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亲眼看到在资本主义产生早期所出现的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使他产生了无比的义愤和人道主义的激情，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研究，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1843年底到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他认为他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他要在他的理论工作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丑恶。这种情绪见之于他的许多理论著作之中。这就驱使他下决心要从历史上去探索人类社会产生剥削和被剥削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个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以及哲学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结束阶级和阶级剥削的社会, 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他所设想的这种理想社会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页）。
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来研究历史，难免不受到情绪的影响，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这就如恩格斯引证黑格尔的观点来批判费尔巴哈一样，把历史上所产生的“恶”作片面的理解，而没有看到“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33页）。”阶级的产生是一种“恶”的表现，它造成了“恶”的分工, 使一些人遭受剥削和压迫，但又使另一部分人脱离了苦难的体力劳动，从事更高级的智力劳动，正是这种“恶”的分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基于阶级划分的这种“恶”的分工又是要消灭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逐步消灭这种“恶”的分工的历史。从奴隶到农奴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就是剥削逐步减轻的过程。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真正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兰领工人正在消失，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要另行建立一种历史观的理论来拯救人类，这样，他就脱离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是从他的人道主义的要求出发来创造他所想像出来的救世理论。这样的救世理论一旦创造出来，又必然要找出一个救世的阶级来担负起实现他的救世理论的任务，这样，他就找到了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一切优点，使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的普遍代表”，成为“真正的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而另一方面把“社会的一切缺点”都集中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这就是资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全集》第1卷第12页＝。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一个救世阶级，由它来担当马克思所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他的复杂的理论是不可能被工人阶级所理解和接受的，于是像列宁所说，只能由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建立一个党来代替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头脑中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救世的党。当马克思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时，欧洲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开始走向繁荣和发展，工人的暴力反抗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后就停止了。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计的那样，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于是他要用暴力革命和专政作为手段来推进这样的革命。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学说，建设起一个高度集中的极端专制的党来推行沙皇俄国的革命，这就必然要产生一个专制的和救世的领袖。这样，马克思从他的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通过一系列思辩的方式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观都脱离了欧洲社会实际的发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空想。他是当时欧洲所出现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理论最完备的、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波普（二十世纪很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说，马克思的动机虽然是高尚的，但也难免陷入人道主义激情的陷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38页）。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马克思虽然有上述种种错误和缺陷，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也时时出现过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他所创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过时的、错误的，但仍然有一些有远见的观点在闪现。如把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论》第一卷第53页）。这是正确的，为邓小平所采用。马克思在他的晚年曾认为管理者也表现为“劳动者”，而且“表现为雇佣劳动者”，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劳动”，也“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创造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429－431页）。但是，科学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智力劳动，承认他们的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承认智力劳动创造价值，如果从这里出发，继续前进，就有可能在他的理论创造上开拓一片新天地，可惜他没有这么做。在他的晚年也看到在英国的社会中产阶级正在扩大（《资本论》第三卷第1000页），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还有。并不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因而“使阶级关系简单化了。”如果他认真研究他的新发现，也许有可能从新考虑他的革命理论。可惜他在晚年所出现的这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只不过是黑夜中的一道闪光，瞬即逝去，并没有从这里突破他已建立起来的理论的重重迷雾。
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果仅从提出这一观点来说，不能也说是错误的，更不能说是虚构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了自由，就能够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觉地处理这些关系，使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推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为了要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问题是片面地、简单地解释了这些关系，才造成对历史的许多错误理解。
由上可以看出，一个理论体系已经建设起来，就成为一个封闭的和排他的体系，再要由建立理论的本人来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马克思正确的东西还不止这些，这里不一一列举。正如恩格斯批评黑格尔那样，“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闷死（《马恩选集》第四卷第714页）。”马克思正确的东西也被他的过分茂密的错误方面所闷死。马克思主义是在东方得到推广，并且还在产生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还有必要。马克思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1页）”。马克思是从历史研究出发首先建立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全部理论体系的，因此，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一、 前提转向以物质生产力为前提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错误的开端
