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是一场什么样的会议呀？
公元1787年，即乾隆52年，时值大清国“康乾盛世”的末期。那时，我们这个古老、伟大的东方帝国即将步入她漫长而苦涩的大国衰落之道。而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人烟稀少的莽莽荒原之上，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未来超级大国却正在悄然崛起。在那一年的5月下旬至9月中旬，有一群来自北美十二个州的五十多位白人绅士，他们把自己关在费城一间密不透风的会议室里，汗流浃背、唇枪舌剑地开了一场长达一百多天的秘密会议。此次会议，便是著名的费城制宪会议。
那是一场什么样的会议呀？会上的“路线斗争”实在是太尖锐、太激烈：有的人主张“国家主义”（相当于中国古代所谓“削藩”、“强干弱支”），有的人坚持“邦权至上”；有的人主张按人口比例分配议席，有的人坚持各州平等、一州一票；有的人极言诅咒奴隶制度，有的人坚决捍卫蓄奴者权益。还有，全国政府要设几个分支？政府权力在各分支之间如何分配、如何牵制、如何平衡？议会是要一院制还是两院制？两院多大规模、如何组成、如何分工？总统是要一个还是要三个、是直接民选还是间接选举、怎么样选举？议员和总统多长的任期、可否连任、如何防止他们串通作弊？要不要副总统、副总统起什么作用？联邦法院有什么权力、法官是选举还是任命、由谁任命、怎么任命？……真是问题成堆、矛盾成串，每一个大议题都能派生出若干小议题，所有的大小议题都有N种相互对立的方案，每一个方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要授权、又要限权，既要集权、又要分权，既要行权、又怕滥权，既要国强、又怕民弱，既要选官、又要防官，既要官员德才兼备、又要官员谨小慎微，既怕政府办不了正事、更怕政府办出了坏事，既怕精英生恶念、又怕暴民逞霸道，……摆在美国“国父”们面前的，全都是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世界级政治难题。
在长达一百多天的争论中，制宪会议开得既紧张又热烈。有的人固执己见、坚决据理力争，有的人翻云覆雨、经常自打嘴巴，有的人雄辩滔滔、口才令人叫绝，有的人口吐狂言、老子天下第一，有的人一味“和谐”、专当“和事佬”，有的人逢案必反、专门唱反调。多年以后，当人们事后反思，当年会上的正方、反方、反反方，他们各自的角色其实都很重要，他们都为宪法的诞生做出了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那些曾经反联邦、反宪法的反方，他们对联邦宪法的贡献更有其独特的意义。但是，让我们来猜想一下，若是我国的毛伟人见了这番会议场景，他会说什么呢？想必他会一脸恼怒：“大有炸平费城（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或者他会一脸奸诈：“要闹就让他们闹个够，他不闹，你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一闹，正好把错误暴露出来了”，又或者，他会一脸不屑：“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好在费城没有毛泽东，只有华盛顿。经过了几千次面红耳赤的争吵，经过了五百多次反反复复的表决，经过了一轮接一轮不太心甘情愿的让步和妥协（其中，关于两院议席分配的妥协案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伟大的妥协”），最后，这群美国乡绅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口舌，勉勉强强写出了一部谁都不太满意、谁都不大看好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可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篇幅不长，字斟句酌，文辞简炼，只有区区七条。它没有什么形而上的理论，也没有哗众取宠的虚言矫饰，每一个条款都是实打实的，都关乎政府的组织、分工与运作。
当最后几名代表在宪法草案上签名的时候，81岁高龄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长舒了一口气，他指着会议主席座椅背后的那幅油画说：我一直无法断定画面上那一轮红日是旭日还是落日，现在我终于有幸知道，它正在升起，而不是在下落！这位博学多才、举世闻名的长者富有远见卓识。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与会者却没有他那份乐观和自信。因为这部靠让步与妥协而达成的宪法与他们开会之前的观点、愿望和想象相去甚远，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亲自参与制定的宪法最后竟会是这样一个文本。这部宪法并不符合任何一个代表的个人愿望，却尽可能地折衷调和了他们的共同愿望（或者说，是他们愿望的“最大公约数”）。这部宪法不代表梦想，而是梦想对现实的屈从和迁就。所以，“国父”们少有成就感，相反，倒有着沉重的挫折感。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纸宪法能够获得各州和人民的认可，更多的人则坚定地认为，即使这部宪法可以侥幸通过，它的寿命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十年。
如今，二百二十一年已经过去，费城会议所制定的这部宪法虽然几经增改，但其基本框架却没有变化，它仍然还是美国的“现行宪法”。不仅如此，这部宪法的影响力、号召力早已越洋过海，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里开枝散叶，成了不同的建国者、变政者、革命者、改良者们竞相模仿的政治样板。
