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既有对比较久远的如计划经济历史的重新认识,又有近30 年改革发展的进展研究。领域的拓宽导致研究热点的集中度有所下降。出版了一批相关学术专著。[1]

一、经济体制及其变革仍然是本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

本年度的特点在于将1978 年前后的体制变迁联系起来分析。不仅从历史学角度关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2]而且通过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29 年经济体制的异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

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多。长期以来对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讨论继续进行,新观点如认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形式与农村土地所有制的不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为显著的差异。[4]针对土地改革实施过程中“土地改革法的夭折”的看法,认为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是有法律、有组织、有秩序进行的。[5]关于外资经济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讨论,不同意见涉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成熟性,中共未给予外资经济明确的定位,因此很难说外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对于“劳资两利”政策的研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劳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理论基础;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作用是根本保证;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引导、平衡和评判劳资双方的利益,是基本准则;以制度建设为根本,积极制定处理劳资关系的各种法规,是正确路径。还有文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见解。[7]

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在深入。如从中共执政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初期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有了更为全面的剖析。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进模式的新构想,虽未冲破传统体制框架的外壳,却在党的认识中添加了具有关键意义的合理内核,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制度创新有着传承发展的内在联系。[8]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研究的视角在拓展。如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村传统的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落改造成为人民公社下属的大队、生产队的基层组织。公社化运动仍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纠“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是纠“左”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普遍建立的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具有不稳定、不统一、低水平和追求绝对平均等特征,导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饥荒的制度因素之一。60 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造成的。中共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促使农业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另有研究认为人民公社是在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消失的。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业经济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为基层政治、经济组织结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新农村的建设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9]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焦点。对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除前述争论外,探讨了土改中的富农问题。新富农是土改后农村居民占有生产资料大体均等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最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从土改结束到农业集体化高潮前,多种因素对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发生作用,新富农产生是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表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走向规模经营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起步。对新富农的政策最初是允许其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以达消除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顾虑。但很快就把新富农看作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集中体现,转而限制直至消灭新富农。新富农党员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鼓励新富农政策派生出来的问题。从党规党法的角度,有剥削行为者不能入党;而从鼓励发展生产的角度,党在农村组织建设上容许新富农党员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发展生产的要求上得到调节。由于土地改革、巩固农村新生政权、调整农村阶级和社会关系的需要,农民协会再度兴起。但它并不是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社团,具有策略性、战术性和暂时性。《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实际上为土地国有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土改不是给农民完全的土地产权,而是建立“国家所有,农民‘平均’占有土地农用权”的土地制度。对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的土改必须完成两个根本任务:一是建立土地的国家属性,就确立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在重分土地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活动中,建立起新的乡村组织和基层政权,同时通过新的乡村组织和基层政权获取比旧社会更多的土地地租。所以,土地是中国新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根本。站在农民、农村的立场上评价建国以来的土地制度,1977 —1988 年间的土地制度是最好的。20 世纪90 年代后,理论界开始探索未来制度变迁的方向,推动了土地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土地政策的法制化是社会逐渐成熟的标志。[10]

