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听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也试着来对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对应的措施做一点我的理解和说明。
第一个问题，我想说一下我对这次金融海啸的性质的理解。现在好象有这么一种舆论，认为这次世界金融出现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或者叫做华尔街金融海啸，我对这个有一点不相同的意见。我认为这次金融海啸的性质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虽然出现这个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而且这次危机的爆发和触发这次危机爆发的因素也来自美国，但是这不是一个美国金融体系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因素。第一个层次，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出现了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个美元是受黄金的约束的，就是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因为美国经济走弱， 1971年美国政府无法兑现。因为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政府都可以用美元去兑换黄金，但是到1971年就兑换不了，就开始浮动了。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正式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联系，这样美元就变成一种不受约束的货币了，美国无论发多少美元世界各国都把它看作真金白银。
第二个层次的因素，美国经济结构在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问题，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储蓄率走低。刚才提姆·赖特教授在演讲里面用了很多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美国、英国等主要国家的储蓄率都接近于0。美国怎么能够维持高的消费水平和维持一定的投资呢？就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向全世界借钱。
第三个因素，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的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都还记得，当90年代格林斯潘受到耶鲁大学教授席勒的严厉批评以后，他曾经接受过席勒的提法，说美国的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的繁荣，但是美国股市应声而落。没过几天，他就完全转过来了，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美国，形成了网络泡沫，网络泡沫破灭以后，又连续13次降息，而且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对它松监管。
从十年的这个短时期来看，美国经济显得非常有活力。但实际上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的黑洞，大量的泡沫，大量的虚拟财富，就是纸面上的财富。我听我的美国同行讲到美国的这个深层的结构问题，忧心忡忡至少有十年了。但是这个问题大概很难解决，因为他“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是很难改变的。这种衍生工具的规模，也就是信用膨胀、货币膨胀的规模，20年前的大概是无法想象的。这次会上好几个讲演里多次提到，90年代中期创造的衍生工具，就是信用违约互换，到了今年总规模到了60万亿美元。还有其他的衍生工具，这样一个巨大的泡沫，碰到某种冲击。
次贷只是这次危机的一个触发点，而不是它全部的原因。只要有了这样的触发点，不管是什么因素，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这是关于世界金融危机的性质。
接着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所碰到的困难全部是外生的，我认为这种判断也是很值得讨论的，而且这个判断会对我们怎么应对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深深的融入了全球体系。所以全球体系发生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完全外部的东西。因为这个体系发生了问题，我们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一个部分，本身不是不存在问题的。而且因为最近一些年，我们中国这个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的提高，所以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早就有反应，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通过出口导向的政策，就和世界金融体系联在一起了。他带给我们很多好处，同时他存在的问题在我们的经济体系里也有表现。
粗放的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最先是从苏联来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就用了这样的方法。从它的古典的状态来说，就是靠资源投入来支持增加，大跃进以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投资拉动增长这种方式并没有改变，但是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50年代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由于我们的开放。我们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的内需不足。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分析过，西方国家早期的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基本群众的消费不足。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开放，用出口导向的政策使得出口的高速度增长能够弥补投资驱动这种模式的不足。所以粗放的增长方式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有所变形。就是两个驱动力量，一个是资源投入，另外一个就是出口需求。
这个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一直到94年外汇改革，应该说世界经济的格局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利用了这种格局，大量的向世界市场出口。在我们的失业人口、低就业人口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应该说积极的影响是主要的。使得大量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可以在出口加工企业里面就业，能够取得收入。我们的出口需求就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度增长。
但是，正像采用所有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一样，在成功的执行了这种政策十年二十年以后，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也就是说以美元为代表的外汇大量增加。于是，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就提高了。按照原理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他的市场化。
东亚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的认识到了，有的国家认识到了，有的国家没有认识到。但哪怕是认识到了，由于原来的利益格局使得这种改革很难进行。从我们中国来说，2003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永宾（音）教授就强烈呼吁要实现人民币升值，但这种意见始终很难得到大众的认可。直到2005年7月才开始缓慢升值。在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缓慢升值呢？唯一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收购外汇。所以从2003年开始，人民银行收购的外汇越来越多，收购的速度大概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购3亿，到了2005、2006年已经到了每天收购7、8亿美元，今年最高点是每天收购25亿美元以上。这样大量的美元是要中央银行用货币去换的，所以外汇占款就大量的增加。2006年10月中国外汇储备88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年底达到1万亿美元，现在国家外汇储备是1万9千多亿美元。这么多的国家外汇储备，人民银行花了多少钱？前后汇率不同了，大致上发行了15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央银行货币，它形成的购买力，按照货币乘数计算就是70万亿的购买力。当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对冲，但是很难把它全部冲掉。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也有大量虚拟的资产泡沫存在。在资产市场上，2007年11月，股票市场的股指到了最高点，中国股票市场的股票总市值33万6200亿，现在相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股价已经跟基本面接近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还没有到。这个事情很难说，因为股票市场高度信息不对称，很难说什么是底。最近的市值约9—10万亿，20万亿已经消失了。这就是我们的经济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暴露得比较早，比如说因为资源投入拉动的经济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其实从第九个五年计划以来，就变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到了最近两三年，这个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无法再持续下去了。当然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在美国次贷危机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虽然泡沫很大，但是还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在次贷危机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不是一个完全由于外生原因造成的当前经济困难，而是在世界金融体系出现很大毛病的情况下，我们跟美国的状况正好是一个互补，这种互补的结果一方面维持了这个体系的运行，另一方面使我们承受了许多金融泡沫。当危机爆发以后，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对待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自身体系中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我想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金融海啸的冲击使得我们体系中大量存在的虚拟资产消失了，泡沫破灭了，造成金融体系本身受到冲击，而使它不能够正常运行。当然，我们的情况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南方地区有些企业好象经营得很好，突然资金链就断了。这是在这种冲击下，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左小蕾教授一再呼吁，说金融体系的泡沫太大。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当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出口的主要市场，占我们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我们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分析，他们认为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我们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既然他会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这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应该把这个困难提得大一点。