二、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
按我们中国的观点，可以说，费城会议完全不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首先，这个会议从一开始就不顺，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应到代表74人，因缺少盘缠、缺乏兴趣等原因实到代表才55人，而且大多数代表都迟到了，“开幕式”不得不推迟了11天。后来，又因事、因病、因负气出走等等原因，坚持开完会的还剩下42人。而愿意在宪法草案上“签名作证”的则只有39人，梅森、兰道夫、格里三位对宪法草案卓有贡献的代表不听劝说，坚决拒绝签字。其次，这次会议既没有在美国“形成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有“核心”，却不是在这次秘密会议上形成的，那是会后通过全国选举产生的），更没有“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好不容易才凑合起来的一个会议，大家却不太“讲政治”、不太讲团结，只顾畅所欲言、争论不休，导致会议效率极低。议而不决、决而不算，同一个议题竟然翻来覆去反复表决。一帮年轻代表狂妄之极、目无领导，年高德劭的富兰克林先生又立场不坚定、一味“和稀泥”，被后人称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先生也是原则性偏弱、灵活性太多，爱搞见风使舵、折衷调和的勾当。更有甚者，那位享有崇高威望、本该一言九鼎的会议主席华盛顿将军（他可是两次全票当选的美国总统啊），却几乎自始至终不言不语、如同哑巴，他老人家既不在会场外面悄悄搞“阳谋”、实施“伟大的战略布署”，又不在会场里面公开“拍板”、高调发表“重要讲话”，将军那副不温不火、不疾不徐的神态，真如孔子所说：“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是孔子对上古圣人舜帝的崇高评价）。
就是按一些美国人、西方人的想法，费城制宪会议也有不少的疏漏与瑕疵，甚至有人认为它不无“篡夺”、“政变”之嫌。其一，在平民主义、民主主义者看来，费城会议太“精英化”了，法国革命时的制宪公会允许“人民群众”带着长枪短棒进入会场围观、起哄，而费城会议却无情地剥夺了广大民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为防隔墙有耳，宁可门窗紧闭。不仅会议极其保密，代表们为避免日后公众了解到会场上的争议详情，甚至想过要将会议纪录通通付之一炬（好在麦迪逊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详细的日记）。其二，在平等主义者看来，费城会议不仅没有对妇女、穷人、印第安人、少数族裔的平等政治权利予以丝毫关注，甚至还默认并支持了罪恶的黑奴交易。虽然美国的这些“国父”们大都厌恶奴隶制度（他们甚至羞于说出“奴隶”这个词，而以“其他人口”或“另有描述的人”代之），但是，这次会议终究不敢冒险去捅捅这个马蜂窝（当然，那时候不捅是对的，否则就没有联邦了）。其三，在民权主义者看来，费城会议只管向联邦政府授权，却只字不提保障公民的权利，这样的宪法算是什么玩意？“权利法案之父”乔治·梅森正是因此才拒绝在宪法上签名。好在不久之后美国就有了被称为“人权法案”的前十条宪法修正案，算是弥补了这个大缺陷。其四，在程序主义者和法律条文主义者看来，这个制宪会议本身就严重“违宪”。因为会议本是按邦联议会的决议、为修改《邦联条例》而召开，结果这帮人却阳奉阴违，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实属越权之举。又以9州批准即生效的新规则取代了13州一致通过的老规则，亦是违宪之举。当然也还有“分裂主义”的嫌疑，万一剩下的4州坚决不批准宪法，岂不就要拒人于外、四分五裂了？在这些人看来，费城会议形同政变，它颠覆了合法的邦联、建立了非法的联邦。
长期以来，关于费城会议，称颂者、乃至将其神化者有之，质疑者、乃至将其魔化者亦有之（比如，有些学者就曾断言，那一小撮美国“国父”都是些自私自利之徒，其所言所行不过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和既得利益而已）。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不仅保全了一个行将崩溃的邦际联盟，而且创生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联邦国家，一个以保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己任的全新的大国横空出世了。
孔子曾这样称赞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的意思是说，管仲虽有若干瑕疵，但他以不流血的方式将诸侯和平汇聚，此即为仁！若无管仲，我华夏民族将成为被发左衽的野蛮之族。所以，对于管仲品行方面的小小瑕疵，岂能以匹夫匹妇们的愚蠢教条去横加指责！——我以为，将孔夫子此意评之于费城会议，真是恰到好处。如果说《独立宣言》不惜流血一战，是意在破旧，那么，费城会议刻意调和折衷，则志在立新。开一次会而建一个国，比之于征战杀伐，何乐而不为，何仁而不为！
三、为了民主中国，让我们先练好开会的基本功
我们中国人历来长于破旧而短于立新。我们有一大堆关于建政立国的老故事，最有名的，诸如秦灭六国、楚汉战争、三国演义、五胡乱华、陈桥兵变、清兵入关。当然，还有六十年前的“三年解放战争”。这些老故事，大都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也。中国人的“江山社稷”，似乎一向是靠死人来建立的，所以，我们一向只承认“打下来的江山”和“祖宗的江山”。开一次会，建一个国，而且是建一个前无古人的自由民主超级大国，这样的美国故事，我们中国人愿意做、做得来吗？
