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为例，本文考察了影响民营企业家参政水平的各种动机，从而检验了有关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的"个人地位论"、"企业发展论"、"社会责任论"以及"制度风险论".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和促进企业发展动机都会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家的参政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动机对提高民营企业家的参政水平起到了负面作用，规避制度风险不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因素。研究发现支持了"个人地位论"和"企业发展论"，不支持"社会责任论"和"制度风险论".政策含义强调了解和把握参政动机的多元化特征对于规范民营企业家参政行为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民营企业家对我国经济和政治领域改革的信心和支持。
[关键词]个人地位；企业发展；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
[收稿日期]2008-06-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与成长阶段动态匹配机制研究"（批准号70502023）。
[作者简介]邬爱其（1975-），男，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副教授；金宝敏（1973-），男，浙江台州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MPA.
一、引言
企业参与政治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科威特等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Broadbent ，200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管理学界开始研究企业政治参与问题。企业政治参与行为是指企业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政治过程的复杂行为（Baysinger ，1984）。许多研究表明，政府政策对企业获取资源和增强竞争地位都会产生重要影响（Shaffer，1995；Hillman Hitt ，1999）。因此，企业已把参与政治作为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企业优先考虑的战略因素，参与政治的企业数量也逐年增多（McWilliams et al.，20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但我国目前还处于市场化程度提高的阶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市场环境（高海涛，田志龙，2005），企业与政府关系是非市场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表明，党的十六大以来，企业、市场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影响了企业发展。
转轨经济客观上要求企业参与政治和实施政治战略（Baron ，1995）。目前，我国出现了民营企业家踊跃参与政治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有9000多人，担任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的有233人，占执委总人数的56.0%；私营企业主的党员比例上升很快，达到33.9%，大型、特大型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更高。针对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家参政现象，大多数人认为这会产生积极作用，但也有人对目前民营企业家参政活动中存在的一些动机不纯、程序不当、方法非法等问题表示担忧。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民营企业家积极参政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本文在综述企业家参政动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来自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经验数据，对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为我们正确了解和有效规范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依据。
二、有关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的四种理论观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企业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我国管理学界研究企业政治参与问题则是近三五年间的事。从国内外研究进展看，利益相关者理论、集体行为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是企业政治参与的主要理论基础（Shaffer，1995）。已有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与企业政治参与相关的问题，如企业参与政治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企业参与政治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等等。二是用一些变量来解释和预测企业的政治参与行为，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行业特征、企业特征、环境特征和事项特征等（田志龙，贺远琼，2003）。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企业家参政动机的解释主要有四种理论观点，即"个人地位论"、"企业发展论"、"制度风险论"和"社会责任论".四种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个人地位论"参政动机
一些学者从企业家个人需求层面研究企业家参政的动机，认为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的主要动机之一。如Keim and Zeithaml （1986）指出，企业家参与政治和影响公共政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也就是说，通过参与政治，企业家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而提高自身在公共事务中的决策地位和参与能力。我国学者对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个体性动机也进行了初步分析，大多认为经济利益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首要和根本动因，当前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大多是为了获得政治中心的认可，其真正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董明（2000）对温州市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调查也证实，尽管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层次高低不一，政治要求的内容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与其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除了提高个人的经济地位外，提高个人的政治地位也是参与政治的一大原因。因为，尽管党和政府对我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政治地位在政策上逐渐给予了肯定和认可，但是在现实中，他们的政治地位却是大打折扣（成伟，2005）。有关调查结果也显示，民营企业家对自身的政治地位的评价要低于对其经济地位的评价。因此，我国许多民营企业家可能试图通过参与政治来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可见，通过参与政治，提高个人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许多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重要动机。所以，我们提出：假设1：我国民营企业家越想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就会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2."企业发展论"参政动机
