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二年，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菲司（Samuei B. Griffith）为翻译《孙子兵法》，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询问有关《孙子兵法》的年代等问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来函上作了批示，表达了《史记·孙武传》不可靠、《孙子兵法》是战国时著作的个人看法，并安排年已八十岁的顾颉刚先生书面答复。二十天后，顾颉刚做出了回答，据笔记，其结论是：“《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顾颉刚先生的这项结论可以分析为三项：一、《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二、《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孙膑。然而在一番驾轻就熟的辨伪工作后，顾颉刚忽然感到一丝不安来，他在这条笔记的末尾写道：“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钱谷融、印永清：《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5页）顾先生这里所说的正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的大事，这次发现不仅完全推翻了顾颉刚等人对《孙子兵法》及《史记·孙武传》的种种怀疑，而且引发了人们对疑古派古籍辨伪方法的深层反省。
众所周知，古史辩派辨伪古史（包括古籍）的指导思想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从这一思想出发，其辨伪古史又表现为：一，对古代文献进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顾颉刚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见《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48页）二，以故事演绎的方法对“伪史”的成因进行解释说明，把有独立来源的文献记载看成故事流变中的不同版本。（上文关于孙武被误传为孙膑的说明，即是典型一例）古史辨派的这一套辨伪方法虽盛极一时，并产生大量的辨伪成果，然而其基础却是脆弱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不仅一次次证伪了古史辨派的具体结论，同时也暴露出其方法论上的严重不足。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有规范、严密、长期不间断传承的史官系统，史书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国之正事，与自由无序的故事传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古史辨派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历史，用梳理故事传播的方式来处理历史文献，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的结果。古史辨派的另一个不足，是他们缺乏对于古书体例和成书情况的了解。近些年大量战国古籍的出土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外，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同时，由于古人没有类似后世的著作权概念，古书的“作者”、“述者”还有“撰人”，时间可以拉得很长。因此，古书形成时间的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参见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而古史辨派简单用古书出现的“早晚”来判定历史事实的“真伪”，难免会以偏概全，制造出种种“冤假错案”来。因此，古史辨派的失误并非个人的偶然原因，而是其方法论导致的必然结果。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只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来看待的，即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回忆、记录、认识和描述往往因观点、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即是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的原因所在，而古史辨派由这种记录、描述的不同，转而怀疑事实本身的“有无”和“真伪”，这可以说是导致其片面“疑古”，并最终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走出“疑古”，并非要重新回到“信古”的老路，也不是要放弃对史料的审查，而是要对审查史料的方法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一，由“有罪推定”转变为“无罪推定”，承认古代文献是在长期的传承中形成的，其中虽有某种“变形”、“失真”，但应是基本可靠，是我们研究古史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二，由控告方转变为审判方，以“法官”客观的身份对史料的真伪进行裁决。这里古史辨派的成果可以重新拿来作为“控词”，但允许被告有申诉的权利，凡申诉成功即无罪，反之则有罪。三，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重证据，不重推理。如果以上概括不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活跃于当今史坛、代表了史学发展方向的“释古派”的“辨伪”方法，令人可喜的是，这一方法已被一些前辈学者运用到古史研究的实践中，何炳棣先生近年关于《孙子兵法》一书的考辨，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见《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收入《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二
