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国内1979年以来出版的86本政治学方法论有关教材的调查表明，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总体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研究规范、体系划分、模型设置、逻辑论证、价值取向”五个方面仍存有严重的缺陷，制约了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今后的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要着力实现“大学科和小学科、规范性和经验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结合，进而建构科学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以此推动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政治学方法论；现状评估；研究原则；学科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伟大的改革实践强烈地呼唤着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并用于指导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而政治科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又依赖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变革。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支撑，政治学也概莫能外。

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在极短的时间获得了勃勃生机，不仅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原则，又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而且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但就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原创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研究尚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2]且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的落后。研究方法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了政治学研究的开展，削弱了政治学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问题的作用和功效，使政治学研究游离于政治现实之外，导致“学术性与现实性脱节乃至相互冲突，造成论点武断、缺乏严密精巧理论论证的严重后果”[3]。

为此，有必要对当前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的现状进行评估与反思。笔者在此对86本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教材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当前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建构科学的政治学方法论的路径选择，以求推动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发展。

二、研究设计说明

此次调查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 调查样本归集。

归集调查样本主要采用三个标准。

一是时间的选取。时间上选取自1979年4月(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后)至2008年6月为调查时间段；

二是样本的选取。所选取的样本以苏州大学可资查阅的政治学方法论有关教材为主，包括9本政治学方法论教材和77本政治学基础类教材两个部分。政治学基础类教材中政治学方法论的观点在学界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将之列入可以更好对政治学研究现状进行全面客观地考量；

三是科目的选取。研究科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政治学基础类有关方法论内容主要按照多数编著者的研究取向，将研究方法分为传统研究方法、现代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并对之设置了相应的二级科目。二是对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研究科目主要划分为作者国别、作者单位和研究科目。研究科目又划分为质化指标和量化指标两大部分，并设置了30个二级科目。在上述两种研究划分中，科目的设置和数据填列主要是按照每本教材的章节部分所涉及到内容进行填列和统计的。

（二）调查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决定一项政治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基本前提”[4]。此次研究，笔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为指导，使用经验研究基本方法，采用定量研究从技术角度出发来揭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力求做到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即在采用描述性手法揭示教材文本内容基础上，利用文献查阅法和实地调查法两种方式进行分析评估，借助统计表格、数学计量等方法为研究论证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

（三）调查分析框架。此项调查目的是分析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找出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方向。本文第一部分交代研究的缘起，第二部分对研究设计作了说明，第三部分就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述评，继而在第四部分提出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发展走向，结论部分对全文主旨进行了提炼。

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述评

通过对教材作者、基础教材方法论部分和方法论专著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有的缺陷。

(一)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作者构成

政治学方法论有关教材编（著）者是教材的创作者，其学习经历和研究环境等相关因素直接影响到教材观点的形成和研究质量的高低。

表1：政治学方法论教材作者部门统计表（略）

由于存在一人多著或一著多人的情况，笔者对教材作者只抽取第一主编86人为核算对象。由表1中可知，我国政治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从事高等院校的教育研究人员所占比重最大，表明高等院校编著者是政治学基础类教材编著者的主体，承担着政治学教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高等院校研究者的扶持力度，同时也应该发挥社会科学院、党校和政策研究机构学者的积极作用。外国教材的作者所占比重为21%，主要以西方学者为主，说明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政治学方法论专著中(参见表4)，我国作者所占比重为45%，外国作者所占比重55%。我国方法论教材的作者都来自高校，外国教材作者和译者也都来自高等院校。从教材指标的分析和作者的分布可知，我国方法论研究水准在科学性方面相对而言还处于劣势，这种状况直接反映出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队伍弱小的实际情况。如果再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外国方法论专著是由我国学界挑选的精品，并未囊括其全部著作，而我国有关专著就是4本，说明我国政治方法研究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应加大方法论的研究力度和扶持力度。

（二）政治学方法论基础教材的研究现状

政治学基础类教材有关方法论研究现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方法论内容的普及性和简略性。大多数教材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普及性介绍，但结构安排在两个方面过于简单。