马克思在开始从事他的历史观的研究时是以人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早期合写的理论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反复强调了这个思想。“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这些前提是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我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研究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 “这些前提是人”。等等。在马克思早期的另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说“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恩全集》第118－119页）。”这与前面所引思想都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当马克思实际论述他的历史观时，谈的却不是“人”而是加上限定词的“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另一处在谈到“人”时，还把原来初稿上所写的“这些人所产生的观念”也“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这一句话从后来的正文中删除了。而且紧接着就只论述物质生产和生活是怎样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因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于是把人类能够创造历史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物质生产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论证，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生活资料；第二个历史活动是制造工具以引起新的需要；第三个历史活动是增殖，产生家庭；第四个历史活动是产生社会关系。“只有在这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以上都摘自马克思、恩格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见《马恩选集》第一卷）。不对，这是对人类历史产生过程的错误论述。人之所以能够离开动物成为人就在于人在开始创造工具时，就同时产生了思想，从而产生意识，人是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动物只能凭先天就有的本能来获取食物，有的动物也能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如蜜蜂，但这只是先天的本能，是无意识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动物不是在制作之前先有设计，这与人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动物没有进步，也不能创造历史。人在离开动物成为人以后，在利用自然物进行加工，改变自然物的形状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这就是人成为人的第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证明生产和思想是同步发展起来的。考古发现，最原始的石器时代的石器就已经有了根据削、砍等各种不同用途对石块进行加工的痕迹，这证明人类制作工具的过程就是产生思想的过程。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人在劳动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大脑，也就是在制造工具以改进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展了大脑，观点是相同的。人不但简单地制造工具从事猎取和采集食物，而且发展到进行种植和养殖以培育和扩大自己的食物来源，从而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使自己的生产活动实现第一次革命，并且在集体生产和生活中产生了政治关系，建立了社会和政治制度。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每一步的发展都有思想和意识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如马克思最早所说，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思想和意识从一开始就发挥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仅仅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的简单的生理的现象出发就推论出只有物质生产活动才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论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结构，完全否认了思想、意识以及社会、政治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就必然要否定他开始时所提出来的把“人”作为研究历史的“前提”的初衷，这是大前提的转移，必然要引起逻辑上推理的错误，造成对历史的片面理解。这种片面性在他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得十分清楚。而这是公认的马克思对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经典的论述，被列宁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反复引证。“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从而在经济基础上产生思想、意识、观念和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于是，“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的变更”制约着“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只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或慢或快地变革。”因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样，在马克思历史发展的模式中，起作用的只有物质生产力，没有人的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把作为包括思想、意识在内的全面的“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而仅仅是生产力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所面对的是历史中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于是又把生产力说成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实际上，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等上层建筑也是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也不是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而且思想意识、观念、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发展成为传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既不是可以随意消除的，也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也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自动变革的，而是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历史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正确地说，是在历史上发展和形成的物质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社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共同构成历史的全部基础，历史是在这样的全部基础上发展和前进的。但是，马克思不是这样说的，而是只把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这样，历史就简单化成只有生产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因。于是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每一步的发展都可以用历史上已经产生的生产力的物质水平来说明。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与自然发展一样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在1867年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十分自信说，他所发明的这种科学社会规律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与自然规律决定自然的发展一样，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这样，马克思就把思想、意识、观念、社会、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从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了，实际上是把作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的“人”和具有思想和意识的人排除出去了,把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排除出去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没有区别了。
马克思这种把生产力作为唯一的决定历史发展因素的历史观被马克思主义者定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更确切的说，应当是物质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观，这似乎更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实际。
由于马克思过分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思想、意识、观念、政治等方面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不同意，恩格斯在他晚年不能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对反对的意见进行反驳，对马克思的关点进行辩护，这些反驳和辩护都是在恩格斯去世前几年内与人通信中进行的。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提起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现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荒诞无稽的空话。”“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反映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对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反驳时说：“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的观念：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他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辨证地看成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视了相互作用。”在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弗特尔乌斯的信中说：“并不只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以上都见之于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关于这方面的辩驳还有一些这里不多引用了。
