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朝鲜李朝时代（公元1392－1910年）有两种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一种是《老乞大》，一种是《朴通事》。一般认为，“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书名可能与作者身分有关，但具体情况已不可考。《老乞大》全书不到二万字，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叙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货物买卖等，并穿插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此书供朝鲜人学习汉语之用，同时又具有旅行指南和经商指南的功能，具有实用性。至迟在15世纪前期，《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已作为李朝的“译学”教材，见于官方记载。在以后流传过程中，为了适应汉语和中国社会变化的情况，两书都作过修改。李朝创制“谚文”后，便出现了两书的“谚解”本。现在通行的《奎章阁丛书》本《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应是17世纪的作品。[1]在两种“谚解”中，都提到有“旧本”和“今本”、“新本”之分。所谓“今本”、“新本”指的是两种“谚解”，而“旧本”则是修改前的本子。但长期以来，“旧本”是否还存在，一直是个谜。
《老乞大》和《朴通事》对于研究汉语的演变以及中国社会状况、中朝关系都有很高的价值。汉语史的研究者历来对两书非常重视，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2]便将两种“谚解”全文收入。中外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两书的作品，为数相当可观。相形之下，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者则寥寥可数。我在《元大都》[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4]等作品中，曾利用两书的记载对元代史事作过一些探索。这方面其实还大有工作可做。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一种不同版本的《老乞大》，使学术界为之惊喜。这种《老乞大》，与“谚解”本比较，文字颇有出入。这些文字上的差异，正好说明新发现的本子，应该就是“谚解”本中所说的“旧本”，亦即《老乞大》的原始版本。因而人们一般称之为旧本《老乞大》，或原刊本《老乞大》、古本《老乞大》、元代汉语《老乞大》，等等。韩国庆北大学出版了《元代汉语本〈老乞大〉》（2000年），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原刊］〈老乞大〉研究》（2000年）。两者都收入了新发现《老乞大》的影印件。日本京都大学学者编撰的《老乞大》译注（包括旧本、《奎章阁丛书》本文字对照，日文翻译和名词解释）即将问世。还有一些专题研究论文，相继发表，但以汉语史研究居多。与历史有关的，就我所知，迄今只有日本青年学者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に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に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にして》[5]。
感谢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金文京教授的好意，使我看到了他和他的同事协力完成的上述《老乞大》译注的打印稿。同时我也看到了庆北大学出版的《元代汉语本〈老乞大〉》和郑光主编的《［原刊］〈老乞大〉研究》。在此写下了一些读后的粗浅心得，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来关心此书。
二
关于《老乞大》和《朴通事》的成书年代，过去存在一些争论，有的主张成书应相当于中国元朝末年时期，有的则认为可能相当于明朝初期。我在《交流》一文中指出，“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某些学者对成书时代在元末、明初之间摇摆不定，和“谚解”本对旧本所作修改有关。“谚解”本搀入了不少明代的典章名物，因而造成了错觉。应该指出的是，我在《交流》一文中用来判断时代的事例，主要出于《朴通事谚解》一书。相对来说，《老乞大谚解》的记载，可以用来说明成书年代的很少。旧本《老乞大》的发现，为该书成书年代相当于元朝末年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下面试举数例。
1．“谚解”本《老乞大》中的“京都”、“北京”、“京里”，在旧本中都写成“大都”，如：
如今那里去？我（俺）往北京（大都）去。[6]
哥哥，曾知得京里（大都）马价如何？
我（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京都（大都）卖了。
“大都”是元朝的都城，忽必烈所建，即今北京的前身。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明成祖即位后改为北京，自此一直沿用至今。“大都”一名的多次出现，是旧本《老乞大》成书年代在元朝灭亡以前的有力证据。[7]
2．“谚解”本中多处提及“钱”、“银子”，旧本中都作“钞”。对此上述船田文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但需指出的是，有一件买卖马匹的契约文书，在旧本中明确讲用中统钞作为货币：
两言议定，时直价钱白银十二两（中统钞七锭），其银（钱）立契之日一併交足。……如先悔约，罚官银五两（中统钞一十两）与不悔之人使用无词。
众所周知，元代以纸钞为货币，通行的是中统钞与至元钞，一般计价均以中统钞为准。明初通行大明宝钞，但很快便改以白银和铜钱为通行的货币。旧本中有关“钞”特别是“中统钞”的记述，最清楚地表明了它产生的时代。
