩展所带来的新的不安，而这种不安，不仅影响到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而且影响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新农村建设回应了这种不安，但要使亿万农民在“三农问题”困扰中切实安定下来，仅仅有政策供给和制度供给是不够的，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像其在革命年代那样，在乡村社会真正发挥作用。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现代革命与传统乡村的有机结合；在今天，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尤其是乡村的现代化。革命时代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党在农村工作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五本著作，研究的是历史，是革命与乡村的关系，但其现实的关怀却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命运和前途，是亿万的中国农民。从这个角度讲，这五本历史学著作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很好地动员和组织了农民，变革了乡村。这是中国的逻辑。今天，这个逻辑依然决定着中国的发展。依此逻辑，中国的未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现代化的行动逻辑中组织乡村、发展乡村、提升农民。革命与乡村互动的成功实践，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