以上可以看出，恩格斯虽然驳斥了别人对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是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历史观作了片面的理解，但也同时承认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能不承认，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与物质生产条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相互作用。但是恩格斯却把马克思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说成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当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它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1890年２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然而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的理论的叙述却是十分肯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的状况等等。马克思就是用这样明确肯定的语言来肯定只有物质生产力才是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完全否定了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作用。并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因为没有时间和机会“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一个片面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历史的发展，必然要脱离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而导致马克思所发明的理论不但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而且马克思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对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可能发展的预测以及他所做出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的估计和由此而作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等等也都是错误的。
二、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
根据以上的论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是参与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必须从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去研究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了解历史，解释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事实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还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社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的复杂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条件上。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中进行的。发展不能离开条件，条件制约着发展，条件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这对历史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事实上决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原因和条件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规律就可以概括的。东方和西方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都产生了氏族制度，都是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但仍然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到了今天还在影响着东方和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情况说明只有对历史发展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根据实际情况作符合实际的分析才能真正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仅仅用物质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不能说明历史的真实发展的。为此下面从东方和西方的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说明决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发挥各自的作用。
中国是东方古代文明先进的国家，我国的古代文明产生于内陆，依靠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来源。农业生产方式把人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氏族之中，形成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社会，把人束缚于氏族血缘纽带之中、屈从于以王为首的氏族贵族的统治之下。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欲求都消失于集体之中。王的统治很早就获得了绝对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的历史中没有产生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意识，而只能产生极端集权、无视个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原因。
我国的无视个人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的思想意识以及在这种思想意识中所产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在我国所特有的绝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中经过长时期的不断完整而形成的哲学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在西周早期就已经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但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到了西汉早期，董仲舒提出了“君权天予”，“唯天子自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主完神〉）。”皇帝的权利已经来之于天,皇帝是天的儿子,代替天来统治人民,这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一种依靠天来进行统治，还是带有强治性的。真正把君权变成一种客观的真理，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客观的真理则是北宋的朱熹所完成的。朱熹发明了“天理、君权”的学说，皇帝的权利并不是谁所给予的，而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天理”，也就是“理”，“理”是先天地、先宇宙而存在的，是宇宙、自然、人以及万物的本源，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先天就存在的，这种“绝对精神”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朱熹的“理”也是一样，“理”产生了宇宙、万物和人，并且产生了君权和维护君权的纲常伦理，君和君权就是在这种“理”的实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君作为统治者，君权作为一种人必须遵从的伦理，体现为“三纲”和“五常”也都是“理”的体现，“君权”就是“天理”人遵守纲常伦理不是来自任何强制的力量，而是“天理”所使然，“天理”体现为人的本性。因此，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记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这样，遵守纲常伦理就是遵从“天理”，就是人的至高无上的美德，违背纲常伦理，就是逆天，就是违背做人的道理，就为世所不容。朱熹也看到，人是有欲望的，人如果追求欲望就很容易产生“非分”之想，就会影响对纲常伦理的绝对服从，因此，追求个人欲望的思想必须扫除干净，才能自觉自愿地为实行“三纲”而献身，因此，人欲就成了一种绝对的恶，于是朱熹提出“明天理、灭人欲”，而且要“灭净人欲”、“复尽天理”，使人没有任何欲望，在心中只有“天理”，纲常伦理才能真正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这种思想一旦出现就为所有的专制统治者所拥护和倡导，不但历代皇帝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例外。共产党员是一种特殊材料所造成的，共产党的伦理中，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有党的利益，没有个人利益，因此要消灭一切私心，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我国传统纲常伦理的复活。
当然,“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体系是约束人民的, 不是约束皇帝的, 皇帝的权力来自“天理”，就不可能受民间的约束, 于是皇帝的奢糜无度, 敲骨吸髓的剥夺也是不受限制的。但小农经济的生产率是很低的, 不可能供应这种无限制的剥夺, 于是把有利可图的商业收为官营，比如盐、铁的经营从来就为历代皇朝所垄断榨取, 以利所得专供应宫庭和官僚的奢糜无度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商业是难以发展的。即便在我国也有过民间商业的发展。例如晋商和徽商都在北宋兴起，在明清两代有较大的发展，晋商不但经营商业，而且经营票号，从事汇兑业务，是我国金融业的前身。晋商足迹不但遍及全国，而且远达印度和俄罗斯。徽商遍及长江中下游，都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本, 为我国早期的商业和汇兑业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最后都被清廷所抄没, 供皇宫的奢糜无度的挥霍。这说明在一个绝对专制集权的制度下面, 商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没有商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准备条件和积累资本，真正的工业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了工业革命只可能产生于西方而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一方面的原因。
