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春天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要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列举一系列数字说明一年来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的反腐败，没有事先防范的机制，基本上是采用事后查处的形式，“民不举，官不究”。许多高级干部腐败案，作案者都是混迹官场多年，有老辣的权力斗争经验，‘关系网’密布，再加上串案、窝案结成的“生死利益同盟”和“地方保护主义”，使社会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大大增加，反腐败的成本大大提高。从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各级检察机关查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67505人。据中纪委公布，仅2005年就有11071名党员干部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其中移送司法机关7279人。 官方公布的数字，即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社会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小部分，它只能反映官方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说明腐败的实际情况。

要了解官场的实际腐败程度，有一个计算公式：

被查处的腐败案件 + 腐败黑数 = 实际腐败数。

所谓“腐败黑数”，是指确已发生但未发现，或虽发现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官员数量占腐败官员总数的比例。国际上习惯用百分比来表示腐败黑数的大小。我国的腐败黑数究竟是多少？有的学者估计80％以上，有的学者则认为达到了95％。 这就是说，查处曝光的腐败案件仅占腐败总数的5-20%。

因为腐败的隐蔽性，这个腐败黑数是无法简单求解的，但也不是哥德巴赫猜想，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家內部论坛”公布的资料，令人触目惊心。这篇资料不像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我真希望权威机关出来辟谣，否定了这些数字），不是官方权威机构是拿不到这些数据的。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数字均出自这篇题为《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國》的文章。

从银行存款年度增加额超过工资总额看腐败

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约等于“工资总額”的 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內“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达3000亿元。”这等于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錢，全部存进銀行，又不知從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经费）也存进了銀行。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長了1.5万亿，还是增生了3000亿。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十省20万名企业职工调查，2003至2004年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占81%，低于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2002年，全国不到10%的人拥有居民存款的50%，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仅拥有1%的存款。 低收入者仅有很少的存款或基本上没有存款。大多数中高档工资收入者（包括大部分干部）每月都要消费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工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存入银行的只是工资的一小部分。增生的钱，先要补齐全国工资总额，然后才能多出3000亿来。所以，增生的钱是：3000亿+补齐消费掉的工资数额的黑数。超出工资总额的3000亿，是官员非法收入的下线。全国银行的個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这件事情，标志着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敛财。

从1983年至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在工作报告中都公布了查办腐败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累计金额达491.3亿元，平均每年25亿元左右。这是官方公布的20年来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量。

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1999年一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 的4.79%。 对照银行2001年3000亿以上的非工资收入存款，外国人的统计数字可能更接近中国官场腐败的实际情况。如按1999年后每年3000亿元计算，10年累计贪官掠走的金额则达3万多亿元。

从七省市高级官员的个人及配偶的财产看腐败

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會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財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階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階层。官僚特权階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財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個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國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財産超七百万，概況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 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7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00平米至900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最近，一批离退休干部和学者致函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以遏制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自从1988年有关方面起草《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收入的规定草案》到现在，已经拖了20年了。这个期间，在1995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其内容是只报个人收入、不报家庭财产，只报劳务收入、不报非劳务收入，只在内部向组织报告，不向社会公布，人民无法监督。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增加了报告财产的内容，但未规定信息公开的办法，致使本应成为“阳光法案”的规定锁入黑箱。

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用了22年。如今成了执政党，20年制定不出一部不利于官员贪污腐败的法律，可见自我约束之难。《法制日报》援引全国人大官员的话说，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据说尚需三个前提条件，即：必须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实名制；必须从制度上和技术上解决个人财产数据的统一问题；必须在法律上划清公职人员财产公开与个人必要隐私的界限。这事要真想办，两天就可以划清，若是应付公众，糊弄民意，再过20年也划不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阻力来自哪里？就是那些财产在700万以上的官僚特权阶层，那些隐藏的“大老虎”。试算一笔账，一个正厅（地）级干部，月工资不过6000元（2006年实行的工资标准），加上各种补贴，合法收入超不过一万元，就算他“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一元钱不花，一年最多只能积攒起12万元，3年36万元；干部配偶一般级别较低，工资加补贴约等于正庁级的二分之一，按5000/月计，3年积攒18万元，夫妇二人合计54万元，加上以前低工资时代的储蓄，超不过100万元。按上述七省市地厅以上干部财产的下线700万元计算，还有600万财产来路不明，若按上线，则有1300～2400万巨额财产来路不明。公布出来他怎么解释？他当然要投反对票。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 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但也有许多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从夫人抢购黄金看腐败

