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主持人逼我报一个题目，我就报了一个最宽泛的题目，把调整空间留给了自己。很高兴今天能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北大对我来说有很多情绪纠葛的地方，我第一次来这是1989年，上一次是1999年来到公共讲堂，今天是第一次来英杰交流中心。
我跟大家说点什么呢，有两个选项，我一直犹豫不决，只好报一个宽泛的题目。儒家在当代到底应该在朝还是在野？如果在朝，如何能够在朝？儒学是公学还是私学？如果是私学？如何才能成为公学？关于中国儒家有了很多讨论，陈明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儒家开始认真对待宪政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相对来说是中立的。“先知关天意，帝师妒道真”。比较犹太教的先知与儒教的帝师，大概03年的时候山东曲阜做了一个广告，称曲阜是历代帝王师孔子的故乡，文庙里面的对联是“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这是没有争议的话题。那什么是先知？
先知，在犹太教里面是这样一种人，这个人是神挑选，或者是上帝挑选的，直接归神领导，不归人，也不归君王领导。先知不是自封的，是上帝找他跟他说让他做先知的，也不是世系的。他的使命是应神之召向民众和掌握者传达天意的人，是神的没有权柄的使者，他的职责就是向人说话，他没有执行力，只有言说的能力。先知的天职与使命是传达天意，对所有违抗天意的人和事说不的人。我理解先知是一个向所有人说不的一种人，尤其在中国，向掌权者说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我逐渐发现向普通人说不是更难的事情，向两者人都说不，犹太教里面先知就是这样的人。我也希望在中国能够看到向所有人都说不的人。犹太教里面，这样做的目的是坚持神的正义，这种职责的特点，他的立场是独立于凡人，对过去事情是批判的，对未来的危险和预言是前瞻的。与先知容易混淆的职位，先知与学者、教授、科学家、知识分子是不太一样的，学者是饭碗，并不以传达天意为自己的使命，通过整理知识来谋生，像科学家更多是发现关于自然界的真相，教授是传播知识，跟先知的使命有很大的区别。只有一种人跟先知有点像，知识分子里面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先知有一点像，但是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敢于向君王说不，但是还是很少有人敢于向所有的人说不。
先知和帝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区分的。因为很多帝王都声称自己是先知，先知不是自封的，是神挑的，所有的帝王都是自封为先知的。其二，先知是没有权柄的，帝王是有权柄的，所以任何帝王都不是先知，在中国，历朝的帝王都是最高的真理和预言的垄断者，如果一个人在九十年代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这样的观点会得到重视吗，会成为全社会学习的内容吗，不可能。
先知与算命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不太重要的区别。算命先生是为了钱算命，先知不是为了钱算命，算命先生更多关注私生活的细节，比如你会不会生病，当官发财，先知只是关心公共生活中的重大事情，关心琐碎事务的人我们通常不把他叫先知。
何为帝师？先知是很多西方知识分子的理想，西方人命名的时候喜欢以先知作为自己的名字。比如萨米尔，丹尼尔，都是先知，是西方文人的梦想。中国人的梦想是帝师，曲阜市人民政府想给大家树立一个典范，希望以后学文，知识分子都成为帝师。但是我仔细推敲之后发现帝师是非常朦胧的概念，它是由一系列的职位，朦胧构成的。比如说帝王的师父，或者小时候教识字、写作的，严格意义上是帝王的老师，这些人没有辅助帝王治国的能力，后来不是帝王老师的人也被称为帝师，宰相，帝王的秘书，很多人认为当了帝王的秘书就成了帝师了。所有的帝师都是帝王任命的，所有的帝师是归帝王直接领导，而先知归神直接领导。
对于一点，我的疑问，帝有师吗？帝王其实没有师，他其实不需要老师，也不会听老师的。甚至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孔夫子一生的经历，根据我有限的知识，他在世的时候，一天的帝王师也没有当过，只是做过警察总监，把他的思想试图去辅导很多诸侯，但是基本上都被拒绝了，他没有成为天子正式的老师。帝师在中国是一个明确的理想，朦胧的概念。
