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上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陕西涌现出一批颇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那时候属于中国社会也包括文学在内的破禁解冻时期，文坛和整个社会一样呈现着新思维的巨大活力，这些高涨着诗性激情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创造欲望表现欲望求索欲望都十分强烈。每有集会，这些来自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岭山区和汉中盆地的作家聚到一起，用陕西三大地理板块差异很大的语气和发音，竞相对刚刚出现的新文学流派坦率发言，或者向大家介绍自己刚刚读过的某部翻译小说的新鲜感觉。无论那些地域方言的发音如何大相径庭，有一个字的发音却是一致的，就是把“我”字发出类似“俄”的声音。北至长城毛乌素大沙漠，南到秦岭巴山的汉水坝子，以及被称作帝王之都的渭河平原，竟然以“我”字完全相同的发音标志出一条共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群用“俄——俄——”的发音慷慨激昂或沉稳睿智或俏皮尖刻地表述各自见解的青年作家中间，出现一个操最标准京腔的人，反而让众人感到陌生，感到有点儿不大协调。这个用京腔说话的人就是陈行之。
尽管陕西籍青年作家走出潼关，走到南方东方东部西部，常常会因“我——俄”的奇怪发音引起好奇者的模仿和善意的嘲弄。然而，在陕西境内的聚会里，陈行之纯熟顺溜的京腔却成为不合时宜不合地宜的弱势音响。有玩笑说，一窝土蚂蚱把一只洋蚂蚱箍住了。其实，这只洋蚂蚱和这窝土蚂蚱早已融会贯通为一体，他甚至已经与其中的一些人成为莫逆之交。
陈行之在这一茬刚刚冒出的青年作家群里，属于更年轻的一位。他获得大家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创作实力，确切点儿说，是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他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在颇有文学资历的《延河》发表，曾经引起这个青年作家群体的热烈反响，后来，《小说选刊》又隆重推荐给了全国的读者。素来只发表短篇小说的《延河》破例分两期发表《小路》，也获得了作家们的敬重，被赞誉为既有文学眼光识得好货又有博大胸襟不惜破格推出新人佳作的伯乐。
陈行之这一时期的创作属于青春激情诗性的喷发期，单是中篇小说就接连发表了十一部，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他是那种才思敏捷并且高产的青年作家。这批作品从题材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
前两类为知青题材和陕北题材，这两类题材有明显的差异，也有无法剥剔的筋脉拉连。陈行之从北京到陕北插队时，尚属从少年到青年过渡的那个稚嫩而微妙的生命区段，突然从首都北京踏进荒原秃山连绵不尽的黄土高原，从窗明几净的北京学堂进入用麻纸糊着窗格的昏暗的土窑，嚼咽土豆和苞谷小米，从事砍柴放羊抡镢挥锨的纯体力劳动，生活带给他的那种复杂感受，肯定要比落生在土窑火炕上的当地作家更强烈更敏锐，会获得更独到的生活视角。他写与他一同走进陕北的洋蚂蚱们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里心灵和精神所经受的炼狱般的洗礼，也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男女土蚂蚱们的生存形态，写他们对明天的期待，对理想的追求，对爱的渴望……陈行之是外来人，是洋蚂蚱，他虽不及当地作家对生活习俗的熟悉，却也避免了因为司空见惯而导致的麻木和不敏感，以及囿于一隅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多了一种新鲜和敏锐，多了一种较为开阔的眼光和更富活力的思维，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明显区别于同样以黄土地为题材的当地作家作品的气象，别具一格，独成一景，令人耳目一新。
陈行之的眼光和思维没有完全专注于黄土高原，他同时还投注于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这就有了他写作的第三类关注社会与人生题材的作品。中篇小说《生者与死者》在《当代》一经发表，就引发了较大反响，我也受到了震撼与启迪。就这部写作于八十年代初的作品而言，应该说，他是较早提出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人产生异化这个尖锐命题的作家。
