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不管是在官方正史、民间野史，还是民间传说和戏剧里，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观念：清官好，贪官坏。
这个观念，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官方的或民间的话语系统中，也不会有什么大不同，老百姓期盼清官、痛恨贪官，政府最高层也是一样，尽管在谁是贪官、谁是清官的识别上有差异，在衡量某一具体官员是清官还是贪官的标准上可能不同，但在基本观念上不会有大差别。
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或者记得起，就在四十多年前，中国的官方宣传和理论界，曾经提出和大力论证过一个惊天动地、彻底颠覆历史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即1949年以前的所有时代，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可恶、更须揭露和批判。
这个观点应该是从1965年开始推出的，真正得到猛烈宣传的，是在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个彻底颠覆历史的提法是怎么论证的呢？基本道理如下：贪官坏，是因为他们鱼肉、欺压老百姓，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多苦难。这固然可恶，但是，清官却比他们坏得多，因为在黑暗的旧社会，如果官员不贪污，让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劳动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旧制度。于是，清官的清廉，反而有助于剥削阶级政权的稳固——劳动人民不那么仇恨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麻痹了劳动人民的觉悟，大大延长了旧社会制度，所以清官比贪官更坏。相比之下，贪官的贪婪豪取，更能激起劳动人民的仇恨，促使他们奋起反抗，推翻旧政权。
我手边保存的从中国内地小城地摊上买的旧书里，就有一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本出版于1966年的小册子中，收罗了几篇当时重要官方媒体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批判邓拓等人的《燕山夜话》（文革初，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位子上被毛泽东严厉批评，不久含冤自杀）。此文在批判《燕山夜话》时，专门举了几个例子，包括邓拓推崇的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清官，如海瑞、米万钟。这场标示着“文革”起点的大批判，是直接在毛泽东、江青、康生的领导下发动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今天看起来怪异的逻辑后面，隐藏的不是普通的智慧。它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极端主义的顶级智慧，或革命极端主义的最高智慧。毛泽东晚年把当年列宁已经发展的极端主义，又推进了一大步。
过去列宁与第二国际论战时，批判所有的黄色工会。所谓黄色工会，是指那种代表工人与雇主集体谈判，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提供更多福利、改善工人经济待遇的组织。列宁为什么说黄色工会很坏？道理就是这样的工会使得工人生活变得较好，待遇好转的工人就不会起来革命，以暴力推翻政府，列宁的激进革命党就没有了大批的追随者。所以，列宁把黄色工会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时代鼓吹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是把列宁主义大大推进了一步，在革命极端主义的路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它后面的智慧就是：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希望现存政府的官员们所做的坏事越多越好、越绝越好。任何通过改良的办法，即比较缓和的方式来使现存体制少做坏事、多做好事，都是错误的。但凡社会的状况逐渐进步，就会损害极端主义者以翻天覆地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机会。
列宁与第二国际的论战，距今差不多百年；文革发动到现在已有42年。但像这种造反的极端主义仍后继有人。10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表了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评论，《要提防10月份本•拉登可能的突然动作》。文章提醒，现在看起来美国大选中麦凯恩越来越不利，奥巴马势头大增。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防基地组织的突然动作，因为有先例。2004年10月29日，美国总统选举最关键时刻——4天后就开始投票——本拉登组织通过半岛电视台发了一盘录像带，警告美国人，随时会来报复你们。在电视台播出后，小布什迅速超过了对手民主党的John Kerry。CIA副局长事后讲，本•拉登为小布什连任总统，帮了一个大忙。