一是方法论内容所占比重很小。大多数教材对政治学研究方法作了一些专门性描述，但仍有些教材没有设立专门部分来介绍、或根本就没有涉及政治学方法论。如赵宝煦《政治学概论》、马洪《简明政治学》、皮纯协《政治学教程》、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蓝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刘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云光《社会主义政治学》、李景鹏《权力政治学》等编著的教材都没有专门论述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内容。此种情况在我国早期政治学教材中是一个普遍现象，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技术的应用，方法论内容介绍所占比重逐渐提高。邱晓《政治学原理》是我国第一本将政治学方法论纳入政治学基础体系进行专门论述的教材，体现出其学术研究理念的前瞻性。但值得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即使设置了方法论内容的教材，其篇幅安排多数也没有设置专章关于方法论的论述，一般为1节或更少，主要表现为对政治学研究方法常识的简略性介绍。华世平《政治学》安排整章篇幅来论述政治学研究方法当属进步之举。外国有些学者做法比较可取，如德国学者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对规范理论、经验分析理论和辩证批判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方法作了深入的探求。英国学者马什《政治科学理论与方法》以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议题为脉络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作了系统的介绍。可以说，此种教材体例的安排使政治学的理论探索与方法研究相得益彰。

二是政治学方法论内容逻辑安排不够合理。教材对方法论的介绍大多简单采用条块结构，方法论各种概念和体系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关系，基本上都是概念的堆积和空洞的说教，方法论研究存在表层化、平庸化现象，未能以案例的形式进行具体地分析和描述，研究方法缺乏操作性。

三是方法论内容表现为概略性介绍，常常形成教材内容的雷同或相同，导致教材的质量下降。这在政治学基础类教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许多教材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雷同到近乎逼真的程度，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经费、出版资源和学生资金等资源的严重浪费。

表2：政治学基础类教材有关方法论知识要点分布统计表（略）

2、方法论体系的建构性和批判性。政治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大致完成，多数教材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要点如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类型、研究技术等不同层次知识作了系统简明的比较性介绍，包括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演绎法和归纳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等。

在新兴学科发展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治理论、过程研究法、行为分析法、政策分析法、角色分析法、精英分析法、博弈论等知识有不同程度地研究，基本符合“伊斯顿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目标” [5]。这些方法的介绍和运用，使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6]。如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对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了初步的区分，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将博弈论的内容引入了政治学基础教材并试图与现实政治实践相联系，表明我国学者正在努力进行理论创新研究。但是，许多教材在吸收国外政治学知识方面缺乏学理上的批判性。一是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多数教材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政治学方法论的视野，仅仅限制在英美政治科学范围内，而未把欧陆政治学方法论更多地纳入研究体系。二是在国外政治学方法论的分析方面，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未能做到批判地吸收和借鉴。

3、方法论划分的主流性和多样性。众多基础类教材中，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王浦劬《政治学基础》、俞可平《政治学通论》、景跃进《政治学原理》在方法论分类与结构方面比较规范和有所创新，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划分比较合理，代表了学术界的研究主流。

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划分，国内教材对方法论的划分体现出多样性。有的划分为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也有划分为学科性方法、程序性方法和工具性方法等不同分类。笔者按照多数教材的做法，将政治学研究方法分为三类，即传统研究方法、现代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在三种研究方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普遍地、灵活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根本不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所以高明的基本原因” [7]并占据着方法论主流阵地。其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数值也说明，当前中国政治学最基本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

如表2，传统研究方法中的历史研究比重为7%、制度研究比重为6%、哲学研究比重为5%、法律研究比重为2%，现代研究方法中的比较研究比重为8%、系统研究比重为6%、实证研究比重为5%。

上述数据表明，传统研究方法已失去昔日强势地位，现代研究方法形成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抗衡的态势。传统研究方法的衰落，主要是由于其不适应现代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需要、不能对现实政治生活提供合理解释所致。历史研究和制度研究指标数值较高，是由于历史主义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当前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也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由于吸收最新科学知识成果，比较适应当前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和系统分析指标的数值说明了这点。但尽管对实证研究论及颇多，多数教材撰写体例却“缺乏实证研究、严重无视政治实践案例，使学科长期处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状态。” [8]因此，政治学教材的实证研究，目前还停留在介绍和传播阶段，传统的、静止的、定性的学科研究方法依然是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

此种方法格局的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待传统和现代研究方法的认识上有偏差。许多学者认为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无力提供对政治现实的合理解释而忽视该方法的研究，但对现代研究方法比较重视却又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因而只能对方法论体系的研究作比较粗略的描述。二是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深入研究。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称得上是政治科学，在研究中并未科学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指导思想来供奉。

其实，“马克思是第一个运用科学术语来解释政治问题的理论家。他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使其得以凭借自然科学的法则来预测未来” [9]，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表3：政治学基础类教材研究方法主要内容统计表（略）

