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9月18日晚7：00 地点：理教211
主讲人：高岛伸欣（日本琉球大学教授、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原告）
王智新（日本宫崎国立大学教授、《揭开日本教科书的黑幕》作者、旅日学者）
王选（七三一部队受害者的后代、七三一部队受害者诉讼代表团团长、旅日学者）
讲座内容:
作为北大学子，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的感召下，虽然我们仍旧是一介布衣书生，却依然无法释然那份不忘报国的古训，始终以民族昌盛为己任，以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批判精神关注着我们生活的社会。今天是九•一八事变70周年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里，回顾历史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以史为鉴，教育国人多多反省，自强不息。另一方面，牢记历史，研究历史，也是对于日本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新军国主义分子斑斑丑行的最好的反击。高岛伸欣教授是日本国内的正义人士，他连同去年这个时候来到北大讲演的东史郎先生正在作着很多本来应该我们去做但我们去没有做的事情。作为二战受害者的中国，更应该站在世界反对新军国主义势力的最前沿。希望今天的讲座有助于我们反省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曾作过些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希望我们对于历史的这份记忆和责任，不仅仅出现在几个特定的日子里，而这份记忆和责任在其他的大多数时间里则悄悄地溜走。
第一部分：关于状告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问题引起的诉讼案（主讲：高岛伸欣 翻译：王选）
背景介绍：在高岛伸欣教授参与的日本教科书案件以前，就教科书问题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的最有名的诉讼案是加勇三郎的诉讼案。加勇三郎教授于1952年写出了披露日本战争罪行的教材。他在1963年被日本文部省控告，说他写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对他写的教科书进行审议，要求它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多达200多处。其中内容涉及到南京大屠杀问题等种种日本侵华罪行。加勇三郎奋起把这桩官司打到日本法庭。这桩官司前后长达32年，一直到90年代后期才有了初步结论。结论的结果是，由日本高等法院判决，文部省的指控是违法的，加勇三郎的写作是合乎宪法的。这个诉讼案的结果表明了，在日本，虽然军国主义（即旧军国主义的遗毒还没有肃清，而新军国主义的气氛还在滋生）仍然存在，但还有广大坚持正义的日本学者在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一道为了坚持正义而战斗。加勇三郎是其中之一，高岛伸欣教授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知道教育不是一般的职业，它有陶冶社会思想、引导舆论的作用，也对整个社会政治的认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涉及到日本年轻一代怎么看待他们过去的历史，怎么对待未来中日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出于对这些可能引起的重大问题的考虑，高岛先生再次状告文部省。这就是高岛教授在以下的发言中所要谈到的问题。
发言正文：
大家晚上好，我就是刚才所介绍的高岛。我原来在中学教书，现在是大学教师。今天能和这么多年轻人见面，我真是非常高兴。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活动，之后我希望大家向我提问题，我再进行回答。
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大家所关心的，也就是成为话题的这本教科书（出示一本教科书，中文译名《新历史教科书》）。这是由日本一部分文人所制订的一部内容完全错误的教科书。在我看来日本政府是不应该通过审查、鉴定这部教科书的。我现在和日本政府打的这个有关教科书的诉讼是从15年之前开始的。按照我15年前开始这个诉讼时政府发行的鉴定教科书的标准来看，这部教科书按理说是不应该被通过的。但是15年后的今天，政府却使这部教科书通过了鉴定。这部书是日本政府中的一个部门——文部省通过的。它能被通过的原因是，日本政府中的鹰派和右派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这部教科书通过了审查和鉴定。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传达了不应该使这部教科书通过鉴定的意见，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这部教科书已经被通过了。接下来，作为我们日本人，出于社会责任，我们不得不开始“收拾”这部教科书了。我们这些学校的教师们发起了一个使这部教科书部被采用的运动。在几种教科书中应该选取哪一种作为教材是由地方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决定的。可供选择的教科书一共有8种，大家今天看到的只是其中一种。如果今天这种教科书部被采用，其他7种还是可供选择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市民运动就向全国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呼吁，不要选择着一种教科书，而从这种教科书以外的其他7种教科书中进行选择。我们这次运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使得全国使用这本教科书的总数目只有521册。（在黑板上写下以下数字：521册/132万人）132万人是明年要进入中学一年级的学生的总人数。其中只有521人会使用这部教科书，使用率仅有0.039%。但编这部教科书的原定目标是使用率到达10%，也就是说至少有13万中学生能用他们的教科书。