到了清末，由于西方的侵凌，不能不实行变法，但是仍然要顽固地维护绝对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即使打开国门，实行变法，也只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固守自己的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张之洞就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积极倡导者中最重要的清末大臣。他极力主张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主持创办汉阳铁厂，建立了当时在东方最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但是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大本，人伦之大防，”是绝对不能变的。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顽固守旧的思想就为我国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奉为圭臬，只不过是不断地改变其形式而已，使我国的历史出现惊人的停滞。甚至在建国之后，经过三十年的封闭和专制统治，造成了各方面的极端落后而又不能不再一次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还仍然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世界潮流拒之于国门之外，实际上仍然是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准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准改革政治体制，以致经过二十多年长时期的改革开放，许多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由此可见，历史的发展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一种违反人性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必然要不断巩固自己，形成极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
在西方，从很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商业和交换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商业促使人的流动，鼓励个人的发展，促使人与人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但很早就破坏了氏族血缘纽带，消除了以王为首的绝对集权的专制统治的土壤，给人的发展以自由的空间，思想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觉醒，形成一种开放的和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人不满足于现状，使人产生了追求、探索和进步的欲求，从而产生了与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的精神文明。这种文明一旦形成，就成为人自身的发展，从而为历史的发展开拓前进，与东方文化和历史的停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具有独特的发展观的古代文明的形成从古代的希腊就开始了。
在古代希腊，由于地理条件，很早就鼓励了希腊人从事海外商业活动，航海和海外商业活动推动了个人发展的欲望和创造的才能，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自信，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相信是人不是神是宇宙的中心，很早就产生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因而很早就能够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相信自然界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神的创造，而且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而开始对自然的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创造出以个人的权利为中心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以保障这种民主制度的实现。古代希腊人的这种探索精神在政治上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早的传统，他们对自然的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早的开端。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的文明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造成西方和东方历史的不同发展的趋向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应当说, 古代希腊人所创造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 往往成为煽动公众进行派别斗争的工具，成为造成雅典没落的一种原因。对自然的认识还是一种智慧的猜测，但是它却使人认识到自身的力量，相信人的理性和智慧能够使人达到完美，认识到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意义，为欧洲人的理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提供了最初的信念，对自然的探索给后人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启示。这种传统和信念一旦建立，就与东方的文明相反，它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是开放的，进取的，是不断要求完美和进步的，因而能够成为不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欧洲的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新时代，从而把欧洲从古代推向中古, 又从中古推向近代和现代, 把欧洲文明从落后于世界变成领先于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种真正成为人的觉醒, 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的文化一旦产生, 是多么强大的推动人自身前进的动力，而压制个人的文化一旦成为主流，又是如何成为人类进步的阻力的。
罗马帝国是一种奴隶制的社会，奴隶并不是人，而是一种能说话的牲口，然而古代希腊的传统和日尔曼人的法治传统又使罗马帝国产生了最先进的罗马法，要求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包括她所征服的民族的人民，都成为罗马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公民的权利（罗马经过激烈的奴隶起义战争以后对奴隶的非人的待遇也有很多改变）。以及保护私有财产，把人与人的关系都规定为契约关系等等，从而使得罗马法成为现代欧洲法律的起点。马克思也指出，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恩全集》第21卷454页。）”马克思对罗马法的这种评价是很高的。事实上，罗马法所有这些平等、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契约关系等等概念都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也就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没有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和保护，就不可能产生积累，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上的关系，就是一种不断增加积累，扩大经营、获取利润的制度。罗马法所具有的这种超前的思想为现代法律提供了基础。而这在东方是不可能产生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欧洲虽然也产生了与东方相类似的以等级制和世袭制为特征的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个人意识、理性、自由和法律的种种传统又使西方发展出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中世纪文明。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中央权利瓦解之后，并没有重新产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是产生了与东方完全不同的权利层层分散、以契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领主、与封臣都受到契约的约束，每一级都享有权利，又负有义务，为了使这种权利和义务得到实现，还发展出国王的议事会和法庭来进行监督和处理违反契约的种种问题。对农奴是没有契约关系的，但也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以保障他们所获得的部分人身自由和一定限度的私有财产的权利。
欧洲中世纪农奴人身的一定限度的解放为中世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为中世纪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中世纪的以庄园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又成为欧洲议会政治和法制政治得以发展的原因。特别是这种极度分散的，各不相干的庄园制度是商业发展和后来城市诞生的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给欧洲长途贩运的商业发展以很大的空间。在中世纪，商人长途贩运经过领主的领地要向领主纳税，一时关卡林立，给商人以很大的不便，而且沿途盗匪抢劫，甚至商人本身也从事抢劫，商匪难分，所有这些，都成为商业流通很大的阻力。但是，商业流通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其他行政上的限制。商人为了销售的方便，在河流和陆路交通的枢纽地带和庄园的外面，逐步设立货物集散地，由于没有政府管辖，也是完全自由的，这种商品集散地逐渐发展成城市，也是完全自由的。在城市中，商人自己建立管理机构和议事机构，自由成立行会，自己管理自己。最初的工商业资本家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但如此，农奴从庄园里逃出来，进入城市，一年以后也变成自由民。后来，有些农奴自愿向领主交纳赎金，变成自由民在城市里当手工业工人。这就为欧洲自由城市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近代欧洲产生的重要条件。由以上可以看出，中世纪是一个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为欧洲现代社会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被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欧洲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起进步作用的一种制度。
在这里，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的，我们把东方从古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停滞不前的中央极端集权的、极端专制统治的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把欧洲中世纪的这种虽然也存在等级制和世袭制，但却是完全不同于东方的权利层层分散的制度也说成是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在名词上混淆在一起，这种混淆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名称加以区分。