4、方法论取向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政治学研究取向随着政治学主要内容的变化而发展变换，研究取向的变化也影响着政治学主要内容的构成。

如表3，政治学基本框架主要由国家论、阶级论、民族论、权力论、政党论、人民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国际政治论等内容构成，基本上继承了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所涉及的内容。

表2中交叉研究指标数值表明“当代政治学研究还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交叉,产生了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政治人类学、计量政治学等一系列新兴边缘学科” [10]，拓宽了研究领域。

但政治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或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没有着重研究，创新力度还需加大。如对公民政治权利的研究力度，与政治权利在现实社会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不成比例等。

5、方法论研究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多数教材比较侧重于理论的传授而忽视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关怀。相对于政治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成就而言，政治学方法论现实应用分析比较缺乏。即使有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案例分析，那也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简单嫁接而未达到有机结合的状态。

如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多数学者将研究视阈满足于西方治理理论的介绍和引用，局限于用西方的理论来剪裁中国的现实，导致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水土不服”。抛弃这种特色而寻求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实际，是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这种研究方法的“两张皮”现象比较普遍，使我国政治学研究成为国外政治学说在中国现实的简单论证，既降低了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国外政治学说的正确理解。

此种现象的产生，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政治学研究队伍主要以高校学者为主(见表1)，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使研究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即使有合作也是一种停留于体制外的表层的、象征性的协调合作关系。政治学者缺乏对政治的实践和经验，导致政治学理论研究缺乏对现实政治的解释力。

（三）政治学方法论专门教材的研究现状

政治学方法论专门教材研究现状的考察有两种分析视角。

表4：政治学方法论专著简明指标统计表（略）

1、根据方法论的内容所涉及的指标来进行考量。此种分析视角是从质化、量化指标角度来进行考察，其二级科目指标分布在三个区间。

第一区间指标数量为1—3的二级科目有：博士论文写作、方法评估、方法创新、课程论文写作、语言表述、研究方法基础、研究认知基础、比较研究、软件演示、数学模型等10项。此区间的指标数值较低，一方面说明这些指标尚处于探索性阶段，还没有得到学界专家的认同，其质量高低有待于研究实践的检验；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指标研究需要较高的跨学科知识，研究者因为能力所限，未能涉足或不敢进入此领域。如数学模型建构、数理分析软件应用、方法创新等指标都对研究者能力具有很高的挑战性。立足于一般性知识介绍的基础上，有学者也力求理论创新，而理论研究的深度直接决定了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水平高低。

第二区间指标数量为4—6的二级科目有：研究模式分析、研究策略取向、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因果联系、政治测量、调查研究、职业道德等8项。此区间的指标数值适中，说明研究者对之已采取认可的态度，并显示出对此类指标的喜好。职业道德、政治测量等指标数值较高，可看出学界对思辩方法的应用或文献资料的引用还非常热衷，也说明政治学方法研究者数理知识的薄弱。第三区间指标数量为7—9的二级科目有：方法类别、统计方法、方法含义、选题说明、研究样本、研究变量、数据搜集、数据分析、研究程序等9项。此区间的指标数值较高，说明学界的研究者对这些指标都充分认定。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方法论含义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进行明确的指标，方法类别的划分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已常见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经验性研究方法比重日益加大。其他指标，从选题说明、研究样本、研究变量、资料搜集、数据分析到研究程序都是理论研究的各个环节，说明每个研究者都重视研究环节的逻辑论证或理论论证。在科学化研究的趋势下，理论、命题、假设、变量和测度成为研究的核心概念或过程。

2、根据方法论的教材所涉及的指标来进行考量。此种分析视角是从各教材涉及指标来进行考察，其二级科目指标分布在两个区间。

第一区间指标数量为12—18的著作有：夏夫利《政治学研究方法》、王德育《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李瑛《现代政治学计量方法》、张铭《政治学方法论》、卢卡斯《政治及有关模型》、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除张铭《政治学方法论》外，其余都侧重于从定量角度去研究。因为政治学定量研究较少侧重知识点的介绍，而是侧重理论研究的实战训练，所以它们的数值比较低。同时，这些著作都倾向于选择特定角度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力求面面俱到，也是形成指标数值较低的原因。

第二区间指标数量为19—23的著作有：严强《政治学方法论》、胡宗山《政治学方法》，分别从方法的质与量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优点是可以较全面地介绍方法论知识，不会导致重要知识点的遗漏。但其弊端常表现为研究的不够深入和不够精确。如何科学处理方法论两个方面的知识结构，是方法论研究者面临的一道亟需解决的难题。