本来对于孙武和《孙子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也分别列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但是由于属于孙膑的《齐孙子》隋唐以后失传，由此引起人们对孙武和《孙子兵法》的种种怀疑。据顾颉刚先生的总结，人们怀疑《孙子》一书的主要理由有：1、《左传》、《国语》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2、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也很少记载孙武；3、《孙子》所述为战国战术，非三代战术；4、《孙子》讲权诈，与春秋时讲礼义不合；5、春秋时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孙子》称吴国“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不可信；6、春秋时各国都由卿率师出征，没有专任将军的，《孙子》多次提到“将”，与春秋制度不合；7、孙武以妇女实验兵法不可信；8、春秋时大夫的家臣称大夫为“主”，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以后才称国君为“主”，《孙子》称国君为“主”，说明此书作于战国时；9、《孙子》内容与《战国策》中所载孙膑之言相似，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10、《孙子》有《势篇》，而《吕氏春秋·不二》说“孙膑贵势”，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11、“弩”的使用大概在前四〇〇年左右，而《孙子》中正有“弩”的记载。可以说，《孙子》一书之所以长期受到质疑，就是与以上的“指控”相关，但这些“指控”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经过了必要的审查工作，却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其实，稍一分析就可以发现，以上“指控”有些使用的是所谓的“默证”，有些则是无意义的主观联想，根本不足为据；其中似乎较有说服力、且被人们反复引证的主要是将的职权功能、战争规模等各项，但若细加审查，其可靠性同样存在着问题。
比如，古今学人或以为《孙子》所论的“将”是能决定全部作战策略，享有统一指挥权力，承当全部胜败责任，十足专业化的将军，大异于文武不殊途、将帅共决策的传统，所以《孙子》应该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但何炳棣先生通过分析汉语无时态变化的特点指出，“所有《孙子》论将的词句决不能以通常陈述语气去解释，必须以建议、要求的语气去理解；而建议和要求的对象就是勇于创新的君主”；“孙武对将的理论与主张既有异于春秋的传统，又预期战国二三百年间的巨变；它所代表的时代过渡性是相当明显的。《孙子》久已被举世公认为古代军事最经典之作，其中论将的部分最能明示孙武的先驱认知。”（第42～44页）可见以上“指控”之所以有误，是将思想创造混同于一般的事实描述，忽视了思想的预言性、前瞻性。其实思想家的最大特点，是其能敏锐地观察到事态的发展，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主张，故其思想主张往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才能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孙武对“将”的论述正是这种情况。试想，若《孙子》是完成于“将”的专业化已完成的时代，其中关于“将”的种种论述和要求岂不成了喋喋不休、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又如何能显示出独特的军事价值？又如何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以至“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又比如，一些学者见《孙子》中有“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等语，便推论《孙子》一书完成于战国时，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春秋时代的战争远没有达到“兴师十万”的规模。其实这同样没有事实根据，我们只要对史实作一番审查，便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春秋中期的城濮之战（前633年），晋军已出车达七百乘，合士卒五万二千五百人（按杜预的计算方法，下同）；鞌之战（前589年），晋军出车八百乘，合士卒六万人。到了春秋末、战国初期，军队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稷之战（前505年），秦楚联军出车约一千乘，合士卒七万五千人。这还不包括后勤徒役，若按每乘革车有徒役二十五人，千乘二万五千人计算，则稷之战秦楚联军的总人数恰好是十万人。所以对春秋步兵有深入研究的蓝永蔚先生说：“春秋中期的战争规模还比较小，即使著名的大战，出军也还没有达到千乘，而战国中期以后，战争的规模则变得十分庞大，参战各方的军队一般都在二、三十万以上，远非《孙子兵法》的‘十万之师’所能望其项背。可见《孙子兵法》中所展示的作战部队的规模是与春秋末期的战争实况相一致的。”（《〈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可见以上“指控”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忽略了必要的审查程序，而“审判程序”不合法，其结论自然也就不合法了。