选择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非是单纯从某种理论出发和照搬别国模式,主要是为了较快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需要;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只是造成经济活力不足等弊病的根源,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主要来自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导致较大的经济起伏波动循环出现。过量投资来自道德风险,即投资者和企业都不负担投资项目的失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必须使银行贷款公正,才能抑制过量的固定资产投资。[1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中国市场化进程实质上不是一般的放权让利,而是逐步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政府管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放松管制的内容、方式和次序为:先投资管制后融资管制,先产品市场管制后要素市场管制,先经济管制后社会管制,目前中国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放松政府管制不是一次、全部、立即完成的,而是多次、分步、逐步进行的,因此经济转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体制效应有五方面: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二是通过企业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三是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四是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五是对外开放有效地弥补了国内资本短缺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缺陷,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12]对于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等专题研究正在深入。回顾20 世纪80 年代的价格改革和双轨制:本来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在1986 年8 月批准了配套改革的设计方案。邓小平本人也支持这个方案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10 月国务院领导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而且在1987 和1988 年决定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这与整体配套改革所触及的太多的部门利益以及这些利益的不可调和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国务院在1984 —1985 年那一轮的通货膨胀中采纳了紧缩的治理政策,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985 年下半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两次提高利率,加强信贷的控制,结果经济在1986 年的第一季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 月份还出现了经济的零增长。面对经济不景气时段,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生产的增长极有可能重新变成国务院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改革可能比价格改革和配套改革对帮助经济恢复繁荣更具说服力。此外,对1984 年—2002 年国有企业改制的进程、对劳动力、公司治理、企业行为、企业业绩等多方面的影响作了阐述与分析。回顾了2004 —2006 年国资委成立后的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民营改革30 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 —1987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8 —1991 年徘徊发展;1992 —2001 年快速发展;2002 年以后全面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四大难点:在观念方面,垄断行业能否向民营经济开放? 是否允许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民企原罪问题是否会被追究? 是否允许民营经济在比例上占主导地位,即占GDP 的比重超过50 % ? 此外,融资难、国际化方面、创业环境也存在问题。[13]

针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泛市场化”误区,研究认为使改革的正当性遭受公众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愈演愈烈的行为失序。当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董事长公然宣称“不为穷人盖房”时,当国有制药企业生产的药品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时,当国有商业银行将绝大多数中小储户排挤出去时,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岌岌可危。市场化改革面临四大战略转折:从数量建设为主转向侧重质量;从制度移植、引进和模仿型经济走向自主创新经济;从外向型及投资主导型增长转向以内需拉动和消费主导型增长;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多地注重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14]

二、工业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

1950 —1970 年代的工业化建设是中国不应被遗忘的历史。“一五”提前完成,更重要的是高效率地组织有限的资源,用极低的成本把人们组织起来干大事。我国集中进行的大规模能源工业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改革之初的顺利和这个基础有关。毛泽东不想成为任何国家的经济附庸,在关系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上,他把国家利益摆在意识形态之上。因此选择了自己建立重工业基础的道路。能跳出发达国家工业化、高积累的一般道路有两特点,一是没有对外殖民掠夺,再一是对内建立起社会福利体系,避免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疾病、失地、贫富严重分化、内战的代价。中国工业化成就很大,代价几乎是最小的。[15]到2005 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表明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地区已经过半。2000 —2004 年工业企业规模扩张主要表现在“量”上而非“质”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好转但工业生产能力利用不均衡,2000 年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上正朝着速度、质量和效益统一的方向前进;重化工业比重上升,主要耗能产业能耗居高不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强,但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容忽视;科技创新能力有明显增强,与国际差距仍显著;地区工业发展差距扩大。[16]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认为,1952 —2006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16 %上升到3915 %。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进程被严重扭曲,以至当前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按当年汇价计算,2006 年比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的下中等收入国家比重低1215 个百分点,比上中等收入国家比重低1915 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比重低311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因素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低,长期推行强速战略,市场取向改革不到位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开放的非均衡的发展等。加工贸易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特点为:经营主体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市场集中度较高;劳动力要素优势逐渐减弱;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发展加工贸易的关键在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17]

关于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十分丰富。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的历史,除解放初的3 年恢复时期以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1 从1953 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 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导工作主观性很强;全国上下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其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经济过热2宏观调控2再次过热2再次调控。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没有明显提高。211979 年至今,不但引入了市场机制,而且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实现了经济、行政、法律各种手段多样化,使宏观调控的周期从过去的三、五年延长到大约5 —10 年,效果一次比一次好。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有3 次:111988 年末,以不到一年时间,使经济重新达到基本平衡。211993 年下半年,经过大约两年时间,到1995 年下半年经济基本上又恢复了平衡。同时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评价比第一次高。312003年下半年“, 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基本上都做到了,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近几年,我国政府在对付2004 年过热和2006 年初偏热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宏观调控模式,使经济增长率控制保持了高位运行,称之为“高位控制模式”。另有研究认为,我国只有政治周期还没有经济周期。[18]