所以说事情的结果是他们的彻底失败。但是我想，取得这样的胜利不仅仅是靠我们日本人的努力。因为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的其他近邻国家也有了强烈的抗议呼声，所以这些教育委员会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从这个运动的结果中也可以反映出日本国内民主运动的现状。在日本，对民主主义的解释是按照欧美国家三权分立的定义来对学生进行解释的。也就是包括国会、行政部门和法院三部分。从理论上说，这三个部门互相之间进行制约，从而得到一种平衡。但是战后在日本掌握政权的一直是保守的自由民主党。所以50多年来，不管是国会还是行政部门都得看自民党的脸色。所以说，行政部门之一的文部省审定通过这部教科书是因为受到了政党政治极大的压力。象这样的事情在日本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开始认为，在向学生教授社会课程的时候，仅仅是把日本社会解释为三权分立是不够的。我们和学生一起讨论，还应该加入哪些成分才能使解释更加全面呢。我认为，还应该加入媒体的作用。媒体在欧洲国家也被称为是国家的“第四机构”。但是仅仅加入媒体的作用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也可以起到牵制作用。在日本，按照宪法，地方政府并不必须要服从中央政府。所以在我任教的琉球大学所在的冲绳，我们就提出要减少驻在冲绳的美国军队。日本在战前因为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所以它成为了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工具。吸取这一教训，现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有自己的自主权。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没有必要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的关系的存在，对本来三权分立的系统也起了一种牵制和监督的作用。通过这本教科书审定的是中央行政部门，但是决定不使用这部教科书的却是地方政府。所以说，在使用教科书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中央政府要求的去做，而是履行了民主主义的精神。日本的许许多多不知名的群众团结起来，向地方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提出不准使用这部教科书。国家的主权者是国民，国民有选举权，可以选举国会议员。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对国家的权力机构进行监督。比如国家或是地方政府如果做出违反民主主义精神的事情，市民就可以发起市民运动反对它们。开始的时候，有些地方政府的教育委员会是决定采用这本错误的教科书的。但是抗议的传真不久就不断地传到这些教育委员会，全国的总数大概有几千万张。所以这些教育委员会不得不重新开会，最后放弃了原来的决定不再使用这部教科书。所以说在日本，除了三权分立的体系外，媒体和地方政府也再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在起作用。这些权利机构都被包围在国民圈中，国民对它们是有监督作用的。所以可以这么说，国民在使这部教科书不被采用的过程中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的。通过这次市民运动，我们大家发觉，民主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维护的。我们教师也在教育我们的学生，作为国家的国民和主权者，一定要维护民主。我已经任教40年，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也是这么教我的，我也这么教我的学生。所以说这个教育半世纪以来一直是持续着的。
我个人认为日本社会除了以上说到的5个组成部分以外还有另一个牵制力量存在。通过学校的教育，学生对违反民主主义的行为就会产生义愤。在成人的世界（非学生的世界），有时会由于权力的分配、利益的关系会有让步和妥协。我自己曾经也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妥协的经验。但是学生就不会这样。在座的各位肯定也有同感，也就是说你们比成年更有正义感。所以，因为学生受过民主主义教育，只要他们发现有反民主主义原则精神的事情发生，他们就会产生反感情绪，我们教师再把他们的这些呼声传达到成人的社会中去。这些正在做反民族主义事情的成人们会感到很难为情。而这些在校的中学生再过几年就会有选举权了。所以说，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事情通过学校教育的网络在全国就可以广泛地让学生们知道。如果能在学校真正实行这种民主主义教育的话，那么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它们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学校的作用不仅仅是培养个人，它对整个社会也有推动的作用。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也有同感，自己学习并不是为了自己一定要取得好成绩，还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我在5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个学校对社会可以起监督推动作用的主张。许多教育界的人都赞成我的这个理论。但是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因为觉得监视它们的眼睛多起来了，就感到不高兴。但是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对权力的监视作用会越来越强。因为日本国民对这个理论是很支持的。这个观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的著作。