在对《孙子》的各项“指控”逐一进行审查之后，何炳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孙子》十三篇和《吴问》都可确定是撰成于吴王阖闾三年，孔子时年四十”，“《孙子》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第68～69页）这个结论看似出人意外，实际却已隐含在各种文献记载之中，只不过由于种种成见，人们对其视而不见罢了。我们今天重新接受这一结论，并不是因为有了什么新的证据——如果司马迁的记载证据不足的话——也不仅仅是因为银雀山竹简的出土增加了我们对孙武作《孙子》的信心，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拿不出《孙子》不是孙武所作的证据。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与其随意猜测，任意联想，不如相信司马迁的记载是可靠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不仅更接近他所记录的时代，而且还拥有大量我们不可能拥有的资料、信息来源，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置他的记载于不顾，而凭借自己的演绎、推理来重新对历史进行解释和说明，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其实是极容易犯错误的。
在讨论《孙子》的成书时，颇为流行的“集体创作”说也值得注意。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司马迁的记载，但又受“春秋无私家著述”的影响，认为《孙子》一书不可能是由孙武个人完成，而应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记录，其成书经历了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的较长时间。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说，古书的形成往往有较长的一个过程，经过了许多人的传抄、记录、整理，如果说《孙子》一书经历了这样的形成过程，那么这不过是古书的通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说许多人都参与到《孙子》的创作中，那么则是大有疑问的。读过《孙子》的人，都会感到其风格的统一和联系的紧密，这些都是《管子》、《吕氏春秋》之类的“集体著作”所不具备的。“集体创作”说的逻辑是，像《孙子》这样具有创造性和思想价值的著作，决不可能在那么早的时间由个人来完成，所以要拉长其创作时间，增加创作人数。然而思想的突破并不完全取决于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而是需要某种机缘，甚至是天才人物的出现，那种“直线式进化模式”并不符合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实真正的思想创造都是个人化的、不可重复的，如果没有李白、曹雪芹，就决不可能会有那些千古吟唱的佳句和文学瑰宝《红楼梦》，同样，没有春秋末年的孙武，也就不可能会有举世公认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虽然俗话有云：“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但这实际是只能适用于日常经验的范围，若扩大到哲学、思想、艺术等创造性领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历史上的“臭皮匠”何其多也，而真正的思想家却寥若星辰，这正说明思想的创造是不能以量的多少来计算的。对《孙子》来说是如此，对其他古代典籍也是如此。
三
如果说历史上关于孙武的记载相对一致的话，那么老子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这也增加了问题的难度。古籍中关于老子至少有以下线索：一，老子为周守藏史，年纪长于孔子，孔子曾向其问礼，见于《史记》、《庄子》以及属于儒家的《礼记》、《孔子家语》等；二，太史儋即老子，但“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三，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之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之子李解西汉时为膠西王卬太傅，见于《史记》所记老子后代的世系。那么，以上线索哪个更为可靠、更有理由作为我们的依据呢？在我看来，显然应该是第一点。这不仅是因为司马迁主要倾向这种观点，而且它还见于儒家的《礼记》、《孔子家语》等著作中，这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曾有学者以《礼记》、《孔子家语》晚出为借口，否认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可靠性。然而他们所谓晚出的汉代正处于“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形势，此时的儒生有何必要“扬彼抑己”，编造出自己的宗师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呢？其实，这些记载之所以保留在儒家典籍中，正说明孔老的关系和交往是有着事实根据的，是后世儒生自己也无法否认的，尽管这种“事实”在流传中会出现某种“变形”和“失真”。
至于第二点，虽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可信性显然较小——司马迁也不倾向这一观点——很可能是由于老子（名聃）、太史儋二人身份、名字的相近而造成的混淆和误传。学术史上影响颇大的“《老子》战国说”，虽也与这一线索有关，但学者们的论证的依据却往往是 “思想线索”、“文字文体”、“时代术语”等内在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其实也是未经审查、证明力有限的。张煦曾针对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的指控答辩道：