根据这样一种判断，我们的应对之策是什么？正像刚才已经说过的，我们中国已经深深的融入全球化进程，所以我们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要采取正确的对策。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待这个对策。从短期对策来看，一方面对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不至于崩盘，因为虚拟财富的大量消失，这种崩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股市过去的情况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逐步消除泡沫的东西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情况，如果是突然的，在几天之中，股市突然下降，像现在这样70%几，这个就很严重了。现在更加使得大家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我的估计是，房地产的泡沫也是很大的，怎么防止突然崩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我的看法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于大量放水，因为大量放水就是造成今日困境的原因。当然前面有的发言人也讲了，短期中可能还得放水。在近期要防止崩盘的话，可能要放水，但是不宜于放得太多，因为它的后续影响是在几个月以后，一年以后，一年到两年以后，这个帐是早晚要还的。用什么办法呢？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松的财政政策来跟货币政策打拼。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不需要放松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应该回忆一下，1998年我们对付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所采取的办法。当然我们有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说1800亿的国债，那一年我记得发改委的朋友都很辛苦，春节是完全没有休息的，就是编项目计划，一过春节，大量的国债投资就进去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从1998年4月开始的扶植中小企业，国务院采取了很有力的措施去扶植中小企业。经贸委的中小企业司就是当时国务院要求建立的。同时国务院指令中央银行要求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决定了中小企业贷款可以利率上浮十个百分点，当时利率是管制的。经贸委和财政部在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说劳动合同法，国务院的14条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还有其他的办法，不需要放松你的货币政策，比如浙江把地下钱庄的借贷翻到地上了，不但能够防止借贷的风险，能够净化市场而且能够降低利率。应该要尽量采取这样的措施。另外，在国际上来说，从短期，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纷纷提出来要与美元脱钩，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曹远征先生刚才讲的，他一再讲覆巢之下无完卵，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中国政府采取的态度，就是要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叫做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度时艰，要把它稳住。
从长期来看，对我们自己来说，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由资源过度投入造成的问题，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对于环境造成的问题，以至于金融体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准备“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根据金融海啸以后的情况加写了一章，后来出了一个新版。到了2006年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已经有相当明确的认识，特别是50人经济论坛在2006年7月的田横岛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门的讨论，认为我们的出口导向政策不作调整，外汇汇率形成机制不做调整，一定会引起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
对于世界金融体系，因为最大的背景就是金融体系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金融体系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怎么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有的人把它叫做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已经提出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这是一种做法，还有意见说形成地区的储备货币，这也是一种做法。这些做法都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多元化中有一个问题，各个国家分别监管一定会出现一个问题，就跟我们过去两极宏观调控出现过的问题一样，一定是搞货币超发，搞通货膨胀。这对于发钞国家是有利的，怎么能够形成统一的监管呢？不管是用什么方案，这些方案需要各国坐在一起进行深入讨论。
也许短时期要用一篮子货币或者用某个货币去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好象不现实。可以作为奋斗的目标，但是短期间不现实。最低的要求是要给美元套上笼头，不能没有约束。但是要取得美国这样国家的同意，我估计有一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非常困难。这次金融海啸对于美国或者对于世界也是福音，它使美国人也认识到这样一种发展的方式是持续不下去的，要和世界各国人民合作，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金融体系。这个东西对于世界，对于美国都是有好处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刚才讲到从长远来看要解决问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已经提出来很久了，“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实现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至今没有能够很快的实现这个转变，“十一五”在这个方面所提出的方向，采取的措施，现在看来都是对的，是合适的。可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非常顺利。沿海地区都有这个感觉，特别是近年来，沿海各省都提出要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但是有很多进度不快。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障碍，怎么消除这个体制障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用资源投入和出口来驱动的这种发展方式要转变，要舍弃这种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越位的地方，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而且把GDP的增速作为政绩的主要的标志。
我们一方面有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肯定要淘汰，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发展出新的增长点，比较高的附加值的，比较高的效率的产业，但是这种产业的发展现在看起来也是太缓慢了。太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我们中国人基础技术差，创新能力差，模仿能力不强，但我们的技术装备不高，技术人员不高是主要原因。我这几年在国家信息发展专家资源委员会承担一些工作，我们在各地考察发现，虽然我们基础人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高，但是因为我们人数多，所以现在我们的技术人员人数来说是世界第一，超过美国，我们的研发投入现在是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我们的发明的数量并不少，而且现在有一些是到了前沿。但是要把这些发明创造变产业化，创造我们自己的传统产业，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步履维艰，障碍在哪里？在体制。政企不分在很多重要的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阻碍了创新，阻碍了一些新技术、高技术的产业化。这方面报刊上有一些报道，这种例子是到处都可见的，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我们一个总的方向，按照“十一五”规划，一个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这是我们产业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为什么我们服务业的发展缓慢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业比起制造业来说要求的制度环境高得多，而我们这方面的制度环境不够好，最重要的环境就是法制环境，这个环境不够好。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法制建立，这一系列的改革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做到，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最后落脚在哪儿，还是我们会议的主题：下一步怎么推进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