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在本书出版两年半之后才读到它的，我不想夸大它所给我的震撼，也不想掩饰它给我的惊喜，它或许会带来对长篇小说这个文体评价和定位上的分歧，但谁都不会怀疑它的作者的才华，无论是文学的，还是思想的，哲学的，笔者甚至怀疑，主要是通过它，人们甚至要改变当年为王蒙先生所不满意的中国当代作家的“非学者化”印象。这就是陈行之先生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
一
从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就是对存在的勘探”来说，从更古典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来说，《危险的移动》都是确定无疑的小说。但是从它淡化情节的散漫式结构，哲理化、人性化的现实透视对叙事的干扰来说，它又接近于思辨性质的人学和哲学社会学。诚然，国内国外都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小说，但如《危险的移动》这样哲理化的结构，大量的思想性、学理性言论加入，至今在现当代中国小说界却绝无仅有。
这种阅读感受，在陈行之先生的本书《后记》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写了什么，那么我选择：社会与人生，权力与位置。前者宏观深远一些，构成背景；后者是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东西。”“本书试图说明：人的命运都是在移动中完成的，个体命运对欲望的追逐造成移动，某种强力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也会造成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命运既是自己的选择，又是非我力量的强制规定。”在这两段话中，有两处应该特别引起注意，这就是：一、没有其他作家会说，或敢说，他将“社会与人生”置于深远的背景；二、陈行之竟然敢于将“人的命运都是在移动中完成的”这个哲理化的命题作为这部小说的“主题”。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屡次告诉我们，“庸俗社会学”、“概念图解”、“思想大于形象”曾经因多次成为中国文学的疾患，被理论批评所抨击。它的正面作用是抵制了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对文学创作的侵蚀，它的消极作用是将“生活真实”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奉为文学评价的最高宝典，实际上降低了文学的思想精神意义，降低了对作家思想力量的要求高度。
在《危险的移动》一书中，陈行之多次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地位的重视，如“作家的较量最终是思想功力的较量”，一个作家“思想力量的不足”，将导致他很快“走出人们的视野”（P18）；如他指出当代文学中“构成时尚的那些被骟割了思想的轻浮之作，”“把整个文坛弄得热热闹闹，拥挤不堪”，这导致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生活的世界，只有故事，没有文学，文学的状态也就不可能作用于他们的精神生活”。这种状况造成了“文学的荒凉、思想的荒凉”（P276）。在《后记》中，作者更坦言他对这部五年前就完成的书稿的修改与补充，正是得益于五年来“文化领域的学者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危险的移动》中，纪小佩的导师历史学家方伯舒，她的博士生同学周肇基，苏北的西方记者朋友罗伯特?罗森，记录他思想和心灵的隐秘文本《札记》，都以嵌入的形式，以他们的学术言论和思想，将作品从形而下的现象世界，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思想世界。他们对作者所追求的“帮助人看清生活的质地和流向，使人能够为自己的灵魂一个安妥的地方”（《后记》）的文学理想的实现，从而加大作品的生活批判力度，使之显得深刻、厚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作品叙事本身就有性格分析、心理分析、社会人生思考的哲理化风格，所以专家、学者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都能融入作品的情节，具有深化作品思想内容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评价和议论明显游离于作品的故事之外，有为思想而伤害艺术的倾向。作者似乎太爱、甚至过于迷恋思想了，甚至对于明显离开了故事情节的苏北与罗伯特?罗森的几次对话，也不愿舍弃。这是对当前中国文学思想力量缺失的矫枉过正吗？
二