查原告所称……仁义二字是《孟子》专卖品……《易·系辞下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左传》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仁义为并文，与老子所说“绝仁弃义”，“先仁而后义”有何不同？《史记》引周初所制谥法云：“仁义之所往为王”，周初谥法篇义与此合，早以仁义联用，与老子“大道废而后有仁义”有何不同？《易·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老子既说阴阳（如“万物负阴而抱阳”之类），又说刚柔（如“柔之胜刚”之类），为何独不能连说仁义？
原告说某诸侯在春秋后若干年始称王，才能“王侯”（《老子》或本作“侯王”）、“王公”连用，那话从何见得？考吴子寿梦在《春秋》绝笔前一百零四年已称王，稍后越亦称王，楚更在春秋前称王。老子原籍与楚接壤，或后竟为楚人，岂有不知楚王？在周作官，岂有不知周王（夏商周皆称王）？何以孔子同时的老子，不会用它？《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连用吗？《易·坎彖》“王公被险以守其国”，《离象》“六五之吉离王公也”，不是“王公”连用吗？（《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载《古史辨》第四册）
其辩护可谓痛快淋漓。郭店简《老子》出土后，其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写作“绝智弃辨”和“绝伪弃诈”，证明《老子》一些启人疑窦之处，乃是文本变动的缘故，与《老子》成书早晚并没有直接关系。何先生是相信《老子》战国说的，但他显然注意到思想、文句等证据局限性，于是改从《史记·老子列传》中老子后代世系这一线索入手，经过详细考辨，推测该世系可能系青年司马谈留学齐都期间，亲获自李耳八世孙、膠西王卬太傅李解者，并由此推论，李耳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老子》约完成于公元前360年左右。何先生的这个考证，多少让人感到疑惑。老子的身世扑朔迷离，而其后代的世系却言之凿凿，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即使如何先生所言，老子后代的世系是司马谈亲获自李解处，也不能证明这个世系就一定是可靠的，难道李解所言的可靠性是可以由他自己来证明的吗？要知道当时人们为了抬高身价而造伪，实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何先生似乎也没有充分考虑到郭店简《老子》的年代问题。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有学者据相邻墓葬推断为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老子》的抄写当在此之前。若按何先生所说，《老子》是完成于公元前360年左右，那么在短短五、六十年里，《老子》要经历完成、流传、抄录、下葬等一系列过程，这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虽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可能性显然极小。除非何先生相信郭店《老子》只是一个原始的传本，今本《老子》是太史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的。但这种看法也存在着种种疑问，如果何先生坚持此说，似也应给予必要的论证和说明。
近年来随着简帛材料的大量涌现，重写学术史、思想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思想史如何重写，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重视实证，还是相信某种思想的理念、逻辑，不仅会导致不同的写法，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思想史的理解。何先生坦陈，自己是受了李泽厚古代中国辨证思维源于军事经验，《老子》将《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学观点的启发和影响，并以“从繁琐的考据以求证成《孙》为《老》源”，为“义不容辞的职责”。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已存在的先入之见，影响甚至左右了何先生在对证据的选择与判断。这样讲恐怕并非只是一种推测之词，比如，何先生十分重视张岱年先生“郭店《老子》更像是摘抄本”的观点，并评论说，“七十年来张先生一向认为《老子》是系统性极强的一本专书，不是纂辑，而近年居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老子》研究上很有意义的新趋向。”（第28页）其实，张岱年先生的“郭店《老子》更像是摘抄本”，是说在郭店《老子》前已有个类似今本的《老子》存在，郭店《老子》是它的摘抄本，这等于承认《老子》成书较早，且是“系统性极强的一本专书”，张先生的观点不仅不能支持何先生，而且正好与其相反。何先生对张岱年观点的不恰当引用，正是某种先入之见干扰、影响了其正常思路的表现。这里愿提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求教于何先生及各位读者，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来源于《周易》古经，孙子将其运用到军事领域，老子则发展到政治、社会领域，《孙》、《老》是一种同源共生关系，而不一定是时间的先后关系。另外，《孙子》是一部兵书，由于要游说君王，所以可能形成较早；《老子》则是一部哲学书，其内容起初只在少数人中流传，所以可能与《论语》一样，也是由老子的弟子、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但大概在战国早期已完成。不知何先生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