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捷克共和国对于昆德拉指控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表示怀疑。和九十年代的情况不同，当时《科布尔卡名单》（Cibulka's lists）名单激发了针对改革者的政治迫害。今天，指控他人的需要已经消退。米洛斯拉夫·巴拉斯狄克（Miroslav Balastík）认为这个事件可能突显了捷克共和国后共产主义阶段的终结。

历史真的有让人难以置信地讽刺味道。为了不让自己的故事削弱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而竭力要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作家，突然间卷入到他自己可能从来也编造不出来的故事中。

艾瓦·米利特卡（Iva Militká）终生感到愧疚：她觉得就是因为她和她的丈夫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克（Miroslav Dlask）使得年轻的米洛斯拉夫·杜拉齐克（Miroslav Dvorácek）在五十年代初期被捕入狱很多年。她的亲属和年轻的历史学家亚当·拉狄里克（Adam Hradílek）被邀请调查这个从前的故事。在研究从前的文献时，他发现了一个文件上说“老鼠”既不是米利特卡也不是她过世的丈夫德拉斯克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米兰·昆德拉。这真是让人震惊的发现。在此之前一直笼罩在拉狄里克家人和亲属身上的内疚的阴影顿时烟消云散，而且，这个年轻的研究者抓住了一把即将改变历史的钥匙。他对这个发现兴奋不已，但是没有足够的经验来质疑它的相关性。他就把对历史的判断交给了活着的人。一个追求正义的斗士亚当·拉狄里克。

这篇文章在捷克和国际媒体引起轩然大波，冲击了被指控者的生活。他在震惊之余，断然否认卷入这个事件，但是很快非常清楚的是所谓的证据经不起推敲。没有昆德拉的签名，也没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很奇怪的是当事人米利特卡、德拉斯克或者昆德拉都没有被警方审查。所有的证据都集中在可靠的证人图书馆历史学家普塞特（Zdenek Pesat）宣称德拉斯克向他承认他向警方举报了杜拉齐克。作为后记，被证实的事实是德拉斯克确实和秘密警察接触过。对于捷克大多数民众和媒体来说，这意味着昆德拉已经脱离了嫌疑。

我们的历史是什么？

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1950年科隆卡（Kolonka）的学生寝室到底发生了什么。媒体上的丑闻报道在消退，但是故事依然存在。它比从前更加具有悲剧性。试图洗刷自己和丈夫罪名的米利特卡可能给家族带来更严重的阴影。一个热心的年轻研究者已经在专业圈子里失去了信任，《尊重周刊》（Respekt）的媒体声誉受到损害。故事对于其中的人物产生不利影响。一个非常精彩地在小说中揭示历史运行机制的作家现在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这确实是个昆德拉式的结尾。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解释。历史学家、作家、记者谴责这篇文章，因为它把事件刻画为善恶之间的神秘的冲突。杜拉齐克被宣称为英雄，一个争取自由的战士，而昆德拉被看作了专制政权的可恶的帮凶走卒。具有这个特征的还有《尊重周刊》发给昆德拉的传真要求他发表个人声明。提问的方式非常笼统，甚至根本没有提到他们准备的文章，更不要说指控了。但是这个传真丢失了或者没有到达收件人手里，作者们就不再试图联系了。他们有理由这么做。对他们来说，昆德拉的沉默证明了他不清白。他们不是在追查真相，而是在找肇事者。

这种善恶较量的氛围遭到了捷克社会的抛弃，在处理共产党历史的后革命阶段非常典型的做法。大部分评论家很快指出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背景下不管是谁向警察举报了杜拉齐克,都不能被看作道德上的失败。而且，警察只是被告知一个陌生人把包裹留在了宿舍的大厅内在后来的调查中那个人是秘密特务的事实出现了。甚至这个也被作者们误解了，因为这让善恶的冲突变得不那么强烈。但是这个做法最后弄巧成拙。捷克社会今天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历史的问题从九十年代以来已经在不断变化。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谁有罪？”而是“我们的历史是什么？”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天鹅绒革命后不久。受害者被指控是个告密者，而且是个作家：什克沃雷茨基（Josef Skvorecky）的妻子兹德娜·萨里瓦罗法（Zdena Salivarová）。他们夫妇在1968年移民加拿大后创立了68 Publishers出版社，该出版社对于独立的捷克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萨里瓦罗法的故事和昆德拉的故事不同，这正是有意义的地方所在。为了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1989年11月。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是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游行时发出的口号。它隐含着普遍的愿望，即不采用暴力的，宽容的方式前进：宽恕和忘却。但是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正常化时代尽管没有带来暴力镇压或者物质上的破坏，它在道德层面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经过了1968年华沙条约军队的入侵，毫无疑问的是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幻想和理想已经破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受到克里姆林宫授权和控制的共产党政权开始和人民之间达成了没有写在纸上的协议。人民需要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形式上的认可，从在重要场合挂苏维埃旗帜到在不同组织中的成员身份，到参加严格控制的各种选举等。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好的位置，孩子们的教育，夏天到南斯拉夫度假等。遭到社会大部分成员信任的政权从形式上得到这种交易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道德困境：人们对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正是这种羞耻感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人们内心充满了对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都变得孤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他们。”

