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上半年，一份高举政治体制改革旗帜的杂志悄然诞生。在中国报刊史上，这大概是唯一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刊物。它得天独厚，别树一帜，本来可以为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一定的贡献。可惜，它只生存了半年，便被“六四”后的政治狂飙扫灭了。为了使这个短命早殇的婴儿留下一些痕迹，像一滴水融进大河一样，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画卷上点染进自己的色彩，我作为一个最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事人，在这里把它从头到尾作一个记述。
一、概况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刊，研究会在筹备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要创办一份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刊物。在研究会成立前后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都把如何办好会刊列为座谈内容之一。如参加1988年4月17 日的会议座谈的，有中央党校的青年教师李忠杰、戴学正、王伟光、李小兵、庞元正、王怀超、姚鹏等；参加8月5日的座谈会的，则是校外的青年学者，如黎明、王至元、符国栋、王焱、荣敬本、朱家明、武欣、白南风、王军涛等。他们在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成立研究会发表了许多高见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创办政治体制改革的专业期刊，并且提出了一些办好刊物的建议。如：办刊物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追逐短期效果，应该一开始就打出自己的特色；要在众多的刊物之林里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能目光短浅地追求新闻效应；既要从理论宣传的角度出发，注意普及性，也要有一定的深度，具有前瞻性；既要有改革理论的研究，也要反映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刊物容量可以大一些；每一期都应该有一两篇调查报告，提供政治体制改革的典型经验；除了公开的刊物外，还可以办一份内部增刊，讨论一些比较尖锐、比较敏感的问题，在内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也可供高层参考；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不仅是民主问题，还有观念的问题，制度、机构问题，还牵涉经济体制改革，办刊的视野应该宽一些，栏目可以多一些；等等。
8月11日，我们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申请登记，12日便得到了批准，并发给国内统一刊号：CN 11—2512。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由我担任主编，副主编是王贵秀、石肖岩、田夫。编辑有7人，按照姓氏笔画排列，是：冯仑、李健、李兴国、周为民、柏铮、姚鹏、盛斌。
要办刊物，最紧迫的事情是组织稿件。在研究会的理事、干事们的努力下，在大体有了两期多文稿的情况下（包括预约的稿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按计划在1989年1月15日推出了创刊号。创刊号为十六开本，96页，后来各期也都保持了这个规格。刊物每份定价1.95元，初期订户六千多，加上赠送和保存，每期印了一万册，开支印刷费、稿费等约一万八千余元。预计达到一万订户就可以收支平衡，但没有达到就停刊了。
创刊号设置了10个栏目，包括“京华寄语”、“述评”、“座谈纪要”、“对策意见”、“经验介绍”、“争鸣园地”、“考察报告”、“个案分析”、“时论摘要”、“有史为鉴”等，发表了21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和介绍了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胡振民的《破除“官本位制”》，张宗厚的《建立法治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黎鸣的《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论我国当前改革的出路》，王逸舟的《政治现代化七议》，吴稼祥的《腐败的抑制：三种机制及当前的选择》，崔佩亭的《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都不乏创见，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浓厚的亲切感、新鲜感。
在3月15日出版的第2期上，增加了“海外纵横”、“时政随感”、“采风录”等三个栏目，除了8篇关于机构改革的文章和8篇“时论摘要”外，还有曹思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走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之路》，吴敏的《还权于政》，王振耀的《新制度的发育与体系化——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人事制度十年演进及面临课题》，陈复东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孕育》，罗立为等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与出路》等。