尽管作品中有许多对历史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对历史与人及人、人性的思考，但对权力与人的思考不仅成为本书的核心命题，而且成为本书最具思想发现价值和艺术生命力量的主要内容。正如作者所说，在一切人类社会形态中，每天都在发生着为当事人所渴望或并不希望的人事变动，它制造着得意、欢乐，也制造着焦虑和痛苦，它成就了某些人，也伤害了某些人。尽管它与每个人都有关，但却很少有人深层思考或者了解这些变动的“内情”：一方面是“权利资源分配者根据潜规则分配权力时的利益谋求和心理流程”，一方面是与前者交织在一起的“权利资源乞讨者、谋求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震荡。”“我关注的是权力资源分配者、乞讨者和谋求者的心灵状态”（《后记》）。将人在社会组织机构中的位置变动的真相揭露出来，是作者对生活的思想发现，是哲学问题，但将这种“真相”还原于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人的命运里程，揭示其精神的震荡和心灵状态，这就是艺术的发现，是美学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权力”是自从人类诞生进化以来，始终与人并存的一个久远的社会历史现象，它非但不天然反动或丑恶，反倒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即使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君王的绝对支配权力，也包含着臣民的隐性权利内容，如生存权、教育权、合法的私权；在现代公民社会，权力更与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基础是来源正当，使用合法，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危险的移动》中社会机构网络系统中的权力，指的是制度高位置点上的权力持有人，对下属人员的权力授予权与剥夺权，亦即人事权。它的正当与非正当，公平与非公平，决定了它的正义与非正义。在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里，权利受到严格的制度监督和限制，以保证它在行使中的公平和正义，而不能单纯依靠权力持有者的个人品质。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在社会组织机构中，无论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谁都难以避免被“移动”，“移动”也并不都是“危险”的，而非民主、非公平、非正义的移动却一定是危险的。这种移动不仅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会严重危及该组织政治、经济、文化职能的正常行使，危及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危险的移动》所关心和思考的正是人们见惯不怪，习焉不察的“屠杀人的心灵”的远离了公平与正义的“危险的”移动。
“食，色，性也”这是古哲人对人性的概括，但吃什么样的食物，好什么样的色，却与你对世界和他人的权力有关。因此权力的需求也是人对自己荣誉和尊严的要求，是安全的要求。权力愈大，被别人可以随意移动的机会就愈小。“像蝼蚁一样活着的人也渴望一种绝对权力”。这正是在《危险的移动》中陈行之先生对权力与人性的基本定位。以此为基础，小说展示了多类型多层次的权力——命运景观。
农民子弟金超以婚姻为阶梯，进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首先实现了彻底的城乡身份之变，他又找到了当时还只是最后一个副主任的吴运韬为靠山，终于攀上了吴运韬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单位权力高峰；然而尽管他对吴运韬忠心耿耿，已兼任Z部副部长的吴运韬仍然又一次权力分配中，为了自己的更大利益，将他调离单位，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印刷厂当书记。在这种明升暗降的移动中，金超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迅速完成了从守法守纪的单位领导到追求权力实惠的地方官员的灵魂突变。与金超小心翼翼的攀爬相比，他的同学、权贵子弟陆明却早已抛弃了这种先当孙子后当爷爷的仕途晋升之路，直接依仗家族势力一步跨入跨国公司并且独当一面。作品的最后，已成该公司总裁的陆明终于瞄上了K省洛泉地区崤阳县丰富的油气资源，一场官商勾结，对洛泉天然资源疯狂掠夺的肮脏交易已不可避免。后来会怎样呢？陈行之没有给以任何暗示，然而我们有理由推断，一定是京城少了一个权力乞讨者，地方多了一个贪官。这正是金超的个体命运移动双重危险：社会的和个人的。吴运韬虽然曾在地方官场权力争夺中败北，但却积累了丰富的权力潜规则经验。他仰仗这些权谋和智慧，借力发力，四两拨千斤，以极小的代价先后撵走了老主任夏乃尊，新主任徐罘，登上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绝对权力顶峰；为自己更大的权力谋求和控制欲望所左右，他又欺上瞒下，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将一个权力资源绝对拥有者的内心丑陋和权谋嘴脸暴露无遗。可怕的是，吴运韬的所作所为似乎无违于党纪国法，他只是利用了权力运作的“潜规则”而已，如果他在经济上止步于“小偷小摸”，在生活中不严重腐化堕落，这样的人是很难“自爆”的，即使不升迁，也至少能寿终正寝——光荣退休。这才是我们社会肌体的最大危险。