在1989年，共产党政府被再也不愿意忍受这样的交易的人民推翻了。因此，“天鹅绒革命”也是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孩子们造了羞愧的父亲们的反。1989年11月权力的转移以一种非暴力的“天鹅绒”的方式发生，具有典型的捷克特色。一年前还在监狱中的哈维尔（Václav Havel）被全部是共产党员的议会一致推选为总统。另一方面，垮台政权的代表要么完全避免被审判的命运，要么在几年的僵持不下后不了了之。共产党本身没有被禁止，也没有被迫更改名字。

科布尔卡名单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11月变革后的历史责任问题变得非常复杂。要找到肇事者就更加困难了。在人民的眼中，道德上的肇事者不再是那些炫耀他们不道德的人而是那些一直掩盖它的人。需要面对道德审判的人不是党的领袖或者真正的坏蛋（他们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而是在道德责任链条中非常靠下面的那些人——告密者，那些“老鼠”。

1992年，激烈的反共积极分子科布尔卡（Petr Cibulka）发表了捷克秘密警察斯特比（StB）的秘密线人和告密者名单，涉及长千上万名字和假名以及出生日期。《科布尔卡名单》一下子成了畅销书。突然之间清楚的是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出笼的，但是其真实性没有受到任何官方人士的质疑。查找真凶的行动开始了。在被指控的“老鼠”中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物：著名演员、知识分子、牧师、有名的异议分子等。抓老鼠的狂热席卷了整个社会。幸运的是，民众的正义从来没有采取暴力私自处刑的地步，毕竟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但是，那些名字在名单上的人很快发现这个接近于社会暗杀的事实。他们失掉了朋友和名望，有时候甚至失掉了工作。另一方面，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就出现在了名单上。

后来清楚的是除了真正的“老鼠”外，名单上还有那些只是被提到可能成为未来的告密者的人（当然没有被告知这个事情）。问题还不止这些。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迫与当局合作的，或者因为勒索，或者被决不告发任何人的物质上心理上的压力。但是这个名单没有深入到这种事实真相。根本不可能实现公正。这个名单不是官方的，没有起诉任何人（曾经，内政部拒绝提供查阅斯特比档案的许可，里面所有个人的案件都有记录）。那些被“玷污”的人不得不自己为自己辩护，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解释。这个名单指向一个凶手，但是没有人在乎背后的故事。

这就是作家和出版家萨里瓦罗法-什克沃雷茨基的悲剧开始的地方。她从流放地返回刚刚解放的祖国（在维护其文化延续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的初期是无限风光的。什克沃雷茨基夫妇是第一批受到国家最高表彰的人，哈维尔总统授予他们白狮子勋章。但是社会对于他们的感恩心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或者准确地说持续到1992年萨里瓦罗法的名字被发现在这个名单上面。虽然她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但是没有人关心她的解释。没有人公开为这个作家辩护，没有人质疑这个名单的可靠性。她与祖国的关心冷却了，她的生活沾上了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科布尔卡名单》发表两年后，68 Publishers出版社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本书。题目是《被玷污者》（Osocení）:其中，萨里瓦罗法-什克沃雷茨基收集了像她一样出现在名单上的人的故事。这是这个传奇色彩的出版社的让人伤心的结局。更让人伤心的是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名单上的名字截然不同。

米兰·昆德拉不在任何名单上。他的名字只是几乎难以觉察地出现在警察的报告里。但是这已经足够让《尊重周刊》指控他告密了。但是形势已经发生改变了：在九十年代初期悄悄地带有些许满足地接受的东西现在遭到捷克社会大部分人的强烈排斥。捷克社会的反应已经显示它已经不再查找肇事者了。它已经不再倾向于做出判断，而是表示怀疑了，不再想指出肇事者，而是试图理解背后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很可能将终结捷克后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比从前更加认真地阅读昆德拉的作品了。不是为了解析他的传记，而是了解历史的机制。为了认识这点，我们不能和历史平起平坐或者向历史报仇。历史从来不是关于过去的，它一直就是关于现在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理解历史。

译自：Two stories Kundera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Velvet Revolution

Miroslav Balastík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8-11-07-balastik-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