2005年11月份，投资者为了规避日元贬值风险，减持日元，购入黄金，推升了黄金价格；基金的大举进入更是提升了黄金市场的人气，黄金价格一路上涨。 11月29日，国际黄金现货价格在亚洲市场报收500.40美元/盎司，创18年来新高。受国际黄金价格走势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11月份黄金交易价格随国际黄金价格一路飙升。高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黃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黃金飾物的重量达50 噸！

50噸黄金是个什么概念呢？等于5万公斤，等于5千万克。2005年11月份

50克小金条加权平均价为每克124.23元，50噸黄金价值人民币62亿元。官太太们手里掌握着62亿元以上的流动资金，在黄金市场上呼风唤雨。

从高干子弟暴富看腐败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拥有財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財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們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国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今天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说明。所谓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制定的描述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数学模型。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 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社会就要爆炸了。而目前的中国，已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中国社会目前已超过“警戒”线，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中共政法委关于群体性事件原来的定义是参与人数在3人以上，现在把参与人数提高到20人以上。中国群体性事件10年内增加了6倍，2005年已突破了8万起，是大动乱临近的信号。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題，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這500个家庭，加上他們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們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們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並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从暴富路子看腐败

官员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

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內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1999年，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等人因在澳门豪赌，惊天腐败案东窗事发。马向东是个嗜赌如命的赌徒。据其交代，他是在一次到美国引进项目时迷上赌博的，从此一发不可收。但凡招商引资，他必定是走一路赌一路。1997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也忍不住伙同其赌友宁先杰多次溜到香港、澳门进行豪赌。马向东赌博每一次输赢都是十几万、几十万。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始终都是赢家。为何？马向东自己交代，由于他是掌权的副市长，每到赌场，早就有人为其买好筹码。输了自有人做东，赢了则一律装进他的腰包。

二、進口、引進成套設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別爲600万～720万美元。一套年産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

三、操控国內资源、商品，倒卖获利。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云烟出厂价约为4500元，市场售出价9000元，每箱可赚4500，倒一万箱就赚4500万元。有权批条子的干部批张条子出来，就有几万、几十万的回报。第一个拿到条子的人（当然是接近领导的人）为不露马脚，并不到烟厂提货，而是倒卖这个批条，过几道手，层层分肥，最后提货的人根本不知道批文怎么弄出来的，他也没有给领导干部行贿，那位领

四、倒卖地产，靠银行借貸，无本获暴利。福建省常委陈少勇利用职权为其关系人批地150亩，靠银行贷款买进，以项目名义占用，而后闲置，等待升值。案发前每亩已经升值20万元，陈少勇与地产商净赚3000万元。

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如1998年被查处的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包庇10万辆走私汽车及其他走私案件，涉及金额达千亿元人民币。

六、金融机构無抵押信貸，资金外流到個人口袋，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

主要因素之一。如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

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多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某省原三个正省级干部的12个子女包揽建设工程，倒卖国控物资，短短几年内，都聚集了上亿元财产。

八、抽逃资金到個人帐戶，一般通過金融機構、中资進行。这种类型的诈骗玩得最大的是一个叫刘五一的神秘人物。只知道他出生于1953年5月1日，是某军队大院的子弟，自称“行伍16年，从宣传干事做起，后来看淡世事，转战于商场。” 美国普尔斯马特是一家国际知名的经营仓储式会员商店的零售商。1996年刘五一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取得了“普尔斯马特”商标在中国的使用权，成立了北京普马集团。在接下来的8年中，共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个城市开设了46家连锁店。据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委托律师调查的结果显示，普马是“靠采取全联互保、资金高度集中转移的方式融资操作，靠占用银行资金和供货商资金来滚动铺点、滚动融资”，形成了大市场、大零售商的假象，银行和供应商看到的是虚假的繁荣。事实上，普马是有预谋的：它的结算中心设在成都，并没有设在其总部所在地北京，以便抽逃资金时逃脱有关方面的监控。据查证，普马拖欠的货款、银行贷款和抽逃的注册资金总计达到20亿元以上。2005年2月刘五一从人间蒸发。

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操纵股票市场，大户吃散户的案例。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是用一元钱一股买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花15元以上的高价购得，原来规定大股东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称为“非流通股”。忽然宣布“股权分置改革”， 大股东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样价格买卖。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股民利益的保护。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公然和大户联手吃散户，宣布解除对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这样一来，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