在成功塑造吴运韬、金超这样大大小小权力拥有者形象的同时，《危险的移动》还为我们奉献出一个芥豆之微的权力谋求者形象，这就是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谁也不会怀疑的“贱人”、“小人”、“坏人”李天佐。命案在身，心理扭曲，侥幸进入这个单位的他，本来与权力无关，但他却是一个对政治高度敏感、心细如发且不择手段的人，正是依靠他那分详实可靠的“日记”，他进入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清查小组，顺利搬倒了夏乃尊，将副主任杜一鸣送入监牢，使夏昕博士从此噤若寒蝉，将吴运韬推上了第一副主任的宝座；又是他，通过下三烂的手段，抹黑了徐罘，为吴运韬扫除了权力面前的又一障碍。但是，可悲的是，因为他的卑鄙和丑恶名声，连吴运韬也不敢用他。通过对这个人物人生经历的揭示，以及悲惨的死，及死前的忏悔，作者表达了既憎恶又可怜的悲悯情怀。如果不是不幸的家庭出身，不是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打死的经过，不是报复杀了人，他的活和死都不会这样令人感到如此恶心，归根结底，李天佐也是不公正权力和极左思潮的受害者。
三
当然《危险的移动》中关于权力与人的关系并不止于前述几组所涉人物的生存形态，它涉及并思考的还有更加广泛的国家权力制度形态。通过几个知识分子型人物在权力夹缝中的艰难选择与生存，表现了对绝对权力的怀疑与反省。杜一鸣和方伯舒，虽然一个身份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一个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都坚持了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见解，实践言论和学术的自由，但却因为日常言论被人举报，一个一度失去了人身自由，并从此失去了参予现实的勇气，一个被取消了带学生和上课的资格。受学者父亲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母亲影响，纪小佩从一开始就对世俗的权力追求十分反感，并因此而与粗俗而赤裸的权力崇拜者金超离婚，但真相却是他的父母，特别是父亲纪南，同样是可怜的权力乞讨者。所不同的是他追求的不是单纯的行政权力，而是话语权力。为此他采取了依附并讨好一切权力的态度，整过人，出卖过人，陷害过人，并违心地写过表态性文章。他关于人和人因为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结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通过利用这些关系不遗余力的谋求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各种所需”，人“既不能被别人救赎也不能被自己救赎；人的卑鄙不是因为内心需要，我相信人从内在本质上来说都是向善的，人对卑鄙的需要来自生存所要求的条件。没有人能够无视这个条件，没有人。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卑鄙起来的。……人很脆弱，人需要一种力量的保护，我一生寻求的就是这种力量，我越是想到我为这个家庭的责任，就越能感到需要这种力量。”（P157）呈现的正是经历过建国后大大小小的政治批判运动后，一个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侏儒式心态。失去巨大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缺乏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勇气，只有对个人或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保全，这是多么可悲的精神文化现象。它让人想起朦胧诗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著名诗句。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中华古国，出现“文革”这样荒谬的十年历史，在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举世公认的全民族的道德衰落现象，就毫不奇怪了。
纪南的忏悔和坦白，原本是想让纪小佩认识权力的不可挑战，但却更加重了这位年轻知识分子对绝对权力的怀疑，她和恋人周肇基的双双出国，表面上看是为了学术，但何尝不是以现实权力的旁观者的身份，对权力公正的漫漫寻找？！
在苏北这个其篇幅不亚于金超，并成为全书实际上的结构中心的人物身上，作者成功地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与权力和体制若即若离的矛盾心理。因为历史的关系，他曾经是地方文化权力网络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正是依靠这样的资历和杰出的写作和管理才能，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个新的权力网络中，他仍然引人注目。因为看透了权力的黑暗与丑恶，苏北始终处于进入权力、以自己的才能报效国家与社会、也不负领导对个人的知遇之恩和彻底退出权力、做一个自由写作者的矛盾状态。既世俗又清高，进亦忧退亦忧，权力情结与自由知识分子情结，双重地折磨着苏北。在苏北身上，既有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学而优则仕”，“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家精神传统，又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特征，苏北必将成为权力网络中的汉姆雷特。苏北的朋友王岚对此看得十分透彻：“苏北，权力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帮助给你尊严和力量，能够保证你的愿望和理想成为现实，……这些东西，对于你们男人是有诱惑力的。你看一下你的内心深处，你会发现你藐视和拒绝权力的同时，也在渴望权力。”(P379)，一方面藐视和拒绝权力，另一方面却又渴望权力，无法抗拒权力的诱惑，这，就是苏北的深层心理本质，也是眼下中国许多知识者的心灵真相。