（四）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取得的成就

政治学研究成绩的取得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架构大体完成。教材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已经取得初步共识，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质化研究，另一部分是量化研究。另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体系的划分，在研究侧重点方面有所不同，由此形成比较研究的良性发展趋势。在方法论体系各层次结构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对所属内容结构作了较为合理的区分。

2、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视角取向日益多样。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日益发展，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政治学研究予以借用或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主要来源或补充力量。特别是数学模型、决策过程分析、系统分析、结构分析等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青睐，政治学研究渠道日益多样化。政治学研究初步实现了学科间研究方法的融汇贯通，丰富了研究手段，提高了研究质量，拓宽了研究视野。

3、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量化研究比例得到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由于受传统思想和苏联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一直以来注重思辩研究。恢复政治学科以来，由于很多政治学研究人员是从历史学、哲学和伦理学等专业转型过来，其原来自身所持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治学的研究，其学生也必然受到此种研究方式的影响，学界形成注重质化研究的状况。近年来，由于西方教材的大量传播，政治学者与西方人员的频繁交流，我国研究方法日益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量化研究比例日益提高，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日趋增强。

4、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统计方法应用受到认同。如表4，统计方法的应用受到作者的一致肯定，其指标数值为9。这表明学者都强调统计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也间接表明学者们对定量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因为在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数理统计方法等知识的支撑。这种趋势要求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进行一定的数理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以便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5、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模式流程日趋统一。研究过程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点，其研究过程包括一般的逻辑过程和具体的实施过程两个方面。逻辑过程是政治学研究从理论到研究，从研究到理论的政治学知识的产生和积累过程，而具体的实施过程则是任何一项完整的政治学研究都需要经历的几个特定阶段，它“包括研究准备、资料收集及资料分析”。[11]方法论教材对研究模式或研究流程都有提及，只是侧重点不同，有的是侧重研究逻辑过程，有的是侧重研究实施过程。

（五）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存有的缺陷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缺陷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研究方法的不规范现象大量存在。现有教材中，研究规范的缺失现象大量存在。一是规范研究不注重规范。规范研究整个研究体系存有很多缺陷，如缺乏理论预设、问题意识不明确、文献引用不准确、文献评论不规范、研究方法侧重思辩研究等；二是经验研究不注重规范。经验研究资料获取途径单一、资料分析方法单调、资料引用与问题结论相脱离。如引用的案例不适合方法解说、研究的资料搜集局限于文献的引用而不注重拓宽研究资料来源等。三是研究方式不注重规范。政治学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的局面并未打破，由于深受传统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难以从思想层面上和习惯做法上突破以往传统研究方法上的陈旧框框，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

2、研究体系的划分标准仍有缺损。教材对政治学划分的标准存有模糊的理解。一是对政治学方法基本概念仍未形成清晰见解，在方法论类别和设计的理解上存有分歧。同时，很多学者把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相混淆，把政治学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相混用。二是对政治学方法层级划分仍存有较大的争议。对政治学方法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式、研究技术等术语的所属概念不能进行相对区分和恰当归类。如对演绎法与归纳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等在政治学方法体系中层级所属未有确定。三是对政治学方法的理论体系未能深刻把握。各教材在论及方法论时，只是笼统地做简要说明。

3、研究模型的项目设置仍有缺乏。多数教材对研究模型的项目设置缺乏科学的依据。一是在案例教学中没有利用研究方法论建立分析模型或者理论框架来讨事件的发生原因，只提供对现象的描述性信息，缺乏提供预测事件发展方向的功能；二是案例研究过程项目的设置缺乏科学的依据，缺乏对案例设置的论证或说明。尽管学者对案例研究过程已经达成共识，但对具体内容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环节还是照搬外国教材或移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相关设置。

4、研究过程的逻辑论证仍有缺少。目前的研究对逻辑分析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一是在运用政治学方法的时候，资料的引用与政治学研究的论证相脱节，研究方法其实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研究过程中案例的结论与案例的论证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导致学界对已有的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也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提出所谓的经验研究“多沦为或人云亦云，或语焉不详的空洞推测” [12]。二是政治学方法的论述较为空洞。国内学者出版的政治学方法论的教材大多数没有真正以方法论标准来要求自己，有些教材只是具体就某一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剖析，有的是从总体上就政治学方法论或基本方面进行简单论述，而很少有人“自觉地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与使用情况作细致、专门而系统的分析” [13]。