这些文章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5月15日出版的第3期增加了“宏观思考”栏目，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包心鉴的《论人民大众的参与》，李淳的《在完备的法制基础上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李根深的《从制度建设入手解决党政机关廉洁问题》，王伟光的《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动乱》等，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同期还登载了廖盖隆的《五四运动和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王小平的《腐败与政治现代化》，也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前三期还有两个值得一说的内容：一是连续三期都有《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记录了我国社会从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到1988年10月底的政治动态，为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另一个有意义的内容是第2、3两期载有以《采风录》为题的民间谚语歌谣述评。鉴于作者的《“采风录“小序》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把它全文转记在这里：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采集民间的诗歌谚语以了解民情政情的传统。《汉书艺文志》就记载着‘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民歌民谣往往是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的深刻而形象的反映，它像一面多棱镜，从各个不同侧面映照出人民纯真的感情和简朴的希望。因此，收集民间的歌谣谚语，从中了解民心所向，发现社会某个层面存在的问题，是改进我们的工作——从体制、作风到方法——的一个很好的捷径。
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来说，民心向背是是事业盛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古语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这句话就简练而深刻地表述了这一真理。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与震动，在这个不断变动的形势下，尤其需要倾听来自群众的呼声。当然，民谣民谚一般是以漫画式的夸张语词来反映社会问题的，所以有时不免失之片面，有时甚至是以扭曲的形式反映出来。但我们不能要求它具有科学定义的缜密性，就如同不能要求漫画与照片相同一样。包含在民歌民谚中的合理内核，有时会比某些严肃的科学论断更值得玩味思索。我们设置‘采风录’这个栏目，就是想开辟一个反映群众爱恶和企求的窗口。希望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了解民心政情，‘观风俗，知得失’，进而做到‘自考正’。如果能起到这么一点作用，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2期评述了4条“时风”，如：抨击检查团腐败的“检查检查，吃了不查；验收验收，有礼就收。”讽刺“三不式”干部的“喝酒七八两不醉，打牌一两点不睡，干好事样样都不会！”。第3期也有4条“时风”，如为胡耀邦抱不平的反讽民谚“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公仆不能下。”（按：最后一句应为“小平不能下”，有人提出不要提邓小平为好，最后改为“公仆不能下”，印出来后我有点后悔，不改多好） 还有一首是赤裸裸地描述社会众生相的：“富了投机倒把的，奖了弄虚作假的，提了溜须拍马的，苦了奉公守法的。”
在杂志上刊载讽刺时政的民谣，可谓别开生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这样做的杂志。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再尝试一下？
第4期在7月初就已经印好了，其中也有一些颇为可读的好文章，但因为对一篇文章意见分歧，没有寄发就销毁了。具体情况下面再说。
这份短命的杂志在形式上也有些特点。第一是目录采取直排，每期占两页，从左到右，独特而醒目；第二是从第2期起，在第1页介绍本期某些文章的主要内容，读者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本期有哪些精彩的篇章；第三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标题前，列出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或精彩文句，读者在阅读全文前可以有一个总体的印象。这里说的后两个做法，现在有些杂志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但第一种做法却很少见。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和热情，投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除了终审全部文稿外，还担负起版面设计、审读一校清样（为了修改版面）和三校清样（定稿付印）的工作。因为其他工作较多，这些编辑工作经常只能放在晚饭后做，往往做到一两点钟。虽然比较辛苦，我却因为这份杂志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而乐在其中。当然，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不愉快的矛盾，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次，我曾经戏称之为“内忧外患”：两次“内忧”，一次“外患”。
二、第一次“内忧”