十、利用国企改制发财。东能集团董事长王某向某领导行贿1500万元后，以4000万元收购有4.6亿总资产和1.9亿净资产的国有企业。上海福禧投资公司张某向官员重金行贿后，以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136.22亿元总资产和53.13亿元的净资产。原中包无锡分公司总经理曾某通过设立多个裙带分公司，将国资一亿元转入裙带公司，然后金蝉脱壳变为港商。

十一、买官卖官，官市火爆。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绥新案件中，竟有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沈阳市17个“一把手”落马的情形时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爆。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厅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 在腐败猖獗的地区和单位，形成了打击排斥廉洁正派干部的“逆淘汰”风气，这是腐败得以蔓延的社会基础。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30年改革开放，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长到24万亿元，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排名在英、法、意、俄之前。在经济发展上，中国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但在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盛行，社会危机四伏方面，中国又处在一个最危机的时代。危机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地方诸侯“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危机一旦爆发，中国的光明面就会被黑暗面吞没，黑暗面与光明面的转换只在旦夕之间。出现这样的形势，我们才更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说过的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现在正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说党和国家处在危机中有点不合时宜，然祸亟势险，不敢不告：2008年，从瓮安到深圳，从吉首到重庆，从西安到陇南，从广州到北京，群体事件此伏彼起，規模越來越大，湖南耒阳竟然發生了上千公安交警要求增加工资，沖击市委大楼事件。种种迹象表明，两极分化导致弱势群体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按照列宁的说法，这是革命的前夜。陶醉于GDP,看不到这种严峻的形势，还对政治体制改革犹豫观望，我们将会犯绝大的错误。

为了缓和舆情，首先要运用政权的力量，对严重的两极分化进行调节；其次，限期出台县（处）级以上干部公布个人及家庭财产的“阳光法案”，严肃查处漏网的腐败分子。让官员的巨额来路不明的财产合法化，就是承认了一个潜规则：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全国官员都如此效尤，则一发不可收拾，不出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就彻底烂掉了。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胡锦涛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慷慨陈词。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联合发言说：“中共若再不下决心进行自身改革，必然失民心，死路一条。”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说：“中共若继续凌驾于人民之上，欺压人民，离亡党乱国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其他一些与会者明确提出要“还利于民，还政于民，还权于民。”

为了避免大动乱、大震荡、大破坏、使30年经济改革的成就毁于一旦，必须立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正义问题，建立国家长治久安的民主宪政体制。

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政治家错过改革时机惨痛失败追悔莫及的教训。当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往往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民变蜂起，大势已去，才下决心改革，但那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而去了。当今领导人，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党，也为了自己，必须当机立断，必须动真的，再不容空言搪塞了。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管住官员而不是为了管住百姓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官员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管住他的兽性才会“替天行道”，成为天使。自律是靠不住的。制度好可以使好官更好，坏官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坏官则放肆做坏事，好官也会变坏，不同流合污则被逆淘汰。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套体制和制度把官员关进了“笼子”，用权力制衡的办法使他们无法为非作歹。我们的制度最可悲的地方是千方百计地防范人民，让人民戴着“主人”的高帽子走进笼子，看着“公仆”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而毫无办法。老百姓想行使“主人”的权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罩着他，叫他张不开口，拿不起笔，迈不动步。

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外，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 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所谓“笼子”就是权力的边界。政府有政府的权力边界，法院有法院的权力边界，议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也都有各自的权力边界，执政党有执政党的权力边界，反对党有反对党的权力边界。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没有总揽一切的特权，各守各的边界，互相制衡，任何官员，包括总统、议长和大法官，谁都不能越界越权。我们分析一下克林顿腐败案，认识一下美国民主制度。

自1998年年1月白宫丑闻案曝光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绯闻进行了一年的调查。斯塔尔的调查是非常认真的，他竟然能够在莱温斯基的蓝色裙子上找到克林顿留下的污渍，这一证物后来成为这一性丑闻关键证据。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司法部官员，是总统的下属，但在他背后有立法和司法两大系统撑腰，克林顿不敢停止他的工作，不敢给他的调查制造障碍，更不敢对他打击报复。