经济增长方式与能源、能耗和环境保护的历史开始受到关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快,而是资源和能源消耗太多,环境污染严重,难以为继。“十五”节能减排指标未完成。中国经济增长存在4 个两难局面:既想经济高增长,又想能耗降低;既想改变资源消耗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又不敢大幅提高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既想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又不敢增加投资资金的成本;既想减少贸易顺差,又怕人民币升值过快影响国内的就业。我国经济发展效率效益仍然低下,技术水平、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的水平一般要低于发达国家7 年甚至10 年以上,许多高端设备和产品都需要进口解决。[19]

三、“三农”史研究将改革前后、经济史与社会变迁综合分析

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包括横向的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等,以生产合作为主;纵向的以土地制度为主线详细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承包经营各个阶段的演化过程,体现了农村合作经济的完整性。总结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在于,包括土地、供销、信用合作在内的所有制“过渡”和“升级”,是对农民财产的剥夺,并且采取了强制的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违背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和原则。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家庭承包于安徽兴起,虽很快夭折,但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与同时期世界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相比,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初的10 年中国增速要高得多;回顾1952 —1978 年的统计数据,1961 —1965 年间的增长速度并不逊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有9 年发了年排序为第1 号的以“三农”为主题的文件,20世纪80 年代5 个中央1 号文件主要针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行放活政策和市场取向改革;新世纪初4 个中央1 号文件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以往农村改革走的是渐进道路,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是建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而产权改革被回避了,是“半截子”产权改革。第二阶段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取消广义的农业税。第三阶段的改革以“综合改革”为核心,也包括了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中国不可能实行激进的改革方案,但渐进改革的做法把难题留在后面了。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这将同时导致农业从业人员降低和农业劳动需求增加。关键在于国家抓住契机,适当投资和扶持农业,既是为缓解“三农问题”,也是为城镇工业建立广阔的国内市场,借以促进国民经济连锁发展。[20]私人借贷作为农村传统的融资形式,其中的非友情性借贷存在高利贷倾向,但又有信用评价成本、实施成本、监督成本低、灵活方便的特点,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农民生产、生活的分散性相适应。[21]

本年度对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工农、城乡关系。从1949 到2003 年的54 年里,城乡关系的实质基本上是农业和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1978 年以前,在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工业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农民主要是通过提供农副产品而不进入城市的方式,来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农业剩余产品和降低工业发展成本。而当农副产品在20 世纪80 年代前期已经能够满足城市需求的条件下,农民和农村则主要是通过直接投资(乡镇企业) 、提供廉价劳动力(大量农民工) 、提供廉价土地资源三种方式,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综合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和其他杂项负担来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9 —1976 年,是农民负担相对稳定期;1976 —2000 年,是农民负担凸现加重期;2000 —2006 年,是农民负担下降期。与农民负担相关联的是农村公共产品供应。1949 年以来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资源整合和政治结构改造,这种制度安排保障了从农业和农村提取资源以实现工业化强国方略的目标。农民在较大的范围内被积极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走上用劳动力最大限度替代资金的道路。家庭责任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高效率的激励机制,但它只是在家庭承包的土地这一准私人物品上,引进了民间投资农业生产的机制,却未从实质上触及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并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随着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 公地悲剧”表现为原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在后农业税时代,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县乡财政却陷入了困境。只有加快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补偿性供给,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才能消除“制度剥削”的根源,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22]

一批成果研究了新中国粮食流动方向、数量、品种、方式的变化。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始于粮食统购统销,它在实现保障向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这一初始政策目标的基础上,还承接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成为服务于赶超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1950 —1980 年代我国在推行农副产品统购政策时,实行了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制度,是财政投入与银行信贷投入之外国家向农村经济注入生产资金的第三条主渠道。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制度对满足农民及农村经济组织的资金需求,促进国家急需的农副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存在运行成本过高的问题。[23] 史志宏介绍了1929 —1998 年四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及调查资料现存状况。颜公平考察了1984 年以前社队企业的发展历史。[24]