3．“谚解”本中有一段文字，记高丽商客投宿被店主拒绝，原因是：
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只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
我在《交流》一文中指出，“‘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驱口）。政府保护使长（奴隶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旧本的发现，完全证实了上述推断。在旧本中，“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作“那人每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口”。“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作“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蚯有”。“□口”即“驱口”，这种写法在元刊本《元典章》中也有发现[8]。“谚解”本将“□口”、“□”删去，是因为元朝灭亡以后，“驱口”一词随之消失，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但删去两者，也就使这两句话意义模糊，不好理解了。
4．《老乞大》有一段关于“买段子”的叙述。旧本和“谚解”本都有，但两本列举的“段子”种类，几乎完全不同。旧本中有“罟罟”、“销金段子”、“□子”、“截帛腰线”、“红腰线袄子”等名目，都是元代常见之物。“罟罟”最具特色，是蒙古贵妇人头上戴的冠饰，屡见于当代图画，亦有实物发现，关于“罟罟”的形制，详见方龄贵先生的考证。[9]“销金段子”的“销金”，应为印金，即印金的丝织品，也是元代上层喜爱的一种物品。[10]“□子”亦应为丝织品名称，“金答子”是元朝高级官员服装用料。[11]“腰线”是蒙古服装的一个特点，“又用红紫帛撚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12]。以上各种物品，在“谚解”本中都不见了。
可以认为，两本中“买段子”内容的变化，是14－17世纪间中国丝织品种类变化的珍贵文献。而旧本中的记载，则为研究元代纺织和服饰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5．元代流行一种蒙语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的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13]这种文体主要使用于政府公牍，但对民间亦有明显的影响。最常见的如“上头”（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有”（有时用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有时用来作系词，等于“是”。常见于句末）等。我在《交流》一文中说过，蒙语硬译文体的句型在《老》、《朴》二书原本中“一定很多，后来大多被删去，只有个别被保存了下来”。事实正是这样，在旧本《老乞大》中，蒙语硬译文体的影响，随处可见，如：
每日和汉儿学生们一处学文书来，因此上，些少理会的。（“谚解”本）
每日和汉儿学生每一处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少理会的有。（旧本）
为什么有这般歹人？（“谚解”本）
为什么这般的歹人有？（旧本）
此外，旧本中还有一些元代常见而后代不再流行的词，在“谚解”本中也都作了改动，如“哏”（“很”）、“田地”（“地面”）、“面皮”（“面”）、“伴当”（“大伴”、“大哥”）、“每”（“们”）等。当然，上述语言现象在明代初期亦存在，但和前面列举的一些元代特有的典章名物联系起来考察，也可以作为断定旧本成书时代的重要证据。
有的研究者因为旧本《老乞大》中大量出现蒙语直译（硬译）体文字（如上述“有”的使用），认为“可以假设《老乞大》是否有可能先用蒙古语编写，然后再用元代汉语翻译而成？”“有可能在忠穆王或恭愍王时期，用汉语口语直译蒙古语老乞大而成。”[14]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从书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讲述高丽商人到“汉地”经商的情况，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既是汉语教科书，又具有旅行和经商指南的作用，有什么必要先用蒙文写成再用汉语翻译呢？这是违反常理的。至于说其中有大量蒙语直译（或硬译）文字，那是因为元代特殊的社会状况造成的。蒙语是官方语言，蒙语硬译文体大量使用于政府公牍，不能不对其他形式的文字形式发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汉语口语。旧本《老乞大》说明，当时的汉语口语中渗人了不少蒙语的语法构造和词汇，这是不足为怪的。真实反映当时汉语口语的复杂情况，这也正是旧本《老乞大》价值所在。以此推论先有蒙语本，再译成汉语，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
旧本《老乞大》和“谚解”本《老乞大》相比较，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
一是“帖里布”。旧本中有几处关于这种布的记载：
更这马上駞着的小毛施，帖里布，一就待卖去。
俺将着几个马来，更有些人参、毛施、帖里布，如今价钱如何？
俺卖了这人参、毛施、帖里布时，不棟几日，好歹待你来。
更店主人家引将几个买毛施、帖里布的客人来……［买主］：这帖里布好的多少价钱？低的多少价钱？［卖主］：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买主］：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低的一锭。
在“谚解”本中，前三条中的“帖里布”都删去了，最后一条中的“帖里布”，有的删去，有的改成“黄布”。“帖里布”与“毛施布”处处并提，都是高丽商人来华时携带的重要商品。毛施布论者颇多，我在《交流》中亦有说明，这是一种深受中国社会各阶层欢迎的白色麻布，而帖里布则从来未见有人论及。