第一次“内忧”发生在1989年2月。我把一篇题为《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编进双月刊的第二期。这篇文章是济南军区的一位青年军官写的，在此以前，他写过一篇相同内容的文章，发表在部队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在军委总政引起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他对那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补充，经由一位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研究生，交到我的手上。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主张“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变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为国家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使军队体制纳入国家统一体制”。文章认为，军队现行的领导体制“不符合军队国家化的要求，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关系不顺，军队发展脱离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的要求，军队建设离开国家法制的保证，决策缺乏透明度”，“给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带来许多弊端”。文章还提出：“现有的军队内部领导体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应逐渐转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军队中党的组织不再是权力机构”，“党委把权力交给行政首长”。我很赞同他的观点，略加修改就采用了。
有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我表示了不赞成发表的意见。他们的主要看法是：军队的问题比较复杂，而文章的内容又比较敏感，我们杂志初办，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千万不要“触雷”。我认为，军队国家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早晚会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不提还有谁敢提？何况这个问题已经在部队的内刊上发表过，引起了讨论，我们不过是扩大讨论的范围罢了。所以我还是坚持要用。这样一来，就在编辑部和研究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不同意我的做法，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也出来干涉。我成了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只好在三校清样时把这篇文章撤下来。
应该承认，当时把那篇文章撤下来是有必要的，常务理事会也有权过问这个问题。但是，我却由于情绪偏激，一时无法冷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在筹备杂志并确定由我担任主编的时候，有人提出成立编委会，我不同意。我主张实行主编负责制，有问题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常务理事会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实行主编负责制。我认为，这次撤稿事件，意味着常务理事会违背了对我的承诺，今后事事干涉，我就不可能再独立自由地开辟这片新天地了。思想一钻进牛角尖，做事就缺乏理智了。3月2日晚上，我写了一封给常务理事会的信，现在重读，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信来。我把信的全文抄在下面，使这个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能列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的短暂的历史里。
老史并常务理事会诸位：
关于《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一文，我尊重并接受常务理事多数的裁决，把它从第二期上撤下来。但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常务理事会收回对我作为杂志主编的授权，而我也就没有义务再留在主编这个岗位上。当然，为了减少第二期的政治损失（我不能不痛心地指出，这完全是由于你们的庸人自扰心理造成的），我可以作为编辑部的普通成员，对版面进行技术处理。但这是我对编辑部的最后义务，此后即不再同编辑部发生任何关系。
与此相联系，我与诸位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合作基础也已不再存在，因而也无法再担任干事长的职务，诸位另请高明吧！
杜光 1989、3、2.
这封很不像话的信后来有没有送出去？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可能是写完以后，出了心头的气，信就没有往外送了。事实上我还继续担任着研究会干事长和杂志主编，撤消文稿的事，并没有影响我后来的工作。
三、“外患”
大概是在4月下旬，我收到我女儿从美国寄来的信，随信附来纽约中文《世界日报》3月17日的剪报。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篇伪造的新闻，读起来颇有点惊心动魄。新闻不长，题文照录如下：
公然鼓吹多党制 触犯天条 官方杂志出纰漏 自打耳光
（本报香港讯）据十六日的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北平流传的一个消息说中共在最近突然收回了一本被认为内有鼓吹多党制文章的期刊。
北平的消息说，这一份杂志是由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出版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创刊号。它是在三月初才刚上市，但不久即被收回。据悉，下达回收令的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鲍彤。肇事的文章，是由该刊总编辑杜光所撰，题为《建立党的多样化》的论文。
鲍彤目前是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也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般相信，他一直是赵紫阳的亲信，也是中共党内主张较大幅度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人物。