我是1993年6月开始起诉的。文部省要求我把我写的教科书中4页的内容全部删除。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可是一旦我拒绝这么做的话，240多页的书将全部无法通过文部省的审查。我们为了出版这本书花费了2000多万日元，所以文部省一旦把这本书枪毙掉的话，出版社就会破产。后来我们只好想了一个办法，让另外一个人把这本书改头换面一下，最后才通过了审查。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服气，所以我就起诉了，我提出政府要删掉我编写的教科书中4页的做法是错误的。原告只有我一个人，被告是文部省大臣。98年4月我胜诉了。我之所以能够，说明了不仅仅是我个人，而且法院也对政府的做法表示了义愤。媒体以及许多日本人、亚洲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对我表示支持。所以我有这样的体验，觉得在日本，由六个部分（国会、行政部门、法院、媒体、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共同发生互相牵制监督的政治系统正在形成之中。此外，日本的国民大众也在发挥着监督的作用。我想再次强调的是，这部错误的教科书的使用率之所以能这么低正是由于这六个部分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我想日本政府今后肯定还会做出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事情的。所以除了应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以外，还应该和日本的国民大众团结起来，取得它们的支持。此外，你们作为中国大学生，也应该多和日本大学生进行交流。比如可以通过互联网与日本大学生联系，把你们的意见、思想告诉他们。
我讲的时间差不多了，对于我刚才所讲的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进行回答。
第二部分：（主讲人：王智新）
我学的是教育学，现在又在日本教教育学，所以对教科书问题有一些新的和体会，现在和同学们进行一下交流。
刚才高岛先生已经谈到了教科书的问题以及他打教科书官司的问题。当然，这部错误的教科书的使用率是0.039，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个数字就就此掉以轻心了。因为教科书问题在日本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问题。在1976年就有过一次教科书问题。当时写教科书的人把“侵略”改为“进出”。到82年又发生了一次教科书问题，即编写《新编日本史》。这两次都是修改高中的教科书。问题主要都发生在近代史上，比如侵略中国的问题，他们不承认。而86年的教科书则被誉为是天皇的教科书，把天皇的历史写得很好。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也就是说认为日本并没有错，只是因为是二战结束后的审判给日本加上了罪名，所以不要受到历史观念的束缚，应该自由地思考问题。他们是滥用了“自由”两个字。在自由主义史观的指导下，这些人就成立了一个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写了大家看到的这本初中的教科书。
我是1985年到日本去的。可是当时我到了日本后心里就很纳闷。到底哪个国家是战胜国？哪个国家是战败国？战争是谁挑起的？这些到了日本就看不清楚了。我到了日本以后不久，日本8月6号就开始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又是纪念长崎原子弹爆炸，到了8月15日又是战败纪念日，气氛是很沉闷的。这样一来好像日本岛成了二战的受害国。而在中国国内这种纪念的气氛却不是特别浓。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象我在国内学国的历史都颠倒过来了。所以我认为，二战是结束了，但是战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型的战争还在一直继续，这是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的。日本人的记忆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记忆认为他们是真理，他们是自由的。而我们这些其他的亚洲国家受了日本的恩，不报答日本，反而老是在骂日本。日本人认为，在一战和二战里唯一和欧洲白人国家进行的只有日本，日本为了把中国、朝鲜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打了半天战，最后失败了。而这些亚洲国家反而不感谢他们。这就是日本当前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观点一旦写在教科书里面，日本的学生学习了之后，今后你们（在座的同学们）与同年纪的日本人对话会发生什么结果？你们对话肯定无法进行。两个民族一旦无法对话，就会产生隔阂，就有可能导致战争。所以我觉得教科书的问题应该从这个方面来思考。我们除了看到日本人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发动九一八事变外，我们还应该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应该如何热爱和平、如何热爱我们今天的生活。这就是我今天想谈的第一个问题，即有形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无形的和记忆中的战争还在继续。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教科书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教科书问题由三点要想同学们解释。
1、教科书的问题主要出在日本的政府上。日本的教科书是“官管民编”的。也是就说，
官方进行管理，由民众自由编写。只要按照日本的“学习指导纲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学大纲进行编写就可以了。然后再提交政府审查，通过之后就可以使用。问题主要就在“学习指导纲领上”。“学习指导纲领”实际上已经把教科书的框架、调子都给定死了。高岛先生和加勇三郎先生的教科书没有被通过就是因为没有按照这个官方的指导纲领来编写。这个“学习指导纲领”是在二战之后，也就是日本进行教学改革以后才形成的。1947年出台了第一个指导纲领，它在当时没有很严格的法律约束力。但是他写得很清楚：“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到了50年代以后，“侵略”两个字就没有了。到了60年代以后就更不提侵略了。1947年指导纲领中不写“侵略”不行，因为当时日本还在以美军为主的盟军的占领下。为什么一些最初的教科书写得很好，对侵略中国的问题有很多的反省，但是后来却不这么写了呢?因为当时对教科书的编写和检验都是比较宽松的。到了60年代以后，日本有了高度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起来后，很多军国主义思想又开始抬头。所以教科书的审查也就相应的严格起来。加勇三郎因为在教科书中写到了如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亚洲的暴行等等，检查的时候就被要求删去这些内容，否则教科书就不能通过。所以说，日本的“学习指导纲领”是由法律约束力的。日本政府否认这个指导纲领没有法律约束力，这完全是遁词。
