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直很平静，只是有一种久违的全身心投入之感，所以连续两天读到深夜——工作以后，这样的读书经历已经很少见了。全部读完以后，我开始查找资料，准备写一个书评。然而在掩卷后的第三天，在一个不期而至的时刻，忽然有一种强烈的灼痛蔓延了整个身心。我把这本书贴在胸口，闭上眼睛静静默想了近十分钟，才平息下来。这种感觉，我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时有过，读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时有过，却很少在阅读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时出现。
这很不正常——我是指屡被远隔时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打动，却对近在身边的声响无动于衷。毕竟，种族文化地缘历史宗教信仰，各方面的差异注定会在作者与读者之间造成一定的距离和隔膜，那些岁月中远隔重洋的伟大心灵植根于异邦的国土，对于理解世界和自身，他们能够提供充分的人性角度，却无法提供足够充分的社会角度。然而中国文坛的疲软，决定了我们只能从遥远的方向汲取心灵的养料。
陈行之的出现，弥补了这个遗憾。
路遥说过这样一段话：“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我一再说过，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选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
陈行之与路遥这一对挚友，在创作上遵循的是同样的原则。《危险的移动》敏锐而又平静地展示了我们的生存处境。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个作家设定的情境中，看似平静的生活外观下潜藏着巨大的心流。作者建构的是微观世界里的个体命运：以一个小小单位中某一个权力点为中心，辐射到上下四周所有相关的人物，条分缕析地展现出权力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以及每一个人在这种处境下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它带我们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却使你相信，这其中的每一个人你都能轻易在身边找到，甚至这其中每一个人，都是你某个时刻心流的一部分，你的欲望，你的奋争，你的妥协，你的茫然和无奈，你在利益当口的算计，你的得到与失去……
在这部小说中，陈行之塑造了众多人物，据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就有50多人。这些人看似各过各的生活，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被编织在“权力”这张大网内，彼此发生着微妙的联系。众多人物的塑造，有的着墨较多，有的只是寥寥数笔，却无不丰满立体，有血肉心灵。这得益于作家对生活敏锐的捕捉力、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物语言情态的生动刻画。每一句对白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每一种细微的表情我们都曾在生活中照面。小说家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重新唤起普通人模糊细碎的生活经验，把它们编织、汇集到一个完整的情节中，就像黑夜中忽然出现的一束强光，照亮了晦暗的一切，让人清晰地看见那只命运背后“看不见的手”，在怎样迅速而又无声地运作。
在《危险的移动》“后记”中，陈行之这样归纳这部作品：
“为一部长篇小说归纳主题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就像一部音乐作品，你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它表达的仅仅是某一种主题。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写了什么，那么我选择：社会与人生，权力与位置。前者宏观深远一些，构成背景；后者则是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东西。我关注的是权力资源分配者、乞讨者和谋求者的心灵状态。在现行体制下，人事变动每天都在发生，推而广之，人在生活中位置的变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本书描写的是不在其中的人很少了解的内情。这里所说的内情，一方面是导致人事变动的内在因素——权力资源分配者依据潜规则分配权力时的利益谋求和心理流程，另一方面，是权力资源乞讨者、谋求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动荡，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文学需要极端的东西，极端的东西既是必要的戏剧性因素，又是人的境遇的极致展现，无论技术上还是精神上，文学都需要这种东西。生活中，参与权力游戏的人远比我在小说中表现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权力斗争把人性中残存的善良演化为赤裸裸的卑鄙，甚至残酷到杀人和被杀的程度，我们总应当想一想：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我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一份病理报告，留下一份档案，不管关于人的还是关于社会的。”