四、国家财政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历史变迁

收入分配的研究包含国家财政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从较长时段探讨收入差距是怎样扩大及其原因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之一。特点是将国家宏观的财政政策与居民收入相联系;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联系;将居民收入与城乡关系相联系。实践表明:在解决共同富裕的模式问题上,指导思想起决定作用;平均主义是共同富裕的对立物,两极分化也是共同富裕的对立物;找到既有效率又富公平的分配方式,是一个难题。通过对1992 —2003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1999 年以前,居民、部门还因再分配得益,其经过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其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然而从2000 年开始,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收入占比与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已经没有差别,2002 年,前者甚至低于后者;而与此同时,政府税收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政府部门在再分配环节中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在下降。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化已经从收入分化阶段进入了利益分化阶段。1992 —2001 年居民收入在城镇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是进一步拉大了。[25]

人口与就业与居民收入分配直接相关。最引起关注的是蔡　论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有自身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的。随着人口转变新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迎来其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不同意见认为,1996 年以来我国剩余劳动力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约为1 亿人,约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26]政府经济作用和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涉及二次分配,相关历史也受到重视。

五、金融改革、资本市场与投资,以及经济周期是近年研究的新热点

复旦大学历史系召开专题研讨会,货币制度建设、农村金融体制、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制度和国家农贷均形成专题论文。[27]资本市场的历史研究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中国属于资本积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变动非常快。中国总资本的变动不仅表明国民福利状况大幅度改善,而且也暗示了支撑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持续增强,中国步入了全面发展和加速发展的黄金阶段。但是,物质资本的投资率偏高,人力资本的投资率偏低,特别是教育公共支出和卫生公共支出显著偏低,是中国五大资本构成中最突出的问题。建国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轨迹体现,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农作制度改革的“单项突进”以及供需主体的双重缺失,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困境,并日益成为困扰和阻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对资本回报率基本数据研究初步发现,1998 —2005 年间9 个资本回报率系列指标以很高统计相关性同时增长。如以权益作为资本存量计算,净资产净利润率从1998 年212 %上升到2005 年1216 % ,税前利润率从317 %上升到1414 % ,总回报率从618 %上升到1718 %。以资产作为资本存量计算,总资产净利润率从1998 年018 %上升到2005 年513 % ,税前利润率从113 %上升到610 % ,总回报率从215 %上升到715 %。[28]

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交通走了一条高速公路优先的发展战略。铁路业的发展被边缘化了。无论从铁路技术优势看,还是从中国国情看,中国更应当选择走以铁路为主导的大交通战略。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有较大的发展,一些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逐步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经验不足,水平不太高,规模还很小。[29]

从长期趋势考察,1953 年至2006 年地区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呈现出一种逐步缩小的趋势。在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中国先后两轮区域经济冲突表现为重复建设、能源原材料争夺与市场封锁等;2002 年开始的新一轮区域经济冲突表现出市场份额的争夺更激烈,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外资进入使得冲突趋于复杂化;重复建设由传统和耐用消费品行业逐渐向高新技术行业蔓延。[30]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论文创作方兴未艾,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史研究迈出了新步。[31]我国出口规模快速扩大,参与全球经济活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地位明显提高,但也出现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巨额增长。[32]比较研究在深入。[33]吴承明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是可与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并提的我国老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在经济史方法论方面的代表作。其强调了经济学应以历史为依据。[34]

（原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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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篇幅所限,原文“六、区域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历史受到重视”,“七、中外经济关系研究向着翔实与深入发展”,“八、方法论与对经济史的呼唤”三部分压缩;还有许多成果未能一一标明。

