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的“哲学节”正式进入中国。在我们这个处处都在追求实际效益的时代庆祝哲学的节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哲学远离现实久矣，现实远离哲学久矣。这种疏离是双方面的：哲学退守象牙塔，现实对哲学敬而远之。

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原本不是这样的。

让我们想象2000多年前的雅典，想象苏格拉底是如何从事哲学思考的。他在大街小巷拉住行人探讨哲学问题，哲学的运思就展开在对话之中。这在苏格拉底看来，在那些被苏格拉底拉住的人看来，或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哲学讨论的问题就在生活之中。当然，雅典人最初接触到苏格拉底的问题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艰难，哲学问题在他们眼中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高深莫测、晦涩难解，不过是一些“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然而经过苏格拉底的质疑，这些看上去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仅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而苏格拉底全部哲学思考的目标就是使雅典人摆脱相对、个别、有限的东西的限制，思考“美之为美，美本身是什么”、“勇敢之为勇敢，勇敢本身是什么”、“正义之为正义，正义本身是什么”这些“事情本身”的问题。

让我们把思绪从古希腊拉回到今天。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之中有谁在大街小巷拉住过往的行人探讨哲学问题，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可想而知，他不是被看作疯子，就是被当作笑谈。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苏格拉底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早已有了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哲学问题并没有解决，不过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越来越专业化了。哲学家们早已不在大街小巷探讨哲学问题，他们活动在高等学府的教室里和科研机构的会堂中。随着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哲学问题成了仅属于哲学这个学科所有的专业问题。在我们这个分工合作共享成果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常以牺牲其他的才能和爱好而片面地发挥某一种能力的方式，在社会上谋得自己的一席存身之地，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无可厚非。但是有些东西却不应该仅仅由少数专家研究，我们大家拿来共享，例如哲学。哲学是广义的人生哲学，事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每个人的灵魂在场。试问，我们可不可以由少数哲学家“发明”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我们大家拿来共享？我们究竟怎样共享哲学家们的成果？

其实，能否共享哲学家的成果还在其次，关键问题是，我们还在思考哲学问题吗？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哲学起源于惊异。换言之，哲学起源于问题。人之所以萌生了惊异，是因为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当人睁开理性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于是便陷入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之间巨大的冲突之中，在两者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是人生最根本的难题，由此而产生的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古往今来，多少人来了，多少人去了。关于人生的意义，我们仍然在问，仍然在思，那是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思到老、问到老也不可能获得终极答案的难题，也是我们不得不追问的难题。

然而现在我们却遗失了问题的维度。哲学与现实的疏离意味着哲学不再面对现实的问题，而现实则对哲学敬而远之。于是，除了研究哲学的专家学者，我们不再思考哲学问题。

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曾经这样总结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古代人生活在自然万物之中，沉浸在感觉经验之中，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从感觉经验中超拔出来，形成抽象的观念。而现代人则生活在抽象的观念之中，却远离自然万物活生生的生命。对黑格尔来说，如何冲破观念的束缚和限制，以思想的力量再现事物活生生的生命，就是辩证法的任务和使命。就此而论，他把在苏格拉底那里需要两个人相对而说的思想对话内在化为思想与思想自身的对话，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现实对哲学敬而远之，而哲学则自我封闭在象牙塔中，变成了只有研究哲学的人才听得懂的的专业问题。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哲学因问题而生，面对生活，面对问题，是哲学的命脉之所在。就哲学问题永恒无解而论，哲学这条运思的道路是没有终点的。哲学始终在途中。哲学在途中，哲学家们的思想就构成了一个个“路标”。我们响应终极关怀的难题而运思，我们应和古往今来哲人们的呼唤而上路。因此，哲学不是“独白”，而是“对话”――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先贤们与神圣的存在对话，乃有哲学之运思。我们与先贤们对话，借此而通达神圣的存在。于是，哲学就存在于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思想对话之中。

由此可见，在我们这个处处都在追求实际效益的时代庆祝哲学的节日，看上去似乎不合时宜，实际上恰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