四
陈行之先生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场“知青”运动中，被大规模“移动”到陕北农村的北京学生中的一个。在陕北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他体会的不只是个人的“苦难”，还有“文革”以后社会现实的荒谬。他经历了1976年“四•五”天安门悼念周总理风波后的“清查”，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觉醒与尊严，也看到了权力重压之下的背叛与出卖。他对政治与生活，权力与人的初步认识可能正从此时开始。据我所知，“文革”现实、历史、政治、权力与文学，是陈行之与他的大学同学路遥经常私下议论的话题。路遥的成名之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和短篇小说《夏》就分别描写了“文革”中红卫兵负责人的觉醒和1975年夏天在陕北知青中的“清查”。而几乎与此同时，陈行之分别在《当代》和《延河》发表了《死者与生者》、《小路》等中篇小说，表现了非同寻常的文学高度与思想高度。有意思的是，从他的早期小说就可看出，关注政治权力压迫下的人、人的心灵是他创作的最大特点。
陈行之和路遥都是从“文革”这种激烈对抗的政治生活背景下走出来的人，他们知道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人的强大支配力量，所以他们的小说从来不会淡化或远离政治。但是和路遥不同的是，陈行之没有像路遥那样将政治还原于地域生活和个人人生诉求，而是始终保持着对政治权力价值和人的精神存在的形而上思考。
在陈行之的小说中，他从来就不在意社会生活事件过程，只关注生活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的命运和心灵状态，这非常耐人寻味。陈行之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篇小说《小路》中，他就设计了一个叫《春怨》的隐文本，这个隐文本也是一个叫苏北的知青写的，讲述了女友于岩与他分手的经过，其中不乏对于岩的误解。而《小路》则通过于岩的正面叙述，展示了权力疯狂背景下的人的非理性与软弱无助。
这种把社会政治事件和一般人生故事放在“隐文本”位置，直击人物心灵脉动的叙事方法，在《危险的移动》中得到了更大面积的呈现。如从小说开头对金超进京入学时许多心理细节的细致描写，谁都不会怀疑，全面的大学生活经历将成为小说的主情节，但在展示其心理上与权贵子弟陆明的对抗，争取到全班最有品位的女生纪小佩的芳心，只用了一章三节，25页，他的大学生活就结束了，对他和陆明人生性格心理的叙写也大致完成了。此后陆明退出叙述，金超也只仅仅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一权力机构的众多人物中的一个，除了两次回故乡，基本处于叙事的从属地位，而苏北和吴运韬却进入叙事中心。即使对苏北，陈行之也完全淡化了这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和爱情经历，就连他与王岚的结识与恋情，也只是一笔带过。对吴运韬、李天佐、纪南等人的处理也几乎如出一辙，完全专注于他们的心灵现实。
对于长篇小说写作来说，这种淡化人物人生经历，放弃生活故事的写法，充满了挑战与危险，所以，很少见从事叙事型写作的作家使用过。然而就是在这种大胆舍弃许多生活故事和日常经验的反一般经验的叙述中，陈行之表现了自己对人的特殊观察力和表现力。他似乎拥有一双洞烛幽微的“上帝的眼睛”，能够透视和把握事件现场每个肉身人思想的每一次细微的运动，灵魂的每一处连人物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颤抖。对这种能力，陈忠实感到十分吃惊：“我很钦佩陈行之的这双眼睛，这是一双既敏感又富于穿透力的眼睛。”“陈行之以敏锐的眼力，把隐藏在这一过程（指权力潜规则）的曲里拐弯的运行轨迹展示得惟妙惟肖；他以非凡的思想穿透力，把隐藏在其中的心灵污秽人格龌龊，解析得如丝如缕。”（见《危险的移动》序言）于是，我们看到的《危险的移动》，叙事简约而不琐碎，社会生活事件和生活的日常性过程被压缩到很小，人的思想和心灵却得到赤裸而坚实的呈现。这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挑战，恐怕只能用心理表现主义或心灵现实主义来概括它。它的哲学和理论背景，或许就是，人是历史和现实的主体，人的思想和心灵现实是人全部社会历史存在的反映；而个体人对社会权力的适应性，顺从性或抗拒性，陌生性反应，是最为生动鲜活，并最为真实牢靠最为深刻的现实，只有他们才应是文学所应当关注的东西。
（2007-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