上述三类题材的作品尽管生活层面上的距离较远差异很大，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徘徊其中，这就是：陈行之对社会和人如何求得健全发展的生存形态的思考。这既显现着作家的襟怀，也蕴涵着作家超前的思想。这是一个作家艺术个性的最重要最具价值的标志——独立体验所获得的独特发现。
陈行之在喷涌般写作的同时，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家》是至今仍令我这一茬年龄的陕西作家以温情兼着遗憾缅怀着的杂志。陈行之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贾平凹、路遥等都上过这个专辑，我也是幸运者之一。
土蚂蚱们敬重亲近这只洋蚂蚱，在于这只洋蚂蚱的文学之心文学之情是博大的也是纯真的，他自己在努力写作着，同时也在努力把他的同代朋友推荐出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和知名度。这是一个人的人品、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表现。
到九十年代初，陈行之工作调动到北京，我和朋友们以一种颇为矛盾的心情为他送行，既乐见于他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发展作为——北京毕竟天高地阔，并且是他的故土——也怀有走失一位好编辑好作家兼好朋友的缺憾。
十年以后，陈行之把这部名为《危险的移动》的长篇小说书稿寄我，读罢有诸多的感动和慨叹，最强烈的竟然是一种难以抑止的灼痛。其实，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通过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生活轨迹所呈现的波动起伏的心理脉象，就已经常常使作为读者的我忍俊不住吁出一口气来，惊叹这脉象正暗合着生活深层无形无序却得意地运行着的潜流的征候，触目惊心却无法捕捉，感知到灼痛却只能哑口。我很钦佩陈行之的这一双眼睛，这是一双既敏感又富于穿透力的眼睛。
关注生活的发展变异，把握生活运动的脉象，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天然属性和自然要求。陈行之面对纷繁的生活世象，显示出独特敏锐的眼光，又聚焦于一个独特的视角，营造出了一个接近于生活原生态的世界。《危险的移动》避开时下依然持续热着的“官场小说”的写法，选取处于纯官场边缘的一个“单位”下笔，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从“脚趾”上把握和触摸到了心脏搏动的脉象。
作家切入生活的视角，决定于作家感知生活的社会位置和角度以及艺术表现的种种需要与斟酌。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里几乎没有涉及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也没有肮脏的权色交易，他描述和展现的只是权力网里人与人极其微妙的所谓“关系”，处在这张网各个位置上的角色，在承上在启下在平行的关系里纵横捭阖的技巧，或者说一种别具特色的生存智慧。
在这张关系网里，有人把生存智慧和生存技巧练演到超绝如魔术戏法般天衣无缝，而表演过程也如魔术大师一样从容不迫矜持自如，然而却与魔术师仅仅只是取悦观众的小小目的大相径庭——发展自己扭曲对方，笑眯眯地置对方于死地而绝不心跳。被扭曲被置于死地者眼瞪得老大却找不到看不出哪儿出了毛病，接受扭曲接受龌龊的结局却说不出话来。
作为读者的我跳出被扭曲被龌龊者的具体局限，从最浅显一层说，人把天赋的智慧用到视野上的比例极小，而把智慧里最精彩的部分发挥到扭曲别人的功能上去了，这是一种浪费；稍微往深里想，这类富于生存技巧的人，已经形成生活深层里的一股潜流，得意地舞蹈于神圣的法典庄严和党纪政纪之下，而又不露声色，构成亵渎和蔑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及其危险的破坏力，即所谓潜规则。《危险的移动》演绎着解析着的正是这种潜规则运动的全过程。
陈行之以敏锐的眼力，把隐蔽在这一过程里的曲里拐弯的运行轨迹展示得惟妙惟肖；他以非凡的思想穿透力，把隐藏在其中的心灵污秽人格龌龊，解析得如丝如缕。我真切地感知到这种东西在当代现实生活里无声无响的渗透力，真切地感知到它对民族心理结构必然导致的异变和溃散。只是在这时，我才领悟到那个“移动”的“危险”的意蕴。这种危险较之于百万千万的权力金钱交易的危险可能更具破坏力，它游走在各种法典条律和公共道德评价之外，以至于使整个社会健康健全的运行机制空转。尽管本书没有大起大落的大事件大情节，却使我心灵深处感受到惊心动魄，后脊发凉，含混着难以化解的灼痛。
