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二战后的跨国数据样本，讨论了殖民地国家独立后政府的认知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内生性，及其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国的殖民地历史经历、禀赋结构、和外部的国际环境均会影响政府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政策选择，进而影响了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

关键词：意识形态、政府干预、殖民地、工业化

Abstrac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governmentalelites in post-World War II er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ideology ，and in turn their impact on government interference.The empirical evidencessuggest factors such a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once being a colony ，endowment factor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would have an effect in shaping governmental ideology ，and in turn policychoice by government.This would further affect economic performance inthe long run.

Keywords：Ideology，Government Interference ，Colony，Industrialization

*章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刘明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通讯作者及地址：章奇，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15层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100732.电话：010－62511191；Email ：zhqvictor@yahoo.com.cn.作者感谢林毅夫教授和姚洋教授所提供的帮助和建议，文中疏漏均由笔者负责。

一、导言

在制度与增长的理论文献中，制度的重要性和内生性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一般认为，制度之所以阻碍经济发展，即不能按照技术进步的要求来产生变化，往往是由于利益集团的作用。然而，历史的演进过程是复杂的，人的行为往往既受到现实利益结构的影响，又会受到主观意识形态的影响。禀赋结构或者历史条件往往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来影响制度结构的选择。在本文中，作者在更广泛的时间和地理范围内分析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认知过程和意识形态的内生性，及其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笔者认为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采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受到两个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

一是殖民者在殖民地所建立的制度本身是否是压榨性的。显然，如果殖民地独立之前（二战之前）奉行的是长期建设性的制度安排，那么独立后殖民地国家的政府精英就不会在意识形态上仇视或排斥原有的制度安排；相反，如果原殖民地奉行的是短视的、压榨性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些制度安排显然会被独立后的意识形态所敌视和抛弃，并诱导独立后的政府精英寻找其它的制度安排和生产方式。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发展思潮的影响以及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示范效应。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尤其是那些以非欧洲殖民者为居民主体的殖民地国家在二战后获得了独立，如何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独立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在简单地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对比的基础上，受当时流行的发展思潮的影响，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工业化视作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和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最终象征和保证。由于战前资本主义“大萧条”所导致的对自由市场不信任，以及苏联的工业与国防建设在二战前后表现出的巨大成就，苏联工业化模式成为非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唯一比较成功并且是可借鉴的模式，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到了示范作用。对那些意识形态上反西方、反殖民主义的领导人而言，学习或遵循苏联模式，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加快工业化速度就成了自然的最佳选择。

如何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另一个重点。这里借鉴了Lin（2003）的研究，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可以用工业部门的人均资本丰裕度对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偏离程度来表征，并进而构造了一个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 ，TCI ）对此进行衡量。相对于Chai（1998）的方法，TCI 更能够反映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本文遵循Lin （2003）的方法，以TCI 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表征变量。为了进行对比，我们还同时选择了外汇黑市溢价水平和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本文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在二战结束后（1945年）获得独立以及原殖民地的制度安排性质对政府干预经济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那些在1945－1969年间获得独立，且原有制度安排落后的国家在发展初期（1970年）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普遍更高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消失。我们同时检验了其它几种用来解释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替代性假说，包括资源禀赋、宗教传统以及殖民地历史对政府干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各种竞争性假说中，我们的假说，即意识形态会显著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效果最为明显。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一般性地分析了意识形态对政府政策选择和行为的作用；第三节系统地阐述了二战后新独立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原因及其如何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及其程度；第四节是实证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包括如何衡量意识形态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第五节是实证结果和说明；最后是结论。

六、结论

虽然在现实世界中，意识形态无时不显现出它对政府政策选择和政府行为的影响，但在主流经济文献中，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有关意识形态实证研究的匮乏。我们在文中已经指出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如果接受了迅速实现工业化等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者压迫程度越深，就越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人为加快工业化的进程。结果，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会拥有更强的政府干预水平。

如果经济扭曲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的成本就越高，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差距就会越大，要求意识形态和制度变革的压力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要么更改它的意识形态以迅速调整政策取向，要么在保持原有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更改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缩小国有化程度和范围，等等。当然，统治者也可以对意识形态进行逐步的调整，并伴随着对政策的相应调整。最后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统治者继续加大对意识形态的投资和控制，以维护统治合法性和政策的合理性。究竟历史会向哪一条路径演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取决于意识形态变化的难易程度、自然资源丰裕度、人口规模等条件，也有可能取决于一些偶然性的政治因素。Lin Nugent（1994）注意到经济政策的变化往往必须等到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掌权后才可以发生，Chai（1998）则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独立后足够长的时间里，当没有反抗殖民统治历史经历的领导人上台后意识形态的作用才开始弱化。

经过二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实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这种政策转变的背后，即体现了不同制度安排成本—收益的比较、有关社会科学知识和经验的丰富，也隐含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并逐渐以新的意识形态指导政府政策。这就涉及到到了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改变。

Acemoglu等（2004）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不能够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因为在长期内当权者应当明了过去的错误。但是，这需要假定外部社会环境基本上保持稳定。例如，当许多政府开始放弃传统的观念和政策时，改革的策略又会被另外一个意识形态所影响，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在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是有目共睹。当初所达成的共识，今天受到了普遍的怀疑（Easterly，2001）。因此，认识到意识形态对政策选择的作用，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策决策的本质，也将促使我们更认真地思考意识形态本身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尽管还有许多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