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视角，对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合理作出科学判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显著性较差，收入责任安排的影响则较为模糊。这些影响总体上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关：当地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分权程度超过一定阀值时，适当集权将有助于优化收支责任安排，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不合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偏快，总体上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关键词：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安排；政府间财政收入责任安排；地区经济增长
*贾俊雪，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junxuejia@sina.com；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guoqw@ruc.edu.cn.本文是国家自然基金项目（70750002PG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和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7XNB013）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一直呈现出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动因及其可持续性，甚至开始探讨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独特的"大国发展道路"，形成"中国模式".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也试图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但本文仅选择一个侧面，即将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与地区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本文之所以讨论这一问题，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30年前，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改革伊始，财税体制改革旨在解决"政企关系"——政府与（国营）企业间的责、权、利问题，而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核心是解决"政府间关系"——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间的责、权、利问题。前者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剩下的问题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加以解决，而后者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支出责任安排）及其相应的财力保障（收入责任安排）的错位与不对称性矛盾突出。破解这一矛盾已成为新时期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本文旨在从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视角，审视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科学合理性。
关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学术界还远未形成一致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点的中国财税体制变革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在政府纵向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QianandRoland ，1998；Jin ，QianandWeingast ，2001；LinandLiu ，2000；朱恒鹏，2004；张晏、龚六堂，200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度的分权化进程、不合理的分权结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我国垂直化的行政管理架构、过分强调GDP 的政治晋升机制以及相应制约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地区竞争中的保护主义色彩和掠夺型策略行为，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ZhangandZou，1998；周业安，2003；周黎安，2004，2007；郭庆旺、贾俊雪，2006；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2006）。由此可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变革的经济影响，关键在于能否全面厘清分权化改革带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深刻影响，这也正是下一阶段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职能优化，更好更快地发展地区经济。
本文通过全面考察政府间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剖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存在的问题及未来面临的挑战。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于政府间总收支责任安排（或者说财政分权程度），而在现实经济中，我们更为关注各类支出项目（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基本建设等支出）的责任如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安排（或者说优化财政分权结构），以更好地实现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因此，本文在考察政府间总收支责任安排的经济增长效应基础上，特别着重考察不同支出项目（包括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的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2）以往研究在分析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时，往往仅就收支责任安排的某一方面单独加以考察，本文则将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纳入到一个实证分析框架内，以更好地揭示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3）为了更好地校正可能存在的估算偏差，本文采取逐步推进的做法，首先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解决不同地区间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然后运用动态效应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 ）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校正，最后利用阀值效应面板模型考察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动态效应和阀值效应面板模型全面考察了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特别是着重考察了不同支出项目（包括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的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变革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改革的方向。
我们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总体上还有待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承担的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事务过重，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收入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模糊，而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则相对比较合理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这些影响都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值后，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变化。其中，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给出的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阀值变量的情况，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给出的是以经济发展水平、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为阀值变量的情况。
我们的研究表明（表6概括了本文的研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总体上还有待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承担的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事务过重，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收入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模糊，而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则相对比较合理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这些影响都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关：当地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分权程度超过一定阀值时，适当集权将有助于优化收支责任安排，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表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不合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偏快，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这些结论对于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具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在我国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理顺财政关系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要充分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收支责任的总体安排。第二，从是否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收入责任安排如何并无大碍，也就是说，是地方政府收入责任（收入比重）大些还是中央政府收入责任（收入比重）大些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支出责任如何安排。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要依据不同公共支出事务的具体特点来合理划分各支出项目的责任。具体来说，应将行政管理等维持性支出责任适当下放给地方政府，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目前基本建设等经济性支出以及科学、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性支出事务过多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局面，以更好地优化各级政府的职能配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是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的视角揭示了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存在的问题，而基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来探究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合理，将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题。此外，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关于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阀值效应的决定因素研究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而从实证角度澄清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作用，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