杜光的论文首先介绍当前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特别说明，这些国家已允许知识分子和工人可以自行建立政党。因此，杜光认为，在苏联集团国家的政治改革目前已超过了中共所进行的改革幅度，中共不能也不应该忽略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杜还指出，多党制拥有相当多的优势，如果能有其它的党存在与共产党共同竞争，争取人民的支持，那么中国共产党将能被有效的监督。同时，多党制也可以监督政府使它变得更有效率，在此情况下，中共就可以解散它的纪检部门和监督机构。
此外，杜也建议中共裁撤设在政府部门与商业部门的党组织，他认为这将有利于共产党本身的体制改革。
据说，中共中央撤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其创刊号中还有一篇文章，鼓吹全面的军事改革。这篇论文由吉林省军区的一位军官所撰，文章说，裁撤军中的政治部门是符合专业化的做法。他认为共军中的各阶层的政委都应加以废除。目前共军中的政委享有和将军同等的待遇。
分析家说，鲍对于杜的文章未经批准即行刊登极表不满，由于政治气候的改变，他决定收回原先所刊登的文章。连赵紫阳这种强烈支持改革的人都说中共永远不会采行西方式的多党制。
虽然中共下令收回这本杂志，但是在市面上到处都可看到这份杂志在流传，中共目前仍极力在收回漏网之鱼。上周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杂志则又刊出了一篇立论不同的文章，不过鲍彤仍拒绝处罚该杂志的总编辑杜光。
这篇报道十分明显是捏造的，它虚构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仿佛真有其事；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语气。但其中也确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如关于军事改革的文章所出现的分歧，并不是毫无根据。至于多党制的问题，我曾在1988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过看法，其中有些内容，如关于“有效的监督”，和他们的报道有着“奇异的类似”。在当时，这个问题是十分敏感、十分尖锐的，只能放在脑子里，在会议上说出来，已经是非常大胆了，哪里还敢写文章？我到现在还纳闷，他们是怎么会获得这些信息的？关于军事改革的文章，争论发生在2月底，他们3月16日就引用了。这说明《南华早报》的驻京记者是十分善于猎取信息的。但他们根据这么一点点信息就造出那么个弥天大谎，就太离谱了。
但既然这事牵涉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我，还要加上鲍彤，我当然不能置之不理。5月10日，我给《南华早报》发了一封信，同时抄送纽约《世界日报》。信是这样写的：
“南华早报”主编先生大鉴：
鄙人最近获悉，美国中文《世界日报》三月十七日转引贵报三月十六日报道，谓中共中央决定收回由鄙人主编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创刊号，所述与事实完全不符。为此，特向贵报提出抗议，并申明如下：
第一，本刊创刊号及第二期先后于一月十五日、三月十五日出版，出版后即向各地订户发行，从未收回。
第二，本刊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斯会乃群众性学术团体，现有会员一千五百余名，包括北京及外地之学者、教师、政策研究人员，与官方机关并无组织从属关系。杂志对研究会负责，独立工作，并非“官方杂志”。
第三，贵报不仅声言本刊创刊号上载有鄙人所撰“建立党的多元化”一文，且对此本属子虚乌有之论文内容详为介绍，一如果有此文且曾目睹者，鄙人深感骇异。
第四，鄙人文章既非事实，则贵报所谓鲍彤对鄙人文章“极表不满”，“下达回收令”以至“拒绝处罚”鄙人等等，更无从谈起。
以上种种，望能以适当方式澄清，以正视听。
另邮寄本刊创刊号与第二期各一册，当有助于祛疑去讹。本刊初创，切需各界鼎力相助，至希贵报给予支持指教。
顺致
撰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 杜光
1989年5月10日
给两报分别发出这封信后，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当然也谈不到“以适当方式澄清”。2003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座谈会，收到一张名片，上面印的是“《南华早报》驻京记者”。我同她开玩笑说：“你们《南华早报》还欠我一笔债呢！”并把十几年前的事告诉她，她说回去后问一下。我没有期待什么答复，欠债一说，不过是“闲话一句”罢了。
四、第二次“内忧”
在第3期编完付印的空隙里，有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送来一篇文章，题目叫《莫斯科三月选举侧记》，那是她的在莫斯科留学的男朋友叶自成写的。作者细致生动地描述了1989年3月间发生在莫斯科的人民代表选举运动，深刻地介绍了、分析了所谓的“叶利钦现象”。
叶自成在文章里介绍说，叶利钦因为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认为犯了“政治错误”，被迫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初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同年11月底，叶利钦向人们表示，他宁愿不当部长也要当人民代表。在将于1989年3月举行的苏维埃换届选举前，叶利钦被排除在党内提名的候选人之外，但全国有二百多个选区提名他为候选人。他的竞选纲领有三个中心内容：第一是建立法治国家，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共产党都应向苏维埃报告工作；制定全民公决法，人民代表有权要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反对官僚主义，精简机构，把现有的90个部委减少到15个左右；制定新闻法，使新闻机构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第二是实现社会公正，反对特权；所有公民，从清洁工到国家元首，在享受物质福利方面应该一律平等；取消各个特供商品和特供商店；保护弱势群体，关注贫富不均现象。第三是加速经济发展，经济建设要转到关心人民生活的轨道上来；削减国防开支；实现“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大幅度地减少经济管理机构。叶利钦的竞选虽然受到党组织的排挤，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来宣传他的政纲。他在演说中强调共产党必须接受苏维埃的监督，向苏维埃报告工作；他声明没有支持多党制，但应该允许媒体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在党内和苏维埃内部，应当允许有派别存在；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应该直选；阿富汗问题应交人民公决，而不应由少数人决定；等等。