在西方国家，企业政治行为的总体目标是产生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结果（Keim and Baysinger，1988）。企业家参政活动对企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家在参政活动时寻求企业的社会合法性，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活动使得企业目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与社会价值相吻合，从而塑造和增强企业的社会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往往被企业家视做一种比经济目标更为重要的资源，它有助于企业赢得社会认可、获取其他资源和顺利开展商业活动。另一方面，解决特定问题是企业参政的关键动因，一些学者认为有些企业家参与政治的行为具有特定问题导向，当企业面临突出问题、竞争问题时就会考虑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Hillman et al.，2004）。在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同样具有明显的发展企业的动机。如2004年浙江省的调查显示，48%的民营企业家认为其拥有的政治身份对发展企业有很大成效（董明，2005）。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也显示，民营企业家最为关心的还是本企业的发展，"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是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考虑。这都表明，促进本企业发展也是各国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提出：假设2：我国民营企业家越想促进企业发展，就会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3."制度风险论"参政动机
许多研究表明，政府政策会影响到企业竞争地位的形成与改变，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水平，因为政府控制着能够塑造企业竞争环境的重要资源（Shaffer，1995；Baron，1995）。因此，政府与政府政策是企业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Boddewyn，1998）。所以，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积极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为公司营造优越的运营环境。最为典型的就是，许多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地在各国推行本土化战略，其中，与各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构建互信和互惠关系成为该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转型经济国家，转轨经济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其中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官员）有能力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Peng and Heath （1996）认为，转型经济中的制度缺陷、市场不完善以及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缺乏等，限制了企业采用内在成长和并购成长战略，而广泛采用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网络化成长战略，政府（官员）则是这种人际网络的重要参与主体。
我国是典型的转轨经济国家，尽管政治不确定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的确立而逐渐降低，但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不透明性和不规范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不确定性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目前，外部信用环境、经营者人身安全保障、公平国民待遇、政府职能转变仍是我国民营企业家迫切期待改进的重要制度性问题。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政治保护与安全是企业参政的一个重要动机。Xin amd Pearce（1996）的研究还发现，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把关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在建立关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期得到从法律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和保护。所以，我们提出：假设3：我国民营企业家越想规避制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就会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4."社会责任论"参政动机
还有一些学者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也是分不同层次的，而且，企业家的参政动机会随着低层次动机得到满足而转向高层次动机。所以，通过参与政治实现个人价值等被认为也是企业家参政的动机类型。成伟（2005）指出，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把自己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一些有益的经验进行推广，把推动社会和政治民主建设的一些有见地的意见纳入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当中，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最高动机，也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和民主义务，虽然这样的情形在目前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政治参与中远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它却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管煜武、孙发锋（2004）的调查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家通过政治参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势头强劲，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认为有社会义务通过政治途径来推广自己的成功经验，进而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我们提出：假设4：我国民营企业家越想履行社会责任，就会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五、结论
以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为例，本文考察了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各种动机，从而实证检验了"个人地位论"、"企业发展论"、"社会责任论"以及"制度风险论"的有关论述。结果显示，对提高个人社会地位的需求越强烈，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会寻求多种渠道和方式参与政治；同样，对促进企业发展的动机越强烈，民营企业家就越可能积极参与政治。相反，对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越是强烈，民营企业家就越不太可能高水平地参与政治活动。民营企业家不太可能会因为想规避制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参与政治活动。此外，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水平越高，参与政治的水平就越高，民营企业家的性别和年龄对参与政治的水平不构成影响。表明以上结论相对稳定。因此，"个人地位论"、"企业发展论"的观点得到了支持，我们没有找到有关"社会责任论"和"制度风险论"的证据，相反，我们发现了有关"社会责任论"的相反的结论。
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①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参政动机是多元化的，既有个人层次的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动机，也有企业层次的发展企业动机，还有社会层面的履行社会责任动机。对于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和条件的了解和把握，是规范民营企业家参政行为的基础。据此可以通过测度动机引导民营企业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治，规避不良现象。②民营企业家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信心不断增强，制度不确定性风险已不是其参与政治的重要动机，也表明我国的改革得到了民营企业家的认可和支持。这意味着未来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可以逐步从制度建设迈向优化运作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增强执政能力等层面。③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负面因素，这意味着目前民营企业家参政所得到的社会性福利还较少，因此，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总体上是基于资源获取导向和个人、企业导向，社会奉献型政治参与还较少。这也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问题受到颇多争论和质疑的重要原因，影响了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环境建设。因此，未来社会各界应该采用有效的措施加以引导和完善，激发和增强民营企业家更多地基于社会责任参与政治活动，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家群体的政治觉悟，使其真正成为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等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