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感受造假的技术含量，是因为盗版书。靠卖文为生的人，稍有成绩，总难免遭遇盗版的尴尬，从前有读者寄来盗版书让我签名，质量都很差，近来则日见其佳，好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其实，关于造假的技术，盗版书是小意思，古董和假画制作，才算功夫。自古以来，造假的门派，一向分两路，一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规模大，比如往外卖的茶叶里掺沙子，往食盐里掺沙子，往粮食里掺水等等。一路则专走高精尖的路数，量很小，但技术含量奇高。比如制作假古董。高手制作的赝品，即便行家里手，也往往不辩真伪。台北的故宫里，至今还能看到假的商周青铜器，显见是当年让专家打了眼混进来的，这么多年居然让人当宝贝辗转从北京运到四川，再从四川转到台北。不过，据说古董界，造假技术最高的，要数书画，高手可以把一幅古画一层层剥开，真假掺起来，真里假，假里真，连最内行的专家也可以蒙在鼓里。

过去的中国，一般来讲，造假的规矩是，雅的、值钱的，往往走技术路线，而大路货则粗放经营，有什么掺什么，无非是为了多加点分量。现在时代变了，造假也在进步，进步的最大体现，就是在即便大路货的日常品生产，造假掺假也开始走技术路线，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还有了现代科技含量。比如眼前的例子，往食品（包括动物食品）里添加三聚氰胺，增加食品的蛋白质含量，这个秘密谁发现的？大学的化工专业，肯定不会教这些东西，首先实践这种添加的，肯定是位精通有机化学，同时又肯于钻研的人士。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简直不胜枚举，往普通白酒里加一点（这个量就很难掌握）敌敌畏农药，可以使普通白酒有茅台的滋味，而且喝了还没事。到目前为止，还真的就没听说有哪个人是因为这个死了。究竟是哪个聪明人想出这样的点子，其联想能力绝对是一流的，试想，谁能把喝的酒，跟敌敌畏这种剧毒农药联系在一起？唯一可堪比拟的，大概只能是金圣叹老先生临终前的巨大贡献——盐豆与胡椒同吃，有核桃滋味。

同样具有创意的造假，还有养黄鳝添加避孕药，海鲜养殖加四环素，据说都可以增产，给鸭子喂苏丹红，可以让鸭子生出红心鸭蛋，让人误以为是湖边吃鱼虾长起来的鸭子下的蛋。养大闸蟹加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也是特有创意的。这样的添加，除了发明者特别具有联想力、创意之外，按道理还应该经过反复的试验，那过程，估计就像一项严肃的科学发明一样，经过反复多次的试验，试错，比对，探索，最终才有了让世人吓了一跳同时也被害得很惨的造假果实。

如果国人把造假的创意、心思、干劲乃至精气神转而用在科学发明上，会怎么样？不用说，能否多出几个爱迪生我不知道，但中国的专利技术，肯定会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中国的制造业，应该不会像今天这样，主要来料来图纸以加工为主，缺乏自主品牌，产品的量再大，也是廉价为发达国家打工。有了自己的发明，同样是挣钱，挣得光明正大。

可是，为什么中国人的心思，就不往这上面转呢？显然，首先我们的风俗有点问题，一想到发财，每每首先考虑下三路的招数，一个崇尚阴谋权术的国度，靠下三路招数取胜，也一样令人艳羡。其次，上层的政治文化，作伪造假，非但不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恶，有时候甚至还会得到欣赏。最后，制度及其操作也有问题。尽管有了专利局，国家也主张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但现实的局面是，凭有知识产权产品获益的人或者公司，其收益往往不及盗版者。一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写本书，只要稍有读者，立刻就会遭到盗版，然后就再也卖不动了。其余光碟、软件莫不如此。发明专利，遭到盗用的官司，也所在多有。政府不是不管，有制度，有机构，但管只限制在表面上，禁者恒禁，用者照用。一个作者告诉我，他曾经在书市上当场抓住一个盗他书的人，送到稽查大队，前门送进，后门放出。

当老实干活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偷奸耍滑者反得奖赏时，老实干活就成了事实上的“恶”——等于没用。同样，如果正经动心思发明创造，得不到应有的报酬，甚至可能赔本的时候，人们的心思自然往邪路上走。如果这种时候恰好又有这样的文化环境，邪路上的人，自然就格外精明，甚至格外有科学精神，试验的耐心，有探索的追求。

显然，造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为什么总在这个方面动心思，甚至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精神在这个邪路上前赴后继。这就要反思，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