3月16日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叶利钦在竞选时的言论。同一天，《莫斯科真理报》刊载了一封攻击叶利钦的信。这两件事激怒了许多群众，人们自发地印发支持叶利钦的传单，纷纷举行支持叶利钦的集会。他们提出：“支持叶利钦，就是支持公正、平等、公开性和民主化！”“请投叶利钦一票，他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你们不怕引火烧身的人！”叶自成的文章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投票日之前的最后几天，支持叶利钦的运动规模由小到大，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形成了一股‘叶利钦飓风’，席卷了整个莫斯科。”叶利钦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
4月1日，《真理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总结选举的社论，提出：“今天我们应当考虑，为什么党委会支持的许多候选人在许多地区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为什么又有一些党委会不希望在代表名单中出现的、党的机构没有好感的人（例如波.尼.叶利钦），突然变成了得到人们强有力支持的人?”党报在这里所提出的，正是“叶利钦现象”的核心问题。
叶自成在文章里分析道：“叶利钦现象”的产生，首先，是苏联改革的产物，是公开性、民主化的产物，它表现了苏联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正是人们“追求公正”的心理，促使他们去支持叶利钦。其次，人民支持叶利钦，因为他们看到了叶利钦的突出的可贵的个性，他敢于牺牲个人利益去捍卫他认为正确的立场。第三，选举叶利钦，反映了人们既支持改革，又对近四年的改革没有带来明显经济利益的不满情绪。
我在读到这篇文稿时认为，苏联出现的“叶利钦现象”，对于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值得向中国人民、向党政领导人员介绍。但文章有三万多字，实在太长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删节，最后压缩到约两万字，编进第4期。不料，第4期付印后，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刊登的人认为，文章的内容，不论是“叶利钦现象”本身，还是叶利钦在竞选中提出的观点，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文章写的是苏联的情况，但杂志一发表，就成了针对中国现实而发的了，这样做的风险太大。这时已经是“六四”以后，风声鹤唳，更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有人劝我在刊物上登载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的讲话和四中全会公报，以冲淡那篇文章的影响，降低它的分量。这是一个低级的拙劣的主意，我无计可施，只好照办，改版后签字付印。但这样还是解除不了反对者的担心，他们请出研究会顾问、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在邢贲思主持的调解会上，他说，这篇文章不错，如果在文艺性的刊物上发表，问题不大；但在你们这个刊物发表上就不合适了。我无法抗拒，印好的一万册杂志只好放着，最后全部送造纸厂销毁。
1989年7月28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决定研究会暂停活动，会刊也停止出版。我觉得会刊的六千多订户订的是全年的刊费，可以考虑出一期5、6期的合刊，向读者作一个完满的交代。其他常务理事接受我的建议，但提出了一个我难以苟同的条件：一定要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而四中全会精神既歪曲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诉求的学生运动，又批判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要求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杂志贯彻反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不亦难乎？加上我接着就在中央党校的大会上，被常务副校长薛驹宣布停职审查，更使我的处境维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就在这样的压力下凄然殒命。
五、小结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挽回地殒逝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遗憾，也是社会的遗憾，我们民族的遗憾，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由于一个完全错误的决策导致的血腥镇压，使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的民族诉求被无情扼杀，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在这个恶劣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也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不迈过这个坎，政治体制依然处于专制主义的笼罩之下，所谓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无从谈起。因此，总有一天，近20 年前被雪藏的政治体制改革终究会迎来重生的曙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类的杂志将会重新作为理论园地和改革尖兵，活跃在中华大地上。我这样希望，也这样相信.（2008年11月20日完稿,12月13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