2、在教科书得审定过程中，检定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检定官是文部省的官员。但是检定官中有很多是军国主义思想和保皇思想很严重的人。因为在日本曾经连甲级战犯都能够当上首相，所以有保皇思想的人当上检定官也是不足为奇的。在当上了检定官以后，他只要觉得有些内容不服和他的胃口和想法，他就可以以“不符合教育意义”为由要求编写人删除。二战结束前日本有一个叫“朱光会”的组织。二战结束后，占领军就勒令它解散了，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组织。但是它解散了以后，又成立了一个“东京教育检查会”，其中有一部分人担任了检定官。这样的人当了检定官，可想而知，对那些不符合他们胃口的东西是肯定不让通过的。这样的人再培养出很多人，就一直把持着教科书的审定。此外，检定官还会充当教科书编写的顾问，指导教科书的编写。所以说检定官的作用很重要。
3、日本政治家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比如日本首相，他们表面上可能说得很冠冕堂皇，但是他们又会鼓动右翼分子去编写教科书。通过日本人民的运动，今天虽然右翼分子编写的教科书广泛使用的企图失败了，但是右翼分子没有就此罢休。因为日本的教科书每4年检定一次，所以大家再过4年以后肯定还会听到有关教科书的问题。右翼分子声称他们下次还要写小学教科书。所以说教科书问题至今没有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比如它从头到尾就在反对中国。比如，我们中国一致强调中日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但他们却强调根本就没有友好历史，中国历来是打压日本的。我们知道日文中使用了许多汉字，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字和中国的汉字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套系统，只是还没有找到起源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世界有4大文明，但是他们说日本文明是世界第5大文明，是清水岩石森林的文明，这第5大文明一直和4大文明相抗争。虽然今天日本错误的教科书的使用率只是0.039，但是在日本曾经出国一本名为《国民的历史》的书，销量达几十万册。原因在于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挠到了日本人的痒处，他们看了很舒服。这本教科书之所以不用，只是因为亚洲国家反对得太厉害了，不必为一本教科书搞得鸡犬不宁。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让步了。所以说我们要一直坚持向日本人民说出我们的要求，向他们提个醒，否则不知又会冒出什么其他问题来。
总之，我认为教科书的问题不仅仅是国与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问题，而应该把它提到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的问题的高度来思考。我想在座的日本朋友也是这么想的。
第三部分：（主讲人：王选）
我80年代到日本留学，在95年，我从日本的报纸上了解到有日本人到我的家乡调查细菌战，我就参加他们的调查，之后帮助受害的老乡们准备对日本法院提出起诉。我们从97年开始起诉，现在已共有180名原告。他们来自湖南省和浙江省，主要是细菌武器使用的受害者。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广泛地使用过细菌武器以及化学武器（至少2000次以上）。这在当时的战略上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受害调查一直没有全面进行，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对细菌战和毒气战在军事上、战略上所起的作用还没有一个全面的估价。所以我希望你们年轻人中会有人把这作为研究的题目。因为只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估价后，就会改变对当时战争的很多看法和认识。也就是说，日本是以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战争的，是以什么方式取得胜利的。因为日本人一直说，他们是败给原子弹的，不是败给中国人的。
下面我想讲一下我刚刚去开的旧金山会议。世界华侨中有一个名为“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和伯克利大学地域研究中心、其他一些亚裔的学术团体、犹太人团体、美国二战战俘劳工团体一起召开了一个庆祝《旧金山合约》50周年的集会。我觉得这个集会非常成功。我只能讲一些印象性的东西。首先，到会的人数很多。此外，在旧金山举行了一个露天音乐会，一共持续了6小时，唱的都是二战歌曲，共有2万人参加。我当时的印象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主要都是知识阶层的人，都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思想来参加的，是来思考的。而且这是来自世界的各种人种的一次集会。在会上对美国帮助日本逃避战争责任的做法批判的非常激烈。我当时觉得这次会议很可能成为当年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市民运动的前兆。虽然九一一事变以后这种趋势一下子被冲淡了，但是我可以看出美国知识界是很有正义感的。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史很明显的。在议会中的斗争也很明显。去年克林顿离任以前通过乐一项提案。即，美国政府公开自己持有的所有的关于日本皇军的档案资料。目前档案仍在整理之中。但是因为美国有一条法律，即，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档案可以不公开。这就是一条软规定。所以整理档案的人的作用就很大。最近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是，美国二战时的战俘劳工有权向日本企业要求赔偿。这就是突破《旧金山合约》规定的不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一个缺口。
