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言。虽然除了极少数人有幸聆听哲学大师的演讲而外，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阅读而接受哲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语化的语言对哲学没有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语应该是书面语言的基础，因为在书面语言产生之前，甚至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使用口语了。总之，语言的表达方式对哲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其深刻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例如中国语言中没有印欧语系特有的系词结构，因而中国哲学中就没有西方哲学式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尽管它可以有类似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形态。由此可见，无论是学习哲学、研究哲学还是表达哲学思想，都离不开语言。

哲学正是在这里陷入了的困境。

我们实际上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无论哪个语种的语言都属于日常语言。虽然20世纪以来人们致力于建立一种“人工语言”来“纠正”日常语言可能发生的错误，但是这一工作并不十分成功，其实即使成功了，那也毕竟只是少数专家才能使用的专业化的“书面语言”。对我们来说，语言就是日常语言。同样一套语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它来交流和沟通，哲学家们亦用它来表达哲学思想。问题是，日常语言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而哲学的对象却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对象，它们往往具有超验的性质。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和有限的，哲学的对象却是抽象的和无限的，例如存在、实体、至善等等。同样一套语言要适应两个不同的领域，这就造成了“一仆二主”的尴尬局面。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通常都是用日常语言写成的，但是大多数人却看不懂哲学著作，即使是懂哲学的人也不一定看得懂。正如维特根施坦所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哲学家们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他们所思想的对象往往超越了日常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和界限，因而日常语言并不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下使用的。就古典哲学而论，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世界是颠倒的：在人们看来，他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而在哲学家看来，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不过是“现象”，真正真实可靠的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背后的“本质”。日常语言产生于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要用它来否定日常生活的世界的可靠性，并且用它来表达这个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哲学因此而陷入困境无疑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哲学的确有其特有的话语形式。

当古人刚刚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抽象概念可用，所以只好使用象征、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例如赫拉克利特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表示万事万物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道理。逐渐地哲学有了推理论证，并且形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抽象的思维操作方式，这也是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然而，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无能，而是因为哲学家们难以表述清楚他们的思想。因此，哲学话语就变成了另一种隐喻，我们必须有本事“看”出哲学话语“背后”的含义才能弄懂哲学家的思想。相信读过哲学著作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当你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读懂了（或自认为自己读懂了）一部哲学著作之后，便会为其中的道理如此之简单，哲学家的表述却如此之笨拙而感慨万分，但是当你试图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它的时候却又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的表达方式已经是“最佳”的方式了。

可能有人会说，哲学著作看不懂没有关系，只要哲学家看得懂就行了。自然科学的著作不是同样看不懂吗，这并不影响科学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不懂科学技术并不影响我使用科学技术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不懂哲学，就不可能使用哲学的成果。因为科学不过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哲学所关涉的却是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它决定的是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东西我可以拿来就用，但哲学家的思想如果不化为我自己的思想，或者我的思想如果不能达到哲学的水平，哲学对我就毫无意义。因此，如果哲学家们的著作始终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得懂，那么哲学就不可能发挥什么社会作用了。科学技术可以由少数人发明出来然后使之简单化也就是“傻瓜化”给大众使用，哲学却不可能发明出来之后“傻瓜化”。我们能不能由哲学家们“发明创造”出世界观人生观来，然后拿过来就用？换言之，我们能不能把人生之路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哲学家，自己充当傀儡呢？人生之路归根结底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走，不然的话，我们岂不是成了行尸走肉？！

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哲学拒绝公众的理解。研究哲学的人喋喋不休地言说着公众听不懂的话语，于是哲学就变成了远离公众因而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以至于如果在公共场合你对大家说（我们往往是难以启口的）你是“搞”（研究）哲学的，人们一定会对你“另眼看待”，那眼神就象是在看一个外星人。而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哲学毕竟是纯正的高雅文化，并不是普通人“搞”得了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奇特景象：一方面是研究哲学的专家学者们激烈讨论学术规范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人在大声疾呼“理论联系实际”，希望哲学走向大众。

那么，“高雅”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怎样为自己定位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会越来越高，教育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广泛，哲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越来越密切。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具体说到哲学，这个“必然结果”肯定是不正常的。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上的，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专业缺憾”：一个人才能的发挥必须被固定在某个学科领域中，他在有生之年如果能在这个学科的某个分支中的某个专业方向中的某个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抑或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简直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了。这种状况对于学科的发展的确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它毕竟是以牺牲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和爱好为代价的。于是人们便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不过看来成效甚微。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恐怕还是得这样：各个学科由专门人才负责研究，大多数人享用他们的成果。哲学无疑也需要专门的人才，但是却不应该变成大多数人的“专业缺憾”，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或思想“在场”。当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以哲学为专业，但是我们都应该学习哲学，或者说，思考哲学问题，这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成为伦理学家，但是都应该有道德一样。人们可能会说，道德不是学出来的，哲学也不是学出来的，这可能是对的。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天生有德性的人或者天生的哲学家，这也是事实。实际上，伦理学之为德性，哲学著作之为哲学素养，起的是引导上路的作用。

那么，我们能否消除哲学与公众之间的障碍呢？哲学与公众之间的障碍在于哲学所特有的话语形式，因而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能够让公众理解的哲学话语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表面看来，学术语言的规范与公众的理解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当然不应该为了迁就公众的理解力而使哲学庸俗化，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研究哲学的人要求学术语言规范化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许多大哲学家却往往不受这些约束（读一读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福科和德里达）。其实，哲学的话语形式始终在演变之中，只是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试比较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尼采、维特根施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不仅如此，20世纪哲学的表达方式亦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我想，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尽可以保持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行话”即所谓规范的学术语言，这是他们的“特权”，也是他们发挥才能的舞台，别人不应该干涉，也干涉不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哲学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其实，如前所述，哲学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因为它是不依靠其他东西而自足的，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开放的。现在，哲学所言说的对象已经从古典哲学那种“宏大叙事话语”转向了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并非只有一种颜色。因此，让哲学走向公众并不是非得使哲学庸俗化，而追求学术语言的统一也只关涉言说的形式，关键还在于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规范的失衡主要不是因为形式，而是由于“言之无物”从而缺少实际内容的结果。当你拿起一本哲学书，发现其中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谈怪论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时髦概念之时，这就需要你自己作出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出了一位大师，还是又多了一个江湖术士。本分的哲学工作者愤愤不平的是，这年月往往是江湖术士大行其道，踏踏实实的研究永远要坐“冷板凳”。不过愤慨归愤慨，我们却不能以进一步强化哲学话语的“专业化”来“自虐”。因为其后果必然是形成并且加剧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哲学王国，一个是深入民间的草莽江湖。

有点哲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哲学问题乃是一些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而没有唯一的终极答案的难题，因而哲学是多元化、异质性和开放性的。不要以为这是哲学的缺陷，这实为哲学的优越之处，它表明哲学且只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既然如此，要求哲学语言必须千篇一律，实在是强人所难。学术界要自律，其关键要害并不在这里。

哲学或许注定了不可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因为它的理想性的确有其超越现实生活的一面。倘若哲学因此而拒绝公众的理解，那还有情可原。但如果是由于哲学的话语形式使哲学隔绝在公众之外，我们这些所谓“搞”哲学的人恐怕要成为“千古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