本•拉登非常不希望小布什下台、民主党的Kerry当选。因为后者一上台，会采取不同于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基地组织看得很清楚，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最有利于他们赢得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拥护，在穆斯林世界得到同情和资助，有利于招纳新的战士。而Kerry若当选，会大大缓和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那样一来，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对态度将会大大下降。奈的文章说，现在看来又到了这样的时刻。奥巴马若当选，将是第一个非洲裔的美国总统。黑人以前是弱势群体，曾被当作奴隶，这样的人当选为总统，不仅会在美国史上翻开新的一页，对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含义。奥巴马的上台，会大大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乃至全球的形象，使得它在穆斯林世界的敌意降低，因为奥巴马要采取很多创新的、和解的政策。所以，奈警告说，在美国选举前的这几天，绝不能大意，本•拉登会非常着急的，他们如果再来一次突袭动作，又会使美国人在安全问题上增大忧虑，从而会使强硬的麦凯恩得分，使奥巴马丢分。
上面提到的三个案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能看到深层的共性。这就是，一个社会里极端对立的情绪，是造成对抗、并由对抗升级到严重动荡、直至造成暴力造反的要素。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两极是相通的。极端派最希望的，是其对手一方也成为极端派，如果对方不是极端派，而是改良派，这反倒对自己大不利。只有敌对一方走向极端化，才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极端主义变得理直气壮。
考察这一逻辑线条，吸取历史教训，我们至少可以客观地说，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里，不管是做媒体的、做法律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更不要说是有权力的人，不管他们是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只要他们努力对贪污腐败、滥用权力、虐待百姓的行为等等，予以揭露和批判，那便是在做一件于民于国有益的好事。只要他们的行动是和平的，不管是通过媒体曝光，还是走司法程序，甚或请愿游行，实际上，都是在减少中国社会里爆炸性的根源。
几年前在中国，“和谐”这个词还没有提高到官方最高政策的层面，但可以这么说，正是不懈地以和平方式揭露社会阴暗面、揭露贪官污吏、揭露鱼肉百姓现状的那些人，其行为的总体效果，是在把中国社会朝和谐的目标推进一步。同样道理，那些对做这些事情的人——不管是中国的记者、维权人士、律师、平头百姓，还是中国体制内的那些同情和帮助这些维权行为的官员——进行压制和迫害的人，恰恰是迎合了造反极端主义的愿望。他们进行压制迫害的总体后果，是在培育和推动中国社会里的极端情绪，促进社会里的暴力萌芽，推动中国社会里可能出现更大的爆炸性危机。
过去二百年来，国际社会有着相关的教训。做比较研究的学者，早已获得了清晰的观念。在欧洲是比较英国和俄国：当年的沙皇制度，总是不断对俄国社会里的改良努力予以绞杀，最后促成了20世纪初最血腥的暴力革命。而英国在过去的二百年中，虽然也遇到过很多阶级矛盾和冲突，但其体制和统治阶层在大部分时候，能够采取比较妥协的方式，使得改良成为社会上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途径。所以，英国在过去二百年的大部分时候，都能稳定发展。
在亚洲则是比较中国和日本：近现代的中国，不断革命、不断造反、不断暴力，内部相互屠杀之烈，远胜于外敌入侵。而日本近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明治维新"，就是改良。日本的政治结构、统治阶级、社会精英，能够在明治维新时达成共识，使得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即西方工业文明打到东方之际，通过明智的持续改良的方式，把日本带向现代化，成为白人社会之外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强国。而中国却相反，它的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们，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基本上每当有可能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做一个选择时，都因为拒绝作制度上的实质进步，导致矛盾越来越广大深入，把改良的路子越来越压缩，最后酿成的暴力革命一次比一次厉害。
在大历史的背景下看，我们比较到如今的英国和俄国、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差异，可以明显看出，究竟哪个国家的哪种方式相比起来更可取？哪种方式付出的血的代价更少，而带来的社会的整体进步更大？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很多物质上、社会上的进步，而保障各方面持续进步的那些法律和政治体制却严重滞后。目前要在这些领域里大力推动改良的人，实际上正在努力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要重复过去的极端主义悲剧。极端主义的思路和情绪，在当今中国社会很多地方都有。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有权势的人，很多封锁了低成本持续改良的渠道。你要是真的拒绝革命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你就得让中国社会里通过深度改良来取得持续进步的力量能有更多的机会，能越来越占上风。
“清官比贪官更坏”背后的智慧，是惟恐官员不坏、惟恐政治不烂、惟恐民众不怒、惟恐天下不乱的最顶级革命智慧——这个智慧越不被付诸实施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