大家一定都觉得细菌战只是历史，其实细菌战仍然再威胁中国。七三一部队用飞机投放细菌攻击的的第一目标就是浙江。按照科学上讲，凡是鼠疫流行过的地区起码要进行50年鼠疫菌的监测。如果这个地区在50年的监测中不再有鼠疫菌或者鼠疫菌的抗体阳性的话，这个区域就可以不再算作污染区了。但是浙江省几乎所有由于日军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区域直到90年代还发现抗体阳性。也许我们还要再监测50年。而这个监测过程是极其繁琐的过程。所以说细菌战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是长期的、绝对性的。
鼠疫和碳菌被石井四郎称为最有效的细菌武器，因为它们会自动去杀伤。（出示近10幅由于碳菌的污染而造成的患烂脚病的老人照片）。这根本不可能是自然引起的疾病。因为碳菌引起的病在人与人之间几乎是不会传染的，这些人都是在1942年夏天突然同时生这种病的，金华的一个村当时一下子就因为烂脚死了100多人，此外还有许多人被截肢。但是之后很快占领了本地区的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人得烂脚病，原因就在于日本人从来不用当地的水。
我们的诉讼已经开庭25次，11月和12月还有两次开庭，明年初判决。
第四部分：现场提问
问题一：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高岛伸欣：日本的所谓“右翼”完全是思想上的右翼。他们在日本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是：日本已经持续了十年经济危机，日本人民中间有很大的不满情绪。我们可以记起，在一战以后，德国因为战败使德国人民受了很多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希特勒上台。我们必须警惕再有象希特了这样的人上台。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也希望亚洲人民有什么想法也告诉我们。
问题二：为什么有些日本人会很傲慢，看不起中国人？
高岛伸欣：我承认在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的态度。当然造成这样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因为教师在学校里没有很好地把过去的历史交给学生们。日本的历史从古代开始教起，但是还没教到近代史的时候课就已经结束了。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如此。最近才从近、现代，就是明治时代开始教。这个实验从十年前才开始，所以必须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结果。此外还因为日本整个社会没有很好地对战争进行反省。战争时期的日本人都认为中国人不会抵抗，也没有力量抵抗。因为日本的战前教育都认为中国人是低等的，看不起中国人。把这些错误的观点教给日本人民的当然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最热心地鼓吹这个观点的是福泽谕吉。一般的日本人却都认为他是非常优秀的近代思想家。他在他的《脱亚论》中提到日本应该摆脱亚洲，进入欧洲，所以也就应该象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把自己的周边起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政府正是根据他的理论去做的，把韩国变成了殖民地，对中国进行了侵略。福泽谕吉的观点的错误在二战中已经被证明了。但是日本人在战后在检讨为什么会战败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反而还把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1984年出版的日元纸币上。当然在纸币发行的时候我们也曾提出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因为抵抗力量不强，所以这种纸币一直被使用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弱的。我们这次已经成功的制止住了错误的教科书的使用，但是下一次再次出现教科书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否再次阻止住，现在还无法下定论。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日本人有对自己侮辱的态度的话，应该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态度是错误的。
3、日本首相为什么会参拜靖国神社？
高岛伸欣：靖国神社中供奉着许多超过一般士兵的亡灵。在日本，这些战死的人的后代有一个组织叫做“日本遗族会”。此外，从战场上回来的人有一个组织叫做“战友会”。这些组织对政治家是很有影响的。他们威胁说，希望首相能够去参拜。这两个组织很庞大，在全国都有支会组织。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就把选票全都投到了自由民族党的一边。所以，为了在竞选中拉到更多的选票，不能够忽视这两个组织的要求。但是这些组织的人的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所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应该会越来越小了。但是小泉首相还是去参拜了神社。可能是因为他对下次的选举没有把握，所以把事先作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