5、研究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有所脱节。政治学研究应该把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为研究中心，这是我国政治学研究首要的价值取向。“只有具备了确定的价值趋向和政治立场，在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过程中，人类理性才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的政治斗争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最终解决其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 [14]。因为，“无偏见的政治理论是不存在的” [15]。因之，政治学研究应立足于这个基点，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严谨的研究，以揭示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着力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我国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一是研究方法迁就研究目的，抛弃方法论科学性标准，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套用西方政治学术话语和资源，忽略其形成背后的西方经验，政治理论的研究与政治实践相脱节，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使政治学研究陷入“全盘西化”的歧途；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解或论证，使政治学研究成为政治实践的注释。

四、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为解决政治学研究方法存有的缺陷，今后的研究应力求做到“五个结合”。

1、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大学科和小学科”相结合，即研究方法的总体与个体相结合。 “大学科”指所有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小学科”则指政治学科。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现代政治学有条件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来丰富政治学内涵。大学科的理论背景是现代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其创立促进了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揭示了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则，增强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但由于上述方法往往只是从单一或特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带有较大的片面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对政治学科自身的研究。政治学“核心问题主要是效率、民主与平等三大问题” [16]，其研究逻辑论证可归纳为：从政治人的逻辑起点出发，研究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政府所持有的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博弈，经过双方的博弈，政治发展达到政治文明目的，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就需要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力促政治学研究推陈出新。

2、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经验性相结合，即研究方法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研究方法强调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标准，主要运用定性分析的分析手段。经验性研究方法强调以实证的数据来检验一般的理论和原则，分析手段主要是定量分析。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差异，也正是其各自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优势。规范研究可以获得理解社会生活的深刻见解，而经验研究社会生活的理解缺乏深度，但在提供理论的论证上具有精确性特征。政治学研究过程，首先要重视事实研究，在梳理事实的过程中，切忌作出价值判断，而且即便是作出价值判断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些价值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力求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务求科学地观察、描述、说明、解释和预测政治现象。

3、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即研究方法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理论“是指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假设、定理、公理和观点等组成的事物或现象进行系统说明并且有可验证性的命题组合”[17]。理论是我们对政治现象的认识，并可对政治实践提供指导，因而寻找有效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基本框架，是我们运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政治学研究建构或检验理论有着一定的法则和逻辑，因而对理论及其与研究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深入研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然而，实践是检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标准。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或为解决现实问题做准备。这就需要对政治实践的观察和提炼，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论并应用于指导实践。

4、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相结合，即研究方法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相结合。传统性指自古希腊政治学以来各历史时期政治学家对政治学研究的智慧结晶，主要被视为政治哲学。现代性则指当代以来政治学家借助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和完善，较多地被人们称之为政治科学。今天，“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科学，政治学依然存在着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争论” [18]。实证主义认为研究应该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观点不失科学性，但其认为“一切关于道德的和基本的选择或原则的学说都成了荒谬的无稽之谈的观点也存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使其无法作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必然转变为历史主义或相对主义，导致虚无主义和道德思想的堕落，而这种情况需要政治哲学来补救” [19]。

5、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即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与借鉴性相结合。从事政治学研究，首先必须扎根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以我国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应用行之有效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升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水平，使政治学研究方法带有中国特色，这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必要前提。同时，“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它要借鉴和学习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将其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世界政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20]。因此，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体系结构与逻辑论证应当与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接轨，吸收全人类的政治智慧为我们所用。

五、结论

三十年来，我国的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但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总体水平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集中体现为五个方面的严重缺失。此种现状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体系，切实贯彻“五个结合”的原则，提高我国政治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促进政治学研究朝原创性、实践性和科学性方向推进，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我国政治实践的需要，实现我国政治社会的健康、稳定、协调、持续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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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 第14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 王惠岩等著:《政治学原理》，第2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1] 郑杭生等著: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46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 程竹汝:《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3] 徐功敏:《两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概况》，《中国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1994年第5期。

[14] 吕嘉：《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困境与出路》，第47页，《探索》，2001年第5期。

[15] [美]乔治·萨拜因：《什么叫政治理论》，第14页，载于詹姆斯·古尔德，《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6] 俞可平等著:《政治学通论》， 第12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17] [美]劳伦斯·纽曼等著:《社会研究方法》，第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 杨光斌:《政治学：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9期。

[19] [美]列奥·施特劳斯等著:《政治哲学史》，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 杨海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特点及发展趋势》，《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