这是我开始讲的，先知是犹太教的产物，帝师是儒教的产物。先知的代表人物是摩西，帝师的代表人物是孔子、董仲舒和朱熹。先知为上帝服务，帝师为君王服务。我找了一个他们之间的结合点：先知有很多类型，其中有一个叫宫廷先知，宫廷先知和帝师特别像，在犹太教里面，宫廷先知是为君王重大决策进行提供的人。宫廷先知有很好的人，也有坏的人。他们都要对帝王行君臣之道，所有的帝师在精神上都是跪着的。在犹太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结论，所有的宫廷先知都是伪先知，这个“伪”是描述性的判断，不是谴责性的判断，即使帝师里面也有很多好人，甚至也做了很多好事。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宫廷先知，帝师要么握有小小的权柄，要么服从于有权柄的人，他不服从于上帝，所以不可能是先知，他的观点、看法，传达的天意会被他所服从的权力所扭曲。第二，宫廷先知常常只传讲对自己有利的话，或者帝王爱听的话，这个在中国特别明显。因为帝师毕竟是别人任命的，如果你要说，帝王不爱听，帝王轻则不听，重则把你杀掉，所以讲话的时候是高度审慎的，为了让帝王能够接受，会把天意后面裹上厚厚的皇帝爱吃的糖衣，这个帝王就把糖衣很快吃了，如果有炮弹，他又退还给帝师了。还有很多帝师为了自己的利禄名义，不愿意公正说话，这样的人没有勇气向帝王说不，先知有勇气向一切人说不的。《圣经》里面检验先知，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看你在故乡会不会受到欢迎。任何声称自己是先知的人，你在故乡不受欢迎你就不是先知，这是圣经里面的检验标准。所有的宫廷先知都是伪先知。
尤其在中国，帝王和最高统治者常常宣称自己是天意唯一的传达者，不仅垄断了真理的发现权，甚至是真理的唯一发布者。如果有人先于某某前一天发布了他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发现，会成为先知吗？不可能。必须由某某人在某一天某一刻发表了，才有可能成为真理，但是这样的人必须是帝王。在犹太教中为了防范这一点，神通过先知向帝王传达天意，告知君王你被神挑做为君王，他的录取通知书是先知告诉他的。最后一点，帝王因为握有权柄，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图片是我讲的题目，我建议大家看一看。这是犹太教的秩序，最高是天、上帝，上帝下面是先知，上帝通过先知传达天意，然后是国王，臣民。儒教最高的是天，下面是帝王，通过帝王领导帝师和百官，然后下面是臣民。天和帝王之间，帝王上面就是天，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帝王说不，而天自己不直接说话，所以帝王说的一切都是不对的。这个体系当中，天和国王之间多了一层，就是先知。所以这个政治秩序有两个人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董仲舒，这种秩序安排，他没有在天地君之间加入一个先知。没有先知，有什么后果，这是一个描述了，我们不去判断它好坏，比如说你没吃早饭有什么后果，掌权的人垄断天意，所有暴君都自称是先知，甚至上帝，人民的大救星。帝王以自己的意志取代天意。天意、天道，神的意图被遮蔽，被违背，生灵涂炭，百姓遭殃。
中国有先知吗？我认为中国有先知。因为如果先知是传达天意的话，哪有天意哪就有先知，因为天意不直接说话，天意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比如说老子，他特别符合犹太教的论证，他从“国家档案局”出来以后，开始向帝王说话了，而且直接指着帝王的鼻子向他说话，写了五千言，老子是中国的第一个先知。孔子也是先知，有点像摩西的世界，去求道，去体验，去感悟神的意图，并把它记录下来，可以和摩西相比美的就是己所不欲，勿失于人。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完全把学术上职业的东西放到一边去了，完全根据他个人的信仰来写作、言说，哪怕没有人会听到，他也这么说。但是我的看法是中国有过零星的先知，中国的宇宙秩序当中没有先知的位置，中国没有先知的传统。帝师在犹太教当中最低境界的人到中国变成了最高境界的人。中国有学术的传统，学术高于学道，学而优则仕，先知者，孔子也讲先知先觉，但是有先知之明的人要去为君王服务，导致了中国没有先知。
最后我的结论是，宇宙秩序是有残缺的，如果是致命的，这个文明的残缺也是致命的。
资中筠：大家如果肚子不饿可以讨论下去。
提问：关于刘军宁老师的演讲，我想说西方的传统，很显然，耶路撒冷和雅典，就是帝师传统。刘军宁先生拜谒过的小布什总统，小布什也深受帝师的影响，底下坐的是美国最聪明的大脑，雇佣帝师是非常明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缺漏，不是中国的现象。希腊哲学最重要的核心命题，就是美德如何可教，既是教人民，也是教君主。
资中筠：我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个详细不讲。布什政府说他们大家都说他们信奉的哲学，这是一种利用，恰好是说明刘军宁先生刚才讲的那个，就像中国的皇帝都说他们信奉儒家学说一样，施特劳斯的女儿写过信，她爸爸要活着的话，绝对不会同意他们的政策。这要区别开来，西方的统治者都说他们信奉某一种，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知识分子左右不了他们的行为，只是一种利用和宣传，这两个要分开了。
刘军宁：我说的是犹太教的传统，没有说是整个西方的传统。其二，我没有主张取消宫廷先知，反对大家为帝王服务，我的意思是仅仅为帝王服务是不够的，要有人做先知。而且不能因为你们要做先知，我就说我是帝师。
提问：您认为现在中国当代有先知吗？如果没有，出现先知大概要多长时间？