就目前所知，元代文献中涉及帖里布者，是王祯的《农书》。这部著名农学著作的《农器图谱集》之二十“麻苎门”，刊载了“行台监察御史詹云卿《造布之法》”，其中有“毛□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15]“毛□布”即“毛施布”，这是没有问题的。“铁黎布”与“帖里布”应是同名异译，至于“麻铁黎布”的“麻”是指该布用麻作原料。根据詹云卿的说法，“毛□布”和“麻铁黎布”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用“一色白苎麻”，而后者则用“杂色老火麻”。元代作为纺织原料的麻有两种，一种是苎麻，一种是大麻。“火麻”则是大麻的别名。[16]也就是说，帖里（铁黎）布是用大麻制作的。苎麻织成的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即用大麻织成的布――引者）又价高一、二倍”[17]。旧本《老乞大》中毛□布比之帖里布的价钱要贵一倍，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另一种“铁勒布”，则是“将揀下杂色苎麻加工制成”，其价值亦应不如毛施布。但旧本《老乞大》没有涉及，亦未见有其他文献记载，有待他日考证。它和其余两种布一样，亦应是高丽的产品。
詹云卿即詹士龙，士龙是名，云卿是字。詹士龙的父亲是南宋将领，被元军俘虏后不屈而死。詹士龙从小为元朝官员董文炳收养，长大后历任高邮兴化（今江苏兴化）县尹、两淮盐运司判官、淮安路（治今江苏淮安）总管府推官、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广西廉访司佥事等职。[18]从他的经历来看，出仕以后，主要在江南任职，并无在高丽活动的记载。他在《造布之法》中介绍了上述三种布的制作方法之后说：“此布……比之南布，或有价高数倍者，真良法也。镂版印行，与存心治生君子共之。”可以认为，詹士龙（云卿）为了改进江南麻布织造技术，因而采访记录了高丽的各种“造布”方法，写成文字，刻版印行，旨在引起重视，得到推广。王祯在《农书》中转载了《造布之法》，用意亦是一样。这样认真引进国外的生产技术，应视为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很有意义的事件。至于它是否对“南布”的制造发生影响，则有待进一步探索。
另一是“择钞”。旧本中多处提及：
［卖主］：这价钱一定也。俺则要上等择钞，见钱不赊也。
［卖主］：钞呵，择钞、烂钞都不要。［买主］：你则要一等料钞时，每两官除工墨三分，私下五分家出工墨也倒不出料钞来。似恁这般都要料钞时，亏着俺。
［买主］：都与料钞，是委实没若干料钞。敢则到的三百定料钞，那另另一十定与恁上等择钞如何？［牙人］：客人觑，偌多交易，索什么争这些个料钞？好择钞也与料钞一般使有。［卖主］：那般者，依着恁，将好择钞来。
在“谚解”本中，第一条改为：“我只要上等官银，只要银子，不赊。”第二条改为：“［卖主］：我这低银子不要，你则馈我一样的好银子。［买主］：似你这般都要官银时，亏着我。”第三条改为：“［买主］：都与好银子是委实没许多好银子，敢只到的九十两，那另的二十八两，与你青丝如何？［牙人］：客人看，这偌多交易，要什么争竞？这些个银子是好青丝，此官银一般使。［卖主］：这们时，依着你，将好青丝来。”可以看出，由于“谚解”本中将“钞”都改成银子，与钞有关的“择钞”一词也就理所当然被完全删除了。
迄今为止，在有关元代钞法的论述中，都没有提到过“择钞”。这个词对于我们是很生疏的。由于旧本《老乞大》的提示，我们在元代文献中重新搜索，终于找到一件官方文书中有关于“择钞”的记载：
至正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准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札付，户部呈，检会到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札付，先为民间有不堪行施钞数，许令赴行用库倒换，每两克除工墨三分。如有私下倒昏钞之人，告捉到官，将犯人所赍钞数，给付告人充赏。累行禁治。今捉获交钞提单司转嘱库官人等，私下倒换昏钞，除对问断决外，又体知得街市专有一等不畏公法窥利之人，结揽昏钞，恃赖权势，抑逼库官倒换。及有库官、库子人等，通同将关到钞本，推称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换，私下结揽，妄分料钞、择钞、市钞等第，多取工墨接到（倒），使诸人不得倒换。据大都在城已经委官及札付御史台体察，并出榜禁治。如有违犯，许诸人首捉，将所赍钞数，给付告人充赏，犯人断五十七下。[19]
元朝以纸钞为通行的货币[20]。纸钞容易污损，污损后的纸钞称为昏钞。昏钞在市场上流通，容易引起纠纷和其他弊端，为此元朝政府又制定倒换的办法，昏钞可以到行用库
（发行纸钞的机构）去倒换无损完整的钞，即料钞，[21]但每两要交纳工墨钞三分，即付百分之三的手续费。本来很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行用库的库官、库子以及“一等不畏公法窥利之人”，互相勾结，“推称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换”。如要倒换料钞（完整的钞），就要“多取工墨”，也就是每两高于三分的工墨钞。否则只能倒换择钞、市钞。所谓择钞、市钞，显然是尚能行使但有所污损的纸钞。
根据以上文书所述，再来看旧本《老乞大》中有关“择钞”的记载，就很容易理解了。在民间流通过程中，料钞最有信用，使用择钞就要多费口舌；择钞中还有上等、次等之分。料钞“每两官除工墨三分，私下五分家出工墨也倒不出料钞来”。正好和文书中的“多取工墨”相印证。也就是说，到行用库去倒换时，按规定每两工墨钞三分，但实际上要想换得料钞，每两工墨钞需五分以上。
综上所述，旧本《老乞大》中存在而为“谚解”删去的“帖里布”、“择钞”二词。虽然生疏，但都可以在元代文献中找到依据。这也是旧本《老乞大》产生时代的有力证据。