城市的诞生反过来造成庄园经济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城市不但发展成经济的中心，而且发展成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中心，成为欧洲向近代化转变的革命的中心。这种革命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还在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就已开始发展成城市国家，成为地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他们的经商往来不但遍及地中海沿岸而且远达波罗的海沿岸，他们已经是资本主义式的商业了。他们把财富不断投入商业和工业，进行积累，扩大经营。他们不但摆脱了封建贵族的统治，而且这些封建贵族们、国王们和教皇还得向他们借款，这样，佛罗仑萨的梅迪奇家族才有条件支持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可以说，没有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也就没有文艺复兴，也就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没有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产生。
文艺复兴的到来还不只是商业的发展起了支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世纪自由城市的兴起已经在许多方面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中世纪自由城市兴起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大学的诞生, 大学的兴起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原因。在大学里，学者学习和研究哲学、法律、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些学科的材料都是来自拜占庭、伊斯兰教所保存和翻译成拉丁文的希腊著作和罗马著作以及由他们带来的阿拉伯、埃及以及东方的科学和数学，但成为中世纪研究中心的是希腊的著作, 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学习希腊古典著作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他们从希腊著作的学习中寻求尘世的观念和价值, 成为后来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知识来源。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相信上帝的权威是不能动摇的, 但也把基督教的教义和希腊传统的理性结合起来, 相信人类理性和自然科学的价值, 为世俗文化的产生准备条件。
以上事实说明，欧洲从中世纪发展到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运动，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建立了基础，但所有这些历史发展的物质生产都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是不可能推动现代思想和现代文明的产生的。造成这一系列革命，从而把欧洲推向现代化的是欧洲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商业的扩张和城市的兴起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在一起，互相推动，使欧洲的中世纪成为现代文明的开端。
当然，这不是说中世纪的许多旧观念没有对近代和现代观念的产生发生阻碍的作用，中世纪的旧观念、等级制、世袭制、贵族特权、教会和教士的特权仍然是近代社会制度及其观念产生的阻力，超自然的神的启示还在统治着人的头脑，人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对自然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这就必然要与已经产生的新的近代观念发生冲突。清除这些旧观念和旧意识，为近代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革命就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来了。这种观念的革命一旦开始，就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还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就已经开始了。还在宗教改革的后期和科学革命的高潮中，启蒙运动就开始了。从而为最后扫除中世纪观念和制度的残余，为推动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真正的生产力的革命，即工业革命也是在这一系列的原因和条件的推动下自然地诞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有活力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会以多么强有力的步伐争取自身的发展，并且使自己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
在这里还必须对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形成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点考察。在欧洲中世纪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２到13世纪由于中世纪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中央政府的税收增加，财政充实，政府机构得以逐渐建立和完备，君主国家相继诞生。在中央政府的政权逐渐巩固的过程中，领主们由于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与国王产生了矛盾，起来用法律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的专制权力在其诞生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在英国，早在1215年，领主们就强迫国王在大宪章上签字，承认国王的行为也必须遵守大宪章上条款的规定。大宪章明确规定，“除非全国普遍同意”国王不得任意增加捐税，“非经有陪审团参加的合法判决”不得对人民进行拘捕或监禁，人们有自由的权利，这种自由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成立了议会以保障自由和法律的实现，议会制度一旦产生就成为国家的正式政府机构，并且成为欧洲民主制度的重要特点。虽然这些君主国家都是封建的国家，权利完全掌握在地主、贵族和国王手里，但是，这些君主国家成立以后，都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把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来打破地区之间的相互封锁和孤立的状态，清除领主在各自管辖区内沿商路所设置的征税关卡，肃清盗匪，使商路畅通。用政府资金成立银行向工商业者贷款，支持其发展。对当时新生的手工业工场给予多方面的辅助，除了金融上的支持以外，还给手工业工场的业主以免税、免服兵役的优待，提高其政治地位等等。随着商业的扩张，必然要推动农业的商业化和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在这方面，政府起了积极的作用，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时政府是禁止的，到后来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的到来扫清障碍，这是工业革命得以兴起的重要条件。随着近代国家的建立，重商政策越来越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自觉的行动，对东方和新大陆的航路的开通，各国贸易的竞争，对殖民地的掠夺都是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和进行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力量的支持，欧洲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顺利实现。
有人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西方历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能够说明西方的历史，但是不能说明东方的历史。不对，从以上的东方和西方的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既不能说明东方的历史，也不能说明西方的历史。不论东方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都说明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观念、政治、法律等等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就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是相同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形成传统，就决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快或慢地“变革”。但是上层建筑对历史的发展发生什么作用，在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上则是各不相同的。上层建筑可以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推动历史的前进。上层建筑发挥什么作用，关键决定于上层建筑的性质。
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一种极端专制的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统治下，人人自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正如鲁迅所说，只有做稳了奴隶和作奴录而不可得的感觉，其他都顾不上了。历史是人创造的，当人处于这种情况下，也就必然失去了一切做人的正常追求，人的精神处于极端萎缩之中，人要创造历史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只有一面倒的关系。马克思说，东方没有历史只有改朝换代，这是确切的。
在西方，由于人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是人，意识到人是自己的主人，使人产生了不满足于现状的欲望，产生了探索和追求的欲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和思想、意识、政治、法律等制度之间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交互关系，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罗马帝国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推动了奴隶制度的改革，给奴隶一定限度的做人的权利，到了中世纪，对农奴的待遇比奴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有了更多的自由、如私有财产的自由和结婚组织家庭的自由，从而推动了农奴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把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具体化成为可以实践的制度，清除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和旧观念对人的束缚，把人简化为平等和自由的关系，在政治上实现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竞争，这就使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激发，既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交往才能无阻碍的实现，这才能使人类历史高速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有了民主，就可以不必再通过流血的冲突而是通过人们之间的民主交往的方式来解决。
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困境