[1] 如《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新华出版社;许建文:《中国当代农业政策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 —1976) 》,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平等:《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江小涓等著:《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增长1980 —2005》,人民出版社;吴晓波:《激荡的三十年》(上下) ,中信出版社;王荣等主编:《苏州农村改革30 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李义平:《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论中国经济之发展》,三联书店出版社;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一批本学科博士论文出版,如宋士云《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1949 —2002) 》,人民出版社;常明明:《中国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研究———以20 世纪50 年代前期中南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出版社;迟爱萍:《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瞿商:《粮食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等。

[2] 如朱佳木《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2 期;蒋伯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制的若干理论》《, 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4 期;李彩华、苏少之《: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劳资关系的调整与经验教训》《,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毛传清《: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济模式认识过程的考察》《,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 年第5期;张亚斌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认识与思考》《, 党史文汇》2007年第14期;郭根山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邱美娟《: 对我国1953—1978 年工业化的认识》《, 消费导刊》2007年第7期;王立诚《: 1958年农业经济学界“拔白旗”运动始末》《, 百年潮》2007 年第8 期;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式》《,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邢和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等。

[3] 如朱佳木《从改革前后的历史联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7 年第11 期;张占斌《: 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

[4] 罗平汉《: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差异》《,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

[5] 何之光的《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叶明勇《: 土地改革政策与“和平土改”问题评析》《,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喻权域《:〈土地改革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 中华魂》2007年第1期。

[6] 任晓伟《: 外资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曾耀荣、卿定文《: 外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

[7] 王强《: 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2 期;李彩华、苏少之《: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劳资关系的高速与经验教训》《,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高伯文《: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工业化与“三农”问题关系的认识及其启示》《,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8] 毛传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五十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 期;徐腊梅《: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初期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 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7年第12期;庞松《: 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历史坐标》《, 党的文献》2007年第1期;武力《: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5 期。

[9] 王立胜《: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再造》《, 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3 期;邢和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辛逸《: 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 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3 期;罗平汉《: 1961 年的全党农村调查与“农业六十条”的制定》《,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樊宇明《: 我看农村经济体制问题》《, 中国经济史论坛》2007年11月8日;张海荣《: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选择包产到户的社会心理分析》《,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0] 苏少之《: 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产生的规模与分布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1 期;庞松、苏少之《: 历史转变中的新富农党员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苏少之《: 新中国土地改革后农村新富农经济的经营结构与经营方式》《,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范立、张举《: 建国初期农民协会兴起与隐退原因探析》《,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7 年第2 期;李昌平《: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 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刘广栋、程久苗《: 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农村观察》2007 年第2 期。

[11] 朱佳木《: 关于在国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评价计划经济的几点思考》《, 理论前沿》2006年第21期;郭根山、刘玉萍《: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 期;甘阳《: 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读书》2007 年第6期;林毅夫《: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等。

[12] 张曙光《: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过程:描述和分析》《, 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4 期;柏晶伟《: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1月30日;李义平《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论中国经济之发展》,三联书店2007年版。

[13] 张军《: 价格改革模式是怎样出现的》《, 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27日;张军《: 双轨过渡与配套改革》《, 经济观察报》2007 年11 月10 日;宋立刚、姚洋:《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改革进程、成效及其前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年版;李荣融:《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2007年第2期;李亚《: 民营经济改革三十年》《, 中国经济时报版》2007年8月7日。

[14] 韩朝华《: 行为失序与市场经济观》,经济研究所网页200725213 ;乔新生《: 国企改革应进入“收官”阶段》《, 改革内参》2007 年第8期;颜鹏飞、蔡彤《: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拐点》《, 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5期。

[15] 黄平等:《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版;张占斌:《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

治经济学解析》，《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何一民、周明长：《156 项工程与新中国工业城市发展(1949—1957 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徐行：《对“一五”时期能源工业建设的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郎毅怀：《我国工业化历史分期及当前政策选择》《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5月18日;中国制造企业物流研究课题组《中国制造企业物流现状及政策建议》，《经济要参》2007年第12期;董志凯《建国初期的城市规划》，《中国投资》2007年第12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分析》，《中国社

