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已见分晓，奥巴马终于如愿以偿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对于美国民主党的上台和奥巴马的当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其所著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早就已经作了先见性的预测和设计。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克鲁格曼曾帮助克林顿当选总统。这次，他又帮了奥巴马的大忙。看来，他以其“经济政治学”的智慧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确是当之无愧的！

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是按照民主党的传统政治理念提出其经济政纲的，他强调要缩小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创造共同繁荣的社会。他看重过去把民主党人送进白宫的中产阶级，瞄准了美国贫富差距日益加剧这个靶子，攻击共和党人，欲通过减税实现“劫富济贫”，即将为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保持布什提供的减税，但是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高收入家庭则将被加税。

在“当选演讲”中，奥巴马也特别强调，他的获胜是依靠“广大工薪阶级”和“下层百姓”，因此，应该关注“大众受苦受难”。他说到，“我们的胜利来自于广大工薪阶级，……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摘下冷漠面罩的年轻一代，来自于夜以继日奋力工作以维持生计的下层百姓，……他们用出色的奉献精神和组织能力证明了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两百年后仍然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你们的胜利！”同时，“这次的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如果大众受苦受难，华尔街就不可能繁华似锦。”为此，他倡导民主党的“新政”和“共同的价值观”，即“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不仅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更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共同的价值观。”只有这些共同价值观，即“民主、自由、机遇、坚定不屈的希望才是这个国家保持强大的持久力量！”最后，他提出要反对党派分裂和社会的分裂，因为，“长期以来，两党隔阂以及不成熟的狭隘主义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失败政策，所以让我们一同抵制住这种倾向，避免回到那条老路。请记住，这个国家有一个民主党人将手扛民主和共和两党旗帜迈向白宫。充满自信，崇尚个人自由，维护国家团结将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尽管民主党在今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我们将继续带着谦卑前行，愈合这个国家因分裂受到的创伤。社会的分裂曾经阻碍我们国家前行的脚步。”

实际上，因为大众政治依靠力量的选择、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新政变革的政纲、减税的经济政策以及共同的价值观等，决定了在本次大选中，美国民主党的上台和奥巴马的当选是势所必然。而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书中，早已看到了执政的共和党因奉行保守主义，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这一美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从“经济政治学”的视角，提出了通过“经济民主”以促成“社会公平”的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这为奥巴马的竞选纲领提供了一个颇有“良知”和“先知”的蓝本。可以说，奥巴马经济政治纲领的基本理念，核心政策措施，甚至是激动人心的言语，都可以在《美国怎么了？》这本书中找到。

在《美国怎么了？》书中，保罗•克鲁格曼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经济政治的历史发展的两个巨弧，即“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度的两级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在他看来，“经济之弧”与“政治之弧”的发展关系，不是经济决定政治，不能说贫富不均是根源。因为，他已经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为此，他在书中以主要的篇幅对美国政党政治对经济（利益分配）的决定关系，作了如下的历史性和实证性地分析。第一阶段是“严重的不平等”时期。自19世纪70年代“重建”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新政”来临之间的“长镀金年代”的最突出特征是，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从未动摇。这种“前新政”（Pre-New Deal）时期的美国如同21世纪初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当年导致一群富裕精英主宰政治生活（即富豪统治的政治）的种种因素，在今天仍有清晰可辨的翻版：平民主义政治候选人掌握的财力极少；美国人沿种族、族群、宗教界线分裂为不同的经济利益群体；人们不加思辨地接受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警告说，试图帮助不幸者的任何举措都会引发经济灾难。第二阶段是“相对的平等”时期。美国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20世纪20～50年代期间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这种“大压缩”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这就是推行“新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杜鲁门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因此，从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形成了“美国社会巨大的经济民主化”。但好景不长。第三阶段是“新的不平等”时期。民主党“新政”带来的平等繁荣，在20世纪60年就开始受到保守主义运动的“纷扰”，到20世纪70年代则被最终摧毁。随着保守主义运动接管的共和党上台执政，导致了社会“大分化”，由于贫富不均的拉大，普通美国工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时，美国的不平等已经回到了“镀金年代”的水平，直到小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和“高度不平等”。这种“高度不平等已使美国变成一个中产阶级力量大减的国家，对社会关系与政治产生了侵蚀效果。”而美国的立国之本则是期待“一个不要有强烈阶层区别的国家——不是说全社会一律趋同、完全平等，而是说经济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可以有差距，但不应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中产阶级是一国最珍贵之物”。

针对这个矛盾，保罗•克鲁格曼从经济政治的逻辑，明确地断言：“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大选越来越像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后一场狂欢。”2006年美国民主党的中期选举获胜，意味着“美国公众其实已准备迎接改变——一种新的平等政治。” 最终，他先见性地合理地推测到：“到2009年美国将拥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以及由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的国会。而且，假如出现这一新的多数局面，与克林顿执政头两年里民主党的多数局面相比，它在意识形态上将远为团结一致。”而且，他提出，民主党上台之后，应该继承罗斯福“新政”的传统，推行“进步主义”的“新‘新政’”，“迎战不平等”，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大缓和”，“为了美国，他们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这一计划将是21世纪版的社会保障方案，它应以实施全民医疗保险为出发点——其他发达国家都已建立这一制度。”通过上述施政措施，保罗•克鲁格曼最终期待美国政治的未来恢复到如下的局面，即“两个通情达理的政党，接受本国所有最好的东西，又彼此竞争，看谁更能让全体美国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并相互监督。”这就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民主良知”。

对比上述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政治理念和奥巴马的竞选纲领，我们有理由说，克鲁格曼为奥巴马早就制作好了自由、民主、进步、平等和团结的民主党大旗，而奥巴马就是举着这面大旗，经过长达两年的选战，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的胜利，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4位，也是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希望奥巴马能够践行自己的诺言，将通过“变革”带领美国人民“再次锻造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