以上说明，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启蒙运动所提出来的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科学革命的发现和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完成了现代社会的到来所需要的全部制度基础和认识基础。从此以后，西方的人们就开始按这些原则来塑造历史，也塑造自己，人类就开始以过去没有的速度大踏步前进，迎接现代社会的到来。
应当说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在十八世纪，然而，真正消除中世纪观念和封建制度残余，使这些原则开始实现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是这些原则进一步实现和推广的时期。十八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也是在十九世纪进行推广和以更大规模向前发展的，把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因此十九世纪是一个承前启后，为以后的发展开拓前景的时期，这也是一个从中古时期转向现代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前半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所带来的那种非人的残酷的剥削使工人奋起进行武装斗争，曾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但是随着工人生活的改善，工人的武装斗争随之结束了。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只有1871年由于普法战争，法国失败，以工人为主体的巴黎市民组成巴黎公社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而举行的武装起义以外，再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工人武装起义。十小时工作制度和八小时工作制度先后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在以后陆续得到实现。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提出来的关于议会选举的各项条件也先后在欧洲各国议会得到通过，工人的选举权利得到保证。此外在欧洲大陆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战争，民主政治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先后建立，社会走向安定，经济步入一个持续繁荣的时期。虽然还有经济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是更大的繁荣。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十九世纪逐步实现的，从而使欧洲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成为一个繁荣、安定和逐步走向和平发展的时代。
从西方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主得到实现以后的国家，就很少发生内战了，原因是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可以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通过协调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现相互适应，无须诉诸暴力和阶级战争。由于这些原因，英国自清教徒革命以后，三百多年来一直处于和平发展之中，把英国从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再带入今日的信息社会，没有发生过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而需要用革命的暴力来解决。美国建国以后到现在，中间只经过一次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50多年了，把美国变成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而发生暴力冲突和战争。欧洲大陆的国家在民主和民族统一的国家建立以后，同样再也没有发生过国内的暴力冲突和战争。这些国家的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一直是在和平中实现的。
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正是处于十九世纪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正是把启蒙运动的伟大哲人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付诸实现的一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的开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所涉及的不只是思想意识的革命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也涉及到科学和生产力的根本变革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一旦开始，就连续不断一直发展到今天，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入今天的信息社会，并且使自由、民主的信念变成制度向全世界扩展。当十九世纪的人们满怀信心地把这场革命推向前进时，马克思却把眼光停留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早期积累所出现的残酷剥削而没有认真地对待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仍然固执于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研究，并且仍然消耗了他最后20到30年的全部精力来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为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建立理论基础。这样马克思就严重脱离了他所处的哪个时代。
这场伟大的革命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是从英国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正在美国得到全面地实现。但是马克思却对于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原则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全然不顾。作为建立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哲人洛克、孟德斯鸠的学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得到反映，对于亚当斯密也只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片面的理解。洛克所建立的原则，“人是生而自由的。”人有“依照他自己的意志行动的自由，”只要这种行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孟德斯鸠认为没有制约的权利必然趋向专制，使人的自由化为乌有。要保证自由能够实现，必须使各种个别的权利相互牵制，没有任何一种权利能够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最大的自由才能实现。根据这个原则，他建立了三权分利、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则。美国独立以后就是按照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马恩选集第一卷69页）”。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对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在北美得到实现，在欧洲也在逐步推扩的事实作认真的研究，仍然固执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为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实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阶级，人才能获得自由。
对待亚丹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丹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丹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于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事实证明，劳动价值理论恰巧是即将过时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开启一个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知识即将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的新时代。知识一旦成为价值的源泉就将改变生产的面貌，也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并将改写政治经济学。这对亚丹斯密是不应当苛求太甚的，因为亚丹斯密在写他的《国富论》时还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体力劳动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原因，他难以预见到知识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研究是在亚丹斯密写《国富论》100年以后，那时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展开，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也已经出现。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生产力时也指出“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一卷53页）。”科学是一种知识，知识应用于生产，也就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而知识是不能用劳动小时来计算的。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时候，十小时劳动制已经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正在逐渐推广实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造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是落后于时代的。马克思完全不理解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个新世纪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用他那套过时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他还在世时的十九世纪的革命，这就必然南辕北辙，处处碰壁。