会科学院院报》2007 年9 月2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联合课题组:《我国工业企业基本情况》，《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43期。

[17] 汪海波：《对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原因的分析》，《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4期;闫敏：《我国加工贸易现状、问题及对策》，《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07 年第6 期。

[18] 杨启先：《适时、适度、适可而止———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经验分析》，《学习时报》2007 年5月14日;周学：《破解我国连续四年高增长之谜———兼论我国宏观调控新模式》，《 光明日报》2007 年8 月7 日;陈乐一：《新中国历次经济过热回眸》，《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8月14日;刘福垣：《建立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经济报告》2007年第1期。

[19] 房维中:《实现“十一五”节能和环保指标完全可能,必须寸步不让》《中国经济报告》2007 年第1 期等。

[20] 王贵宸：《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陆德生：《六十年代初安徽责任田问题风波》《, 中共党史研究》

2006年第4期;张海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选择包产到户的社会心理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5 期;陈其广：《农业经济发展研究中的若干方法问题探讨》，《中国经济史论坛》2007年5月8日;郑有贵《“三农”政策突破与理论创新———9个中央1 号文件的重大突破》，《教学与研究》2007 年第9 期;党国英：《农村改革,难题待解》，《中国经济报告》2007 年第3 期;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1] 常明明:《中国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研究———以20 世纪50 年代前期中南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年版。

[2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我国城镇化体制机制问题及若干政策建议》《, 改革》2007 年第11 期;武力《: 1949—2006 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董志凯《: 工业化初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关系———对1950—1980 年代工业建设的反思》《,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郑有贵《: 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向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转变———“取”“予”视角的“三农”政策》《,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林刚《: 城乡关系变迁与当代“三农”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 年1 月24 日;赵云旗《: 中国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研究(1949—2006)》《,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3 期;苏东、万其刚《: 新中国农业税制的历史沿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刘伟《: 陈云的农业税思想对我国农村税制重构的启示》《, 延边大学学报》2007年第1 期;施威、王思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变迁的历史困境及其突破》《, 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迟爱萍《: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财委恢复城乡交流的政策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王玉玲《: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2 期;韩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研究》《, 理论动态》2007年5月30日。

[23] 罗平汉《: 1955年统购统销中的粮食“三定”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武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郑有贵：《比较视角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赵学军：《1950—1980年代的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3 期;罗平汉：《一九五五年统购统销中的粮食“三定”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 期;瞿商：《粮食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田锡全：《基层党政机构、社会组织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1953—1957年的河南唐河县为中心》，《史林》2007 年第1期。

[24] 史志宏：《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及现存无、保资料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颜公平：《对1984年以前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反思》，《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5]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研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 年第6 期;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4 期;张启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实证分析(1985—2005)》《学术界》2007 年第4 期;葛玉好:《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1988 —2001 年》《经济学(季刊) 》第6 卷第2 期;赵德馨:《1949 —2002 年:走向共同富裕的两条思路及其实践经验》《,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2 期;宋士云《1992—2001 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刘佐：《中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发展》《经济研究参考》2007 年第37 期;张东辉、司志宾《教育、技术进步与农村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农村统计数据的分析》《经济评论》2007年第5期;夏庆杰、宋丽娜《中国城镇贫困变化的趋势和模式:1988—2002》《, 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贾康《: 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的重大变化》《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7期;郭宣：《看税收征管15年四大变化》，《人民日报》2007年4月12日;王绍光《: 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经济时报版》2007 年4月6日;李巧宁《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群众的生活状况——以汉中地区为例的考察》，《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汤兆云：《建国初期关于人口节育的规定及其后果》，《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7 年第9 期;朱高林《 1992 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变化趋势》《,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张太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以北京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 期。

[26] 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3 期;郭金兴《1996—2005 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南开经济研究》2007 年第4 期。相关研究见李新慧《论建国初期失业的治理及启示》《理论界》2007 年第7 期;张静《20世纪50年代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劳动力市场探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5 期;汤兆云《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百年潮》2007年第5期;宋健《信息时代的人口动力学》《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等。

