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周琪研究员主编、五位学者合著的本书稿之后，深受启发。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相当全面地描述、分析和评论了美国国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既有对美国国会制度方面的介绍，也探讨了国会与总统和行政当局之间复杂的分权和互动关系，还有诸多具体事例和案例研究。
我对国会缺乏专门研究，没有资格在学术上对本书做出过多过细的评介，仅想借作序的机会，谈谈一些个人感受。对美国国会做过深入考察研究的中国学者孙哲博士指出，研究国会有三个学术支撑点：国会议员的政治行为、国会制度运作、国会的社会生态。研究议员个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说到底，有什么样的议员，才有什么样的国会。”[2]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十几年来我同美国国会议员有较多的接触机会（虽然没有同任何议员有过深交），而同他们的交谈，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是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在这里写下对美国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的一些印象，如果还能靠得上孙哲教授所说的头一个“学术支撑点”，就不算离题太远。
同我接触过的美国行政部门的官员和美军军官相比，国会议员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素养一般要高一些，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并不傲慢，讲话条理清楚，仪表堂堂的更不在少数。这种印象，能够从学理上得到解释。从法定条件上讲，议员并不需要很高的资历。[3]然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来自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很高的阶层。议员中少数族裔和妇女所占的比例，大大低于美国人口中相应的比例。约有四分之一的议员是百万富翁。历届议员中出身于劳动者阶层的，属凤毛麟角，而原来从事律师行业的却占到40%左右，其余的人，按照百分比高低依次是商界、政界、学界、新闻界、农场主等等。[4]再加上职业上的特殊需要（竞选、上媒体等等），难怪国会议员几乎个个操标准的美国英语，衣冠楚楚，口若悬河。行政官员则绝大多数不是选举选出来的，靠的是办事效率和专业知识而不是口才或者仪表。
国会议员的个人出身和经历，给他们的政治观点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带着“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的议员，我没有接触过。在认识的政府官员和外交官里，倒有一些人自称当过清洁工、邮递员，或者在超市打过工。向那些“出身高贵”的美国议员讲述中国国情，如许多中国人温饱都还没有满足因此个人政治权利并非当务之急、中国人口太多必须实行某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等等，对他们来说真是匪夷所思。据此可以想象，美国国会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同情，很多情况下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所以，说美国国会议员在对华关系中的一些言论和提案是“别有用心”或者“反华阴谋”，有时是高估了他们的政治水平（至于像本书中多处提到的北卡罗来纳州前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这样的顽固保守派，自另当别论）。
美国议员中，也出现过一些留下外交遗产的杰出人物，如富布赖特[5]、曼斯菲尔德[6]等。在克林顿时期担任驻华大使的尚慕杰、担任驻日大使的托马斯·富利，则是在离开长期担任的议员职务之后，步入外交界的。由于同总统和国会的特殊关系，他们在推进对华、对日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过来，却鲜有在外交实际部门工作过或在国外长期生活过，再当选国会议员的人。这同其他大多数国家议员的背景情况差异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军人出身的国会议员人数极少，甚至不如宇航员和运动员出身的议员多。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可是意味深长。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一位美国国防专家私下愤愤地对我说：“你猜猜现在参众两院总共535个议员里，有多少人的子女是现役军人吗？两个！怪不得美国国会支持出兵伊拉克那么痛快！要是有50个国会议员家里有当兵的，他们会赞成打仗吗？”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由于“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和选民利益的巨大影响，国会难以从全局出发来平衡国内外的需要”；同时，“国会处理对外事务的专业知识和获取的信息有限”。然而国会偏偏又在美国外交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对于这种国内政治直接干扰外交、决策者不知情的现象，大外交家如基辛格者，肯定是深恶痛绝。为之辩护者，却声称这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国会代表选民利益，反映人民呼声，理所当然要在对外事务中有所作为，对当政者形成牵制。
国会议员介入外交事务，主要考虑的是局部利益，包括个人当选的利益驱动，自己选区的利益，以及同个人或选区有关的利益集团。因此，他们对外交事务的兴趣，也多局限于同这些局部利益有关的问题，如本州的对外贸易、非法移民问题、跨境走私贩毒等等。例如，某些州有急需哺养的军工企业，可以制造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技术，这些州的议员当然要支持对台军售的提案。这时，“中国威胁论”是否真有道理，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了。