刘军宁：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找到世界上最高的山，但是我们找不到世界上最矮的山，先知，你告诉我们确定的标准之后，我才知道，先知有一个两头都不封的层次，有些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先知，没有办法预言什么时候中国会有先知，我希望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先知出现，包括伪先知。
冯兴元：先做一个评论，刘军宁讲得非常重要，完全支持。帝师下面是什么师，有些部长我们提供咨询，叫什么，秘书的秘书。我对陈明讲话还是要做一些评议，到底宪政和自由关系怎么样，西方宪政，德国有等级的自由，英国最初有一段时间也是一样的，最初是维持等级的自由，包括女仆，回归到城邦，宪政和自由什么关系，再看自然法，就更明显。不能简单说要重视宪政，不重视自由。
回归到中国的情况，刚才讲的是轮值政府的概念，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人治政府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你看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所谓的三代里边肯定有很多被美化的。人治政府是小概率事件，跟技术创新出现的小概率完全相反，技术创新是大家都应该鼓掌的，历史这么多年下来的小概率事件，忽略不计，要维持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现在听某某人，某某派的话，就可以妥协，实际上是他们在向我们妥协，中国步步还是要向人民交权。
秋风：大家知道当今知识分子跟古代知识分子有一点相似之处，把做帝王之师作为最高的评价，如果哪个学者给中央政治局讲一次课题就觉得得到了最高的褒奖。我们知道屈原原来是受宠的，后来失宠了，有很多的故事，难道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和命运就是被帝王所左右吗？如果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还做这样的梦想的话，知识分子这个词都没有脸面再接受了。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写法和今天有些不同，今天的知识储藏量很多，但是关键是你要有大智慧，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能够给民间和社会带来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或者你愿意承担和转播的职责，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秦晖：我觉得陈明举的例子很好，就是那个母亲分瓜的例子，最足以说明伦理道德在熟人社会中起很大作用。儒家的思想也是从熟人社会中可以推出来的。但是原始儒家只是说陌生人中应该如此，没有说会必然如此，所以总是设想如果不如此该怎么办——不如此就造反。原始儒家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后来人们就不敢说了。我觉得在这个伦理亲情上没有什么中西之别，西方也没有在家里头民主选爹的制度，也没有对儿子对老子搞三权分立的制度。（大笑）它都是靠伦理，道德，亲情。问题是你进入陌生人社会，靠这个东西靠得住吗，原始儒家也不认为这个东西是靠得住的，一旦靠不住就造反，现在我们比他们进步了，我们可以不需要造反。
我对军宁有一个意见，我觉得军宁研究文化的思路，跟一些和我们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研究文化的思路都一样的，用宗教理想和社会现实做比较，好多中国好的人也是这样，军宁说西方的先知多么好，我们的帝师是多么有限，如果这么做文化比较，那么我觉得这个文化比较的意义就非常之有限。因为我们都拿宗教理想与社会现实做比较，很容易就会得出宗教理想高于社会现实的结论。我觉得在中国真的讲帝师，你刚才讲的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帝师。真正的帝师（拥有“帝师”这个称呼的），比如八思巴、张居正、翁同龢等等。但是西方也有这样的人，比如斯比朗斯基（音）。如果把摩西这些人请进来，或者说把孔子这些人请进来，很可能我们比较会丧失它的可比性。
刘军宁：秦晖刚才批判的拿理想和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我同意这种批判，但是我用的不是这样一种方法，我是比较别人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我只是证明中国没有先知，我们做现实对现实的比较当然也可以。西方当代可以找到先知，安兰德就是对一切人说不的人，哈耶克也是被称为自由的先知，现实相比较，也可以找到人家的先知和我们的先知在人数上完全不成比例。
由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已于2008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召开。这是刘军宁先生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