事实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精辟的描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多么精辟的描述，以至有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描述。因此，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只不过仅仅在于创造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它还刚刚出现时就已经严重落后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却又断言：“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还正在开始创造它的强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已经不适应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必然要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不能适应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根据，然而他所找到的却是“商业危机”。商业危机证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以上引文都来自《共产党宣言》）。”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失误。马克思没有看到商业危机是整个经济向上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经济的失衡，是在自由竞争的初期阶段人们还没有经验来处理好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关系时所造成的一时的生产过剩。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生产的停滞和下降，恢复了平衡，生产又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生产关系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有所察觉，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但没有引起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思考。事实上，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实行了新政，以政府的干预来消除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失衡，这是人们对经济发展自觉调节的开始。凯恩斯从理论上论证了危机是可以通过人们的预见，用财政政策的办法对经济进行干预来缓解和避免的。从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认识的时代。由于这种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就在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调节之下发展得越来越快，再也没有产生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了。马克思没有认真对待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种巨大变化，仍然固执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论断，这就不能不使他所做的革命预言不能不累累失误。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从他预言的失误中警觉过来，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论断的失误来源于他的理论错误，以至他的一生都坚持这种错误。
由于这个原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预言，以后还多次重复这样的预言。1848年巴黎六月革命工人起义引起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的革命，但1849年就已经平息，而且接踵而来的就是和平发展，马克思在1850年所写的《1846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不能不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以在资产阶级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发展的时候，已经谈不到真正的革命。”但是他仍然相信“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的革命必然要“来临”。恩格斯更加乐观：“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使革命无法避免，……生产过剩会置他们（资产阶级）于死命（《马恩全集》第七卷第274页）。”直到1860年2月马克思在致福格特和泰霍夫的信中还说：“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慲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然而他仍然在期望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马恩全集》第14卷第479-480页）。”马克思仍然相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由于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还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反封建和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的运动在十九世纪中叶是蓬勃发展的，因此，在依靠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希望变成失望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寄希望于民主和民族革命。还在1847年初，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梅尔岑》一文中说：“民主主义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马恩全集》第四卷第306页）。”马克思也说过：“在欧洲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当时十分积极地参加欧洲的民主运动，曾担任过布鲁塞尔民主运动组织的副主席，而且说，我们都成为“民主战士”了。
由于当时俄国还在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奥地利还是多民族专制统治的国家，意大利的民族还没有统一，波兰民族还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之下，因此，在六十年代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斗争非常活跃，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期望在欧洲爆发反封建与民族独立和统一运动的战争。马克思号召：一旦战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使人民广泛起来开展革命运动，把这场战争变成全欧洲的革命战争，并且把这场战争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恩全集》第13卷说明中所引马克思语）。”马克思和恩格思十分乐观，认为当时欧洲“到处都堆满了易燃物（仝卷第194页）。”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任务已经完成，反封建战争变成各国之间的争夺战而结束了，专制统治的国家或者瓦解，或者进行了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建立起来，从此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欧洲越来越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工人生活改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欧洲已“十分资产阶级化”，欧洲各国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处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三十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预言：资产阶级已经处于“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的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判断完全落空。到了1874年恩格斯在《英国选举》一文中才不能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马恩全集》第18卷第547页）。”从此以后才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暴力革命和战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念头，把希望转向合法斗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全力以赴去写他的巨大著作《资本论》，而且身体条件也越来越不行了，因此欧洲的工人运动也越来越由恩格斯个人独立指导了。从此以后，恩格斯已经把他的活动全部转入合法斗争，号召工人积极投入普选权的斗争。“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马恩全集》第17卷第304页）。”并且表扬了在德国，组织合法的工人政党，选出代表参加议会竞选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够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利得多、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同上）。”从此以后，工人运动所能作的也就只能是议会斗争了，第二国际在1889年成立以后，在它指导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也都转为议会斗争了。
从80年代起，工人运动在议会合法斗争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进行合法斗争已经发展成德国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因而受到恩格斯的赞扬。恩格斯在1890年2月底写的《德国1890年的选举》中说：“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他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马恩全集》第22卷第4页）。”在《1893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恩格斯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作斗争以争取得到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在于组织成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特别是在临去世的那一年1895年3月6日（恩格斯是在7月24日去世的）所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这种合法斗争的思想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恩格斯十分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合法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世界面前（《马恩全集》第22卷第201页）。”德国通过普选权的186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只有两个议员，五十万党员，到1890年已经有35个议员和150万党员。