[27] 常明明《建国初期国家农贷的历史考察——以中南区为中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3 期;赵学军《 20 世纪50—80年代的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赵学军《陈云与新中国货币制度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5期;匡家在《1978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政策演变与路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1 期《刘明康谈农村金融》,《财经》杂志2007 年5 月14 日; 温铁军:《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兴衰史》,水木社区网站2007212206 ;常远:《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背景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4 期;陈志武《: 资本化的奥秘》《经济观察报网》2007206218。另见李利明、曾人雄的《1979—2006 :中国金融大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少波、贺庆春《中国货币错配引致原因的实证分析:1986—2005》《 财经研究》2007年第6期;王广谦、郭田勇的《中国金融改革历程:1978—2007》《改革》2007年第3 期;彭克强、陈池波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演进:1996—2005》《改革》2007年第8期;周波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宋勃、高波的《国际资本流动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我国的实证检验(1998—2006)》《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刘骏民、刘忠江《中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测度与股票价格波动:1997—2007》《改革》2007年第10期。

[28] 王亚华、胡鞍钢《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发展态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12 期;施威、王思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变迁的历史困境及其突破》《中国农史》2007 年第3 期;董志凯《陈云与大跃进中的基本建设》《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 年第6 期;刘洪升《论河北根治海河运动的特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 期;刘光华、赵忠龙《转型期民间投资乡村公共物品的路径及其制度困局》《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

[29] 张孝德、霍文慧:《关于中国交通战略的反思》《中国经济时报》2007 年12 月25 日;王玉茹:《从美国的筑路运动看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现状和发展》《国学网》2007207201 ;发改委《我国鼓励企业境外重点投资四领域》《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07 年第18 期;卢锋:《我国资本回报率知多高? ——新一轮投资增长与经济景气的微观基础》《学习时报》第378 期;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 ——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经济学》第6卷第3期。

[30] 刘树成、张晓晶《: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缩小》《经济研究》2007 年第10 期《 张可云访谈“: 中国第三轮区域经济冲突凸现”》《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黄佳金《 1988—2003 年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的时空演变特点》《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1996—2003》《经济评论》2007年第5期;邹薇、周浩的《中国省际增长差异的源泉的测算与分析(1978—2002)》《管理世界》2007 年第7 期;郭志仪、姚敏《我国产业集聚与地区专业化水平测度:1994—2005》《改革》2007年第11期;许士春、何正霞《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来自1990—2005 年省级版面数据》,《经济体制改革》2007年第4期;熊广勤《 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1992—2005》《改革》2007年第8 期;何艳、安增科《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与投资差距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7年第2期;姚勇《新中国开发新疆的特殊道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石建国《浅析“大跃进”对东北工业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1] 如张连辉、赵凌云《1953—2003年间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4 期;马晓强等《黄河水权制度变迁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2] 江小涓等著:《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增长1980 —2005》,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张侃:《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外资企业改造中的转让》《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汤少梁《外商直接投资的特征分析及引导》《光明日报》2007年5月13日等。

[33] 王亚华、胡鞍钢《从五大资本比较看中国经济追赶美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 年第1 期;卢锋、刘鎏的《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经济学(季刊)》第6 卷第2 期;王聪、王正斌《中、英利率与证券价格关系的比较:基于1993—200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7年第2期;赵建军的《当代中印经济改革比较》《四川大学学报》2007 年第1 期;周佰成、方炬《中美宏观经济波动周期比较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 期;刘鸿的《中俄经济转型起点的比较》《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冒天启《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与价值取向——中俄转型理论与实践比较》《经济研究》2007 年第11期;傅勇《 从经济史的视角考量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1月9日等。

[34] 刘福寿:《珍贵的一课》国学网2007206230 ;孟祥仲:《李嘉图恶习的延续》《经济学消息报》2007 年5 月18 日;李伯重:《国际视野下的史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董志凯《: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关系探析》,载《祝福吴承明先生九十华诞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