众议院听取了斯塔尔作证陈情后，1998年9月11日向媒体公布斯塔尔的调查报告。10月8日，众议院批准对克林顿开展正式弹劾调查。12月19日，众议院以“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为由弹劾克林顿。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第5节，“众议院…专享弹劾权”。决定是否适宜在某时候进行弹劾的权力，只属众议院所有。所以，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要向众议院报告克林顿总统的案情。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3款第6节，“参议院专享审理所有弹劾案的权力。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前，全体参议员均须宣誓，如受审者为美国总统，则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审 ”。所以，众议院决定启动弹劾后，需提交参议院审理，但不由参议院议长主持，要把大法官请出来。

对总统是罢是留，是行使国家最高最大的权力。在美国，行使这个权力的不是执政党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在政权体系之外的某个超级强人或一群元老，而是代议制的国会。这个权分散到参众两院，众议院决定能不能弹劾，参议院决定弹劾能不能成立。最后由100名参议员票决总统的去留，少数服从多数不是简单的多数，而是三分之二的多数。把大法官请出来主持，则是为了避免参议院议长的操纵。这套设计是把神圣权力平凡化、把独断权力分散化的政治杰作。

1999年1月7日，克林顿弹劾案进入参议院审理表决程序。克林顿的婚外情是道德问题，民事问题，众议院弹劾的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错误，是为此事接受调查时“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率13名众议员来到参议院，向参议员们宣读了对克林顿的两项弹劾指控。12日中午在大法官伦奎斯特的主持下，参议院开始表决。55名共和党参议员和45名民主党参议员对克林顿的“作伪证”及“妨碍司法”两项指控逐一表决，12时40分左右，大法官伦奎斯特宣布，认定克林顿犯有两项指控的人数都没有到达宪法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即67人，因此克林顿在参议院审判中被判无罪。克林顿得以继续留任，但丑闻使他威信陡降，其一切政绩都处在丑闻的阴影之下。

院外公众的呼声对参议员的投票起了舆论导向作用。那几年美国经济状况一直良好。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3.9%，失业率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工资增长为通货膨胀的2倍，30多年来首次实现政府预算平衡。虽然不少人对克林顿的品德颇有微词，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经济繁荣是他的主要政绩，反对罢免他。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美国的国家权力机关非常注意倾听和尊重民意，绝不和民众对着干。

公众对党派斗争非常厌烦，特别是对共和党借克林顿绯闻案大做文章极为不满。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1998年，支持共和党和反对共和党的民众比例分别为46%和32%，1999年则为38%和55%。

克林顿总统是生活在“笼子”里，他的一举一动被严密监视着，连“包二奶”的自由都没有（更别说贪污受贿了），跟情人幽会了几次，就上了报纸和电视，把人丢到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不幸”的；共和党想借机发难，把他搞臭，为下次竞选上台做铺垫，这个“笼子”屏蔽党争私见，保证他能够得到公正对待，“不以寸朽弃连抱”，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使他有机会将功补过，体面地把总统做满任期，这又是他的幸运。这个把总统关起来的“笼子”，既限制了总统，又保护了总统；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防止了民主的滥用；既尊重了多数，又保护了少数。

凭这一套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美国实现了南北战争后140多年的稳定、和谐。不是说美国的体制和制度尽善尽美，而是说它能够倾听民意，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国家政权决不和主流民意拧着干。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游行示威，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69年就有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与此相对立的列宁创造的“更高级的民主”——苏维埃，由于拒绝任何改进和修正，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搞了70年被人民抛弃了。我们请来苏维埃“苏大人” 当做“神器”供奉着，最近又被涂上了“中国特色”的油彩。可总设计师不这样认为，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毛时代的政权是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大至包产到户，小至一部电影，凡群众喜欢干的、看的，准是官方否定批判的。改革开放以后，当政者做了许多俯允民意得人心的事情（如允许包产到户等），也还做了一些与主流民意相悖的事情。最不该的是与部分群众结死仇，这不是政治家的胸襟。美国南北战争尚未结束，林肯总统于1863年12月8日发布《大赦与重建宣言》，宣布赦免所有叛乱者。这很值得我们学习。要说提高执政能力，就从民主执政开始。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都是一个“笼子”，民主国家是把官员关起来，专制国家是把民众关起来。我们搬来的专关百姓的“笼子”必须要改革，把民众放出来，把官员关进去。谁要是说我们的“笼子”比人家的好，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绝对是在代表贪官说话。

2008年12月16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