我想，陈行之做了他想做的。
一位伟大的作家，不能仅止步于揭露社会的黑暗、人性的丑恶，还应当以深刻的思想去探寻一切的成因，并且对人类无法超越的苦难和人性之脆弱胸怀深沉的悲悯。
在“极权主义微观生活谈片”系列文章中，陈行之曾经引用米德的一句话：“对社会心理学来说，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不是部分先于整体而存在；而且部分要根据整体来作说明，而不是整体要根据这个部分或某些部分来作说明。”通俗一点说，也可以理解为：之所以绝大部分人都采取这样的方式生存，其根本原因应该从社会整体环境中去寻求。只要你尚在生存，你就无法绕开这个命定的处境。因此，陈行之批判的力量更多地用于剖析社会的“病灶”，而并不对他笔下的人物作任何道德评判，在这个层面上，他只是力求客观地还原生活的真相，写出他所看到的事实。他甚至这样说：
“当社会正义缺席的时候，权力会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东西。它屠杀的是人的心灵。而正义的缺席不仅仅是因为制度，这里还有更深刻的人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于笔下所有的人物都充满了同情——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问我的人物，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
这段表白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福楼拜的典故：一位友人拜访福楼拜，见他坐在门口痛哭流涕，赶忙询问。福楼拜回答说：“包法利夫人死了！”友人忍俊不禁：“你不让她死不就行了么？”福楼拜激动地说：“包法利夫人不能不死，非死不可，我也救不了她！”
或许伟大的作家都是一样：他们观察生活，却决不为任何私利驱使对它进行粉饰；他们深怀悲悯之情，甚至为笔下的人物深深痛惜，却决不会更改人物应有的命运——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情怀，才使他们深味人性的复杂和脆弱，才使他们的作品因客观、公允、真实而更加动人。
负责任的文学家会让他们笔下的人物符合人性的、社会的、历史的规律。因为生活的真实就是这样，这个社会的真实就是这样，于是那些被纳入了小说家轨道的人物的命运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位优秀的文学家笔下人物的命运轨迹，就是我们的命运轨迹。社会倡导多元，然而我们不得不痛心地发现，我们的选择依然如此至少；我们每个人，实际都在按照同样的“潜规则”在同样的情境下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行之小说的确是一份珍贵的社会病理学“典型”报告。
亚历山大·蒲柏有这样一首诗：“茫茫苍海夜，万物匿其行。天公降牛顿，处处皆光明。”其实对于客观性的探索和追求，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人作为主体渴望了解的对象，也并非仅仅是客体的世界，更包括了主体自身。生活瞬息万变，人性难以逆料，我们都生活在某种程度的被动与混沌之中，很难反观自身以及彼此理解。所以苏格拉底才会说出那句振聋发聩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我想，现实主义小说的功用之一，就是让读者得到一个视角，从虚构的“客观”世界中去观照、揣摩和思索，并发出与作者同样的疑问：“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或者更进一步——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于是我们才会更了解自己，也更理解他人。善是一种洞察的能力，由感同身受的理解所唤起的道德感，远远大于说教。好的小说帮助人理解世界、洞悉人性、获得宽容的力量，从而更好地生活。
由此可以认为，从某种角度看，优秀的文学家（至少是部分现实主义的文学家）所构建“客观”世界的努力，也是一门科学，它同样需要大量的观测和调查、严谨治学的态度、独立的思考以及实践的检验。
我认为，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中进行的描绘和探讨，已经很接近一份具体而微的关于中国“人性”的研究报告。相对于揭露社会的阴暗而言，对人性的深刻刻画所需要的，不仅有敏锐的眼光，还有宽广的心灵；不仅有面对丑陋世界的义愤，更有一份“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同情”。
作者的价值观往往决定作品的价值观，并最终决定后者的价值。然而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往往工具主导价值，手段压倒目的。挥才华之手易，捧悲悯之心难，并非每位作家都有“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同情”。幸运的是，在中国当代作家集体沉默的今天，我们还有陈行之。对于文学家的社会功用，陈行之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有过自嘲，他说：“文人其实推动不了什么，他们只是装作自己在推动什么。”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放弃要做点什么的念头。或许这亦是西西弗斯的命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正因为不断地超越自己，才显得如此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