还应该提到的是“脱脱麻食”问题。“谚解”本中有一处记：“咱们做汉儿茶饭着。”共有七道。“第六道灌肺、蒸饼、脱脱麻食，第七道粉汤、馒头打散。”“脱脱麻食”在元代是颇为流行的食品，在宫廷食谱中写作“秃秃麻食”，“系手撇面”。[22]有的文献中写作“秃秃麻失”，将它归人“回回食品”。[23]元代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描写回回人家“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麻食”[24]。可见确是当时回回人的食品。“脱脱麻食”、“秃秃麻食”、“秃秃麻失”都是一词的同音译（tutumaš），“这是一种14世纪突厥人中普遍食用的面条……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烹饪书籍中也都有其名”[25]。一种“回回食品”却被收入“汉儿茶饭”之列，令人不解。现在看到旧本《老乞大》，“汉儿茶饭”的“第六道灌肺、蒸饼，第七道粉羹、馒头、临了割肉、水饭、打散”，并无“脱脱麻食”。也就是说这是后代修改时加入的，不是原本弄错。至于后代修改时为什么加上“脱脱麻食”，也是难以理解的事，但至少说明，修改者对于“脱脱麻食”已缺乏正确的认识。这实际上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旧本的时代。[26]
上面讲的三个词，前二个见于旧本而为“谚解”本所无，后一个旧本没有却是“谚解”本添上的。情况不同，但都有益于说明旧本的时代，以及对元代社会生活的认识。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1］ 《奎章阁丛书》本《老乞大谚解》，1994年版；《朴通事谚解》，1943年版。
［2］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 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4］ 《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以下简称《交流》。
［5］ 《东洋学报》第83卷第1号。
［6］ 括号内文字见于旧本，下同。
［7］ 郑光《原刊〈老乞大〉解题》中说，“蒙古忽必烈汗时又称燕京，到至元元年（1264）重新称中都，蒙古灭金5的第二年（1272）改成大都”。又说，“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后改国号为元”（《［原刊］〈老乞大〉研究》，第8、9页）。这里有几处明显的错误。蒙古取中都后即称燕京，并非在忽必烈时代。蒙古灭金1234年，第二年应为1235年，不是1272年。建国号大元是1271年，在灭南宋以前，不是灭南宋以后。
［8］ 在元刊本《元典章》中，“驱”、“躯”、“□’’三者是通用的。陈垣先生已指出，元刻《元典章》中“驱”、“躯”通用（见《校勘学释例》卷六第四十六《元本通用字不校例》）。“驱”、“躯”、“□”三字通用可看元本《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四•婚姻•□良婚》。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9］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07《罟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313页。
［10］ 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11］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服色等第》。
［12］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13］ 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载《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 郑光：《原刊〈老乞大〉解题》，载《［原刊］〈老乞大〉研究》，第28、31页。
［15］ 《王祯农书》，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428页。
［16］ 《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点校本。
［17］ 《元刊农桑辑要校释》，缪启愉校释，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18］ 宋濂：《詹士龙小传》，《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三。
［19］ 《南台备要．整治钞法》，见《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台•御史台六》。
［20］ 关于元代纸钞的流行情况，请看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10章《货币制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21］ “贯佰分明，沿角无缺，京都之下，称为料钞。”（郑介夫《太平策》，见《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治道》）
［22］ 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四部丛刊续编》本。
［23］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24］ 杨显之作，《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重排版，第1008－1009页。
［25］ 保罗•D•布尔勒：《13—14世纪蒙古宫廷饮食方式的变化》，陈一鸣译，载《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1期。
［26］ 《朴通事谚解》记使臣到驿站，站上供应白面，除作匾食之外，“撇些秃秃么思”（《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第3l3页）。“谚解”本《老乞大》修订时也许受此影响因而添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