《危险的移动》无疑是把握住了生活发展到今天的脉象的作品。陈行之呈现给我们的令人灼痛的“危险”，自然在于引起社会的审视；处在这种“危险”中而不自觉或者麻木，又是更深一层的“危险”。这里，我又感知到作家陈行之面对生活面对民族未来的强烈的责任心，由此而理解作家保持思维的敏锐性和思想穿透力的原动力。这是作家应当获得社会和读者尊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危险的移动》的骨架是现实主义的，有一个大致依时序发展的故事，其中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一种鞭辟入里的透彻和鲜明，成为诱惑和引发我阅读兴趣的关键。我在翻译作品和本土作品的阅读选择中，最易引发兴趣的是对过去或正在进行的生活发出透辟有力的独自声音，人物形象心灵历程让我发出呼应以至称绝的作品。那一刻，我会感到自己被点亮了，从混沌里一下子走了出来，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会充分感受到小说阅读的意义和美的享受。《危险的移动》的阅读即如此。
时下的有些小说似乎陷入了某种误区，成堆成垛地堆积铺排某些陈腐的生活习俗，某些怪异的甚至不堪的细节，还要罩上一缕魔幻的时髦色彩，以为这就是文化。我感觉到了这类作品里思想力量的软弱，自然很难唤起阅读的兴趣。《危险的移动》卓尔不群，就在于作者所揭示的人物心灵各个层面的逼真和鲜活，这是陈行之的独自发现，也是我对现实主义创作获得自信的一个文本。
《危险的移动》的语言魅力，是不断激发我阅读的重要诱因。通畅准确的叙述语言，富于弹性和质感，通体呈现着睿智与沉静的叙述姿态，可以看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情怀。人物对话的精彩，取决于对各个角色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准确才有生动，才有个性的突显，才有艺术的质感，才会对读者产生可信和阅读兴趣的诱发。我在感知陈行之透视人物心灵隐秘的敏锐的同时，也很钦佩其语言表述的老到自如。它绝不是那种时下常见的为显示语言风格而故意强做出来的矫情语态。语言是小说的载体也是作家手中的工具，是作家完成创造的最直观最外化的形态。作家在酝酿某种新的创作时的诸多图谋和设想中，大到鸿篇巨制，小到千字短章，都有一个语言选择的过程，即要选择寻找到最适宜表述新的人物新的体验新的情绪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姿态，这是写作者的常识，也是写作者的基本功夫。鲁迅不可能用写阿Q的文字去写祥林嫂，也难以用《秋夜》的语言去写《社戏》。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中选择了负载半官半文知识分子生活形态心理情绪的最恰当的小说语言，透见出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和情绪，如同我们从鲁迅截然不同的文字形态里感知他对阿Q和祥林嫂绝然不同的情绪一样。从过去读陈行之的中短篇小说得到的印象，到这次再读《危险的移动》，单就语言而言，他的确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飞跃。语言风格的选择或者形成，从纯粹写作的角度来说，当是作家走向成熟并彰显成熟个性魅力的重要标志。
在我的印象里，陈行之从小说创作发轫之初，就是一位呈现着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姿态的作家。《危险的移动》最终证明他的眼睛一直关注着社会现实，他的笔触一直没有离开当代社会的潮涌和病相。
我想到杰克•伦敦。人们评价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和他们对生活有独到开掘的作品，自然与我写作的兴奋点趋同有关，绝无排斥和轻视那类虫鸟花草趣味的作品的意思，读者欣赏趣味的需要是多向的，触发作家创作的兴奋点也是大相径庭的。然而，读者群中确有较大一个群体喜欢阅读离自己生活的时代较近的作品，尤其是对既富于前进活力又呈现着某些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发出深刻的独自声音的作品。
《危险的移动》当属这类杰作。
2004年12月9日 二府庄
(这是陈忠实为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撰写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