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19世纪的马克思讨论21世纪的人工智能问题，绝不是将人工智能单一地还原为机器、生产力或一般智力等概念，“套入”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中；而是将人工智能视为发展中的社会现实，从马克思提供的历史性原则中考察人工智能作为不同要素对社会生活不同维度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路径”的四个命题
人工智能有助于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转变。因为作为生产力的人工智能带来了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一系列繁重的、有害的、重复性的劳动的承担者由人变成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有助于社会关系朝着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发展。以共享性、公益性为原则的万物互联的智能技术成果有可能超越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以交换为原则发展起来的交往模式，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交往”的发展提供基础，为全球范围内人的自由联合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自由职业者在当下已经得到实现，人工智能的移动平台将为人们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和增强相互协作提供更大的便利，自由职业者有条件会实现真正的劳动自由，而且在消除强制分工片面性后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张的不是自由制造者们“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社会，而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社会，个人生产者在自由联合中实现相互补充。自由人的联合体借助人工智能平台超越空间的变革将更有可能以网络空间而非自然地理空间的形式存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公社主义”（Communalism）很可能是一种互联网和物联网基础上的“网络公社”形态。
人工智能有助于自由人联合体中按需分配原则的确立。人工智能向更加广泛的共享性发展的潜能，既为劳动和交往的真正共享、相互补充奠定基础，同时也是为分配原则的根本变革奠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因此，当人工智能有助于推动生产领域的劳动和交往方式的变革被确认后，新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也将看到可能性。简言之，如果生产最大限度地成为按需生产，分配方式上的“按需分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非马克思路径”的挑战与对它们的回应
四个基本命题面临的挑战。失业问题和劳动—消费动物对自由自觉的劳动的挑战。这一命题主要面临两种观点的挑战：其一，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将导致失业问题。其二，空闲时间的支配也许并不自由，看似解放的人们将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劳动动物”。
交往异化对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于：人工智能究竟是加深交往异化还是消除交往异化？国内学者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将在信息崇拜、虚拟交往和数字鸿沟等方面导致交往异化的加深。
需要控制对按需分配的挑战。这仍然与消费主义相关。如果相信人的需要可以依靠大数据算法完全决定，那么会导致一种自上而下的按需分配模式，由一个强大的大数据处理系统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全部计划。这将是一种一切被机器决定的非人化的反乌托邦场景。
控制论社会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挑战。人工智能算法隐含的强制性对需要问题的挑战，实质上也构成控制论资本主义（Cybernetic Capitalism）或算法资本主义（Algorithmic Capitalism）对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形成的挑战。这里再次出现了资本主义向更深层次的异化发展的未来或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未来之间的分叉路口。
“马克思路径”对于挑战的回应。一切社会历史变革都会产生诸多方面的效应，如果简单地将人工智能导致的多重后果列举起来加以分析，往往忽视了诸效应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问题的实质。我们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分为难、易两类：一类是人工智能对传统观念冲击导致的问题；另一类则是真正触及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而马克思路径为这类难问题提供了社会形态变革的科学分析，即对资本逻辑自我扬弃的分析。
有了两类问题的区分，交往异化挑战首先得到解决。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下，交往的异化表现为人与人交往过程在媒介作用下间接性、依赖性不断加强，以至于人与人的交往受媒介所控制。对此，马克思说“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但这个媒介是货币。当人们在市民社会中作为私有者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被货币这一媒介所控制，使交往异化为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人与人的真正关系能且只能以货币的关系表达。人工智能媒介与货币媒介的作用逻辑具有同构性，但二者的性质和意义却不是同一层次的。货币媒介改变的是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存在论的变革；而充当媒介的人工智能技术对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则首先是认识论的变革，其中有些只具有心理学意义，因此很大程度属于易问题。
人工智能的情况具有复杂性，它令人崇拜的力量、展现出的高度自主性与不可掌控的风险，来源于对人工智能“自然属性”的认识不足和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两个方面，因此不能完全地等同于“交往异化”。一方面，一些看似“异化”的现象来自认识论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方面，智能技术与资本合谋构成“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其作为媒介与货币媒介产生同构性的根源，这才部分地触及“交往异化”，构成“难问题”。这一类的人工智能应用真正获得了现实的社会力量维持。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的交往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直接地等同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交往异化，而只是在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下，即在深化“交换取代交往”的形式中才是真正的交往异化。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参与”的交往异化根本上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后果。
另外三个命题的挑战，即失业问题挑战、劳动—消费动物挑战和需求控制挑战，则全部属于难问题的范围。第一，失业问题挑战。只有当作为人的劳动者被理解为与机器同质的生产要素时，人与机器的“就业竞争”才能够成立。换言之，当“劳动异化为工资和利润（和地租）”“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成为不可置疑的绝对前提时，作为“超级劳动者”的人工智能才成为人类劳动者的竞争对手。而对这些绝对前提的批判恰恰是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关键。
第二，劳动—消费动物挑战。显然，在异化的社会中，劳动时间缩减并不意味着“自由时间”是真正属于工人自由支配并展开自由自觉劳动的领域。这种挑战是触及消费社会的实质的。资本的增殖逻辑要求生产—消费的循环不断加速，消费控制生产、成为生产的动力，并成为维持资本主义运行的关键。这不过是资本逻辑的必然推论。
第三，需求控制挑战。强制的需要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成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手段，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和自我维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一旦人们摆脱强制的分工劳动和货币中介的私有者关系，就没有强制的社会性力量迫使人们按照算法规划安排自己需要什么，人尝试与探索自身的需要的过程就是丰富性的体现，也是自身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工智能在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劳动转变中、在促进按需分配原则的实现中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的前提下，使人工智能摆脱“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才能借助其高生产力的“红利”，使人们摆脱资本逻辑导致的“劳动强制”“就业强制”和“消费强制”“需要强制”，为确证人的自由劳动、真正交往、按需分配开辟道路。这些挑战的实质是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运用的挑战，是资本逻辑自身局限性和对人异化的表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27—P28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摘自《江汉论坛》2022年4期，罗浩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