关于开会，近代中国也曾开过几次有名的会议。比如袁世凯与起义军、革命党人曾开南北和会，毛泽东与蒋介石曾开国共和谈，还有所谓“确立毛主席在全党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确立邓小平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波诡云谲的“七千人大会”、“庐山会议”（共有两次有名的庐山会议，一次是整彭德怀，另一次是批陈伯达）。这些会议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会内会外、会前会后发生了一些比较突然、比较剧烈、比较诡诈、比较奇特的历史事件。但总的说来，这些著名会议大都浪得虚名，其本身的重要性是相当有限的，真正的较量、真实的成果产生在会议室之外。大体上，开会的人或是人在会场、心在战场，或是一小半在会场、一多半在官场。还是谁的拳头硬，谁的嗓门就粗，谁的官衔高，谁的讲话就“重要”，谁的势力大，谁的论述就“精辟”。
老实说，中国人是一向不大会开会的。费城会议那样的会，我们大概还没学会怎么个开法。不光执掌政权的人不大会开会，无权无势的异议分子似乎也不大会开会。不光大陆的专政集团不大会开会，台湾的民主政党也有些不大会开会（虽说不必苛责，但总把议会当骂场或演武场也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的毛病在于：有些人是以己为尊、闻过则怒，话不投机、记恨在心，党同伐异、因人废言，拒不妥协、一拍两散，美其名曰“坚持原则，绝不动摇”；有些人是当面不说、背后捣鬼，或者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美其名曰“革命的两手”、“战略布署”；有些人爱搞多数围攻少数、强势清算弱势，多数派动辄群情汹涌、仗势欺人，声色俱厉、不依不饶，少数派则是战战兢兢、可怜巴巴，弄不好还得求饶认错、深刻检讨，上纲上线、自我栽赃，美其名曰“真理战胜谬误”、“胜利的大会”；有些人爱搞少数控制多数，少数人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定调拍板、一言九鼎，众人则低声下气、溜须拍马，言不由衷、随声附和，美其名曰“与某某保持一致”、“团结的大会”。
因为有这些坏毛病，所以，我们中国人开会经常能开出以下四种效果来：一是互不买帐、不欢而散、无果而终；二是右手签和约、左手放黑枪，会上搞冷战、会后搞热战；三是多数整少数、少数怕多数、发言一边倒、墙倒众人推；四是排排座、分果果、说假大空话、开团结大会。
在我看来，民主政治有两项实实在在的基本功，一是选举，二是开会，如果说得更准确些，一是竞争性选举，二是妥协性开会。目前，在真正的民主选举到来之前，为了迎接民主中国的创生，我们得首先练好开会的基本功。
民主中国将如何创生？我猜想，极有可能是在开会中创生。亨廷顿在总结20世纪后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时说：“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那些有智慧承认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或美德的领袖们所创设的。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刘军宁译，《第三波》第四章）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欧、东亚、拉美、东欧各转型国家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一不是在战场，二不是在断头台，而是在圆桌会议。
当然，我们不能断定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必定就会符合这些共同特征。但至少，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因为形势所迫，有这么一群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来自原执政集团各系统的赵钱孙李、来自民间反抗运动各派别的周吴郑王、来自海外**各组织的冯陈褚卫、来自港澳台各地区的蒋沈韩杨、来自少数民族各地区的丹增嘉措和买买提、……，某一日，他们来到了某个象费城一样的中国城市，要召开一次有关国家未来政治安排的重要会议。他们将要怎么开会呢？——也许他们会心存介蒂、相互鄙视、各不相让、开到半途、全体退场？也许他们很乐意派个不中用的人去开会、让中用的人在会场外面鼓动群众去起哄、闹场，或者干脆鼓动军队里的支持者去耍横、动武？也许那些有财源、有地盘、有山头、有武备的人们会一拍即合、结成多数，把那些光会耍嘴皮子喊自由民主的少数派排挤出局、甚至批臭打倒？也许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开会当成是走过场，不如实惠一点一人分它个一官半职，然后大团圆满意而归？……以我对中国开会史的粗浅了解，我不敢想下去。如果我们中国人只愿意、只能够、只打算开这样的会议，那就不妨作一个断言吧：恐怕中国真正的民主转型还得等到“第五波”、“第六波”的时候才能成事。
有人可能会说：民主中国岂能在会议室里谈出来，只能靠“人民群众”运动出来、斗出来、打出来！真是白日做梦，休想与虎谋皮！“与虎谋皮”这个话经常有人说，听起来确实有几分道理，但也有些可商榷之处。我说句俏皮话吧，如果老虎不再啃我们的骨头了，你凭什么还要去剥人家的皮？把它关进铁栅栏里不就得了。我想，真正的民主政治，大概不会诞生于妄图啃骨头者与妄图剥皮者之间。是的，为了民主中国，我们不如少学一点剥老虎皮的学问，多练一点开妥协会的基本功。而且我们很幸运，有后发优势，那些世界一流水平的开会专家——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汉密尔顿、梅森、詹姆斯·威尔逊、古文诺·莫里斯、……，他们221年前的所言所行，足以充当我们的培训教程。
2008-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