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和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获得多得多的成就（同上604页）。”“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同上610）。”从这里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修正实际上恩格斯已经开始了。但是恩格斯还只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上的改变并没有忘记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恩格斯在他逝世前曾多次提醒共产党员不要忘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他逝世前一年的1894年1月26日写的《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中写到：“社会党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标：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马恩全集》第22卷第516页）。”在他逝世的当年1895年３月６日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还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都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马恩全集》第22卷第610页）。”但是，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实质性的修正还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伯恩斯坦首先进行的，然而，不可否认，是恩格斯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启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由于专注于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没有认真研究欧洲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仍然坚持他的暴力革命。他在1871年10月15日写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还说：“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取自己解放的权利（《马恩全集》第17卷第468页）。”但是，现实的形势不能不使他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失去了指望，在他的晚年，转而研究东方的社会，希望从那里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马克思特别重视俄国的农村村社所有制，并且学了俄文以便直接阅读俄国的资料。他对俄国的农村村社内部土地集体所有制发生了兴趣，投入很大的注意力。他开始设想，是不是可以把俄国这种村社集体所有制直接变成“共产主义的起点（《马恩全集》第19卷第326页）。”而且相信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到今天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农村公社（即村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马恩全集》第19页第431页）。”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中也说：“俄国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赞成。”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转而相信俄国的村社所有制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但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种跨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于如何实现跨越这一道“卡夫丁峡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事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通过这样的设想，马克思就认为俄国从一个极其原始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俄国就可以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甚至还设想，像俄国这样一个以俄国沙皇为首的封建贵族层层统治的社会也可以垫款支助农民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只是空想，而且变成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合写的《序言》中还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
然而，在1874年到1875年恩格斯写的《流亡者文献》中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却正确指出“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这种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曾反复说明，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现在竞然认为以十分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也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说明马克思为了追求空想的目的而直接背弃了自己所建立的原则。马克思已经陷入了自己理论的困境，使自己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自信走进了迷惘，应该说这是他的理论的贫困。
四、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了时代，他的理论在西方没有市场，只能经过伯恩斯坦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地修正，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获得发展，并且作出贡献。但在东方，却被列宁原封不动地全面继承下来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都一一在十月革命后实现了，说明列宁是马克思的真正的继承者。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找到市场，是由于东方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的主要部分的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与马克思的集中的强制革命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列宁所建立的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党和国家，并没有改变沙皇俄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列宁在挑选接班人时，不满意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利用权术排除了他的对手，成为比沙皇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暴君，这实际上是列宁所建立的专制主义的党所必然要出现的后果。
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加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不但农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90%甚至超过，而且城市也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只在沿海少数几个城里刚刚产生。工人阶级还十分微弱，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民意识，因此，中国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是更加典型的一场农民革命。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那是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也必然要按照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再解释，把马克思主义改变成农民革命主义，这种改变在毛泽东思想中是处处可见的。例如马克思说，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毛泽东却说：“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笔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就是这样干的。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还不丰富，还只能“按劳取值”，毛泽东在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就要搞绝对平均主义，恢复供给制，有饭大家吃。马克思尊重科学，把科学发展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毛泽东排斥科学，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认为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要用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搞大跃进，人海战术，大炼钢铁，粮食亩产十万斤，所有这些都造成生产的彻底破坏。马克思建立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是错误的，但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普遍化，对不论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辩证法庸俗化，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不同意见的人们打成敌我矛盾，等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知识分子遭到无情打击，据官方数字，仅在一次反右派运动中就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斗，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实际上不止此数）。这说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地道的农民革命，他的理论也是地道的农民革命的理论，他的真正思想源头来自农民。因此，从一方面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国自己的历史，有利于对我国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源与流的关系，基本的理论构架仍然来自马克思，从而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农民革命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