同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最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情结，又深于行政官员。因为议员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在选民和党派争斗中的政治立场，而不是自己的言行造成了什么样的外交后果。如果国会议员要提出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而我们给他们讲“要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的道理，那真是对牛弹琴。2004年竞选总统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曾经为他州里一位美籍华人的“人权案”，直接写信给中国领导人。这样的事例，在中美关系中不胜枚举。
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情结，是在其从政生涯中不断内化的。例如，有一些牧师是专职为议员提供宗教服务的。很多议员自愿参加牧师主持的超越党派的基督教读经班，在那里集体对照《圣经》检查自己的言行，据称由此可以净化政治灵魂，减少党派政治的干扰。每年一月份，美国宗教组织都要联合起来，举办一个“全国祈祷早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从总统到内阁成员，以及所有国会议员，悉数出席，并邀请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参加（但是为了贯彻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媒体不予报道）。这是一个显示国家政治团结和加强对外公关的重要机会，国会议员是不会错过的。
在全球化大趋势的冲击下，美国国内利益同外部世界越来越息息相关。国会议员迫切需要更多了解国外情况与外交事务。为此目的而为国会议员举办的研讨班、国外考察等等，于是层出不穷。为了帮助议员了解中国，我应邀出席过若干次这类活动。留下了几点深刻印象。例如，议员在没有记者、选民和助手出席的非政治活动时，对国际问题和中国问题不但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没有在公开场合里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甚至颇有些天真可爱的人情味，希望贴近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但是，为了避免“吃人家的嘴短”的政治嫌疑，议员活动不要花费中国方面的一分钱；为了避免“公费旅游”之类的嫌疑，他们也不花本州或联邦政府的经费即纳税人的钱。当然，他们也不会自掏腰包，而是由美国几个基金会联合赞助。另外，为了“客观”了解情况，国会议员要同中国官方保持距离。消息越是来源于权威的官方机构或媒体，他们越是迟怀疑态度，而宁肯相信各国非政府组织或非官方的消息来源。另一方面，他们同美国的官方机构和媒体，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中美两国的政治和文化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读者需要了解美国国会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除了学术兴趣之外，也肯定希望国会在对外关系包括对华政策中，不要起那么大的消极作用。的确，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国会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负面形象和负面因素出现的。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国会议员里有那么一些持政治偏见、置国家利益于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对外部世界无知的小人物。美国政治作用于中美两国在利益、体制、文化上的差异，必然产生出这样一种结果。本书提供的是重要的理性分析和思考，而我仅能在此拉拉杂杂地补充一点感性认识，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2005年处暑写于北京平西府
--------------------------------------------------------------------------------
[1] 本文是为周琪主编《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一书（即将出版）所写的序言。
[2] 孙哲：《崛起与扩张——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75页。
[3] 法律规定，年龄在30岁以上，取得美国公民身份9年以上的本州居民，即可竞选本州参议员；年龄在25岁以上，取得美国公民身份7年以上的本州居民，即可竞选本州众议员。
[4] 参阅Thomas R. Dye, Harmon Zeigler, S. Robert Lichter,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Media Age, Pacific Grove, Californi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p. 195-196.
[5] 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 1905-1995），1942-1944年任众议员，1944-1974年任参议员，1959-1974年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是迄今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人。富布赖特在美国政界和外交界享有很高声望，曾在古巴、越南战争等问题上同美国当时的政策常反调。进入政界之前和离开政界之后，长期从事教育和国际交流工作。资助国际教育交流的富布赖特基金会至今仍然十分活跃。
[6] 曼斯菲尔德（Michael Joseph Mansfield，1903-2001）,1953-1977年任参议员，1961-1977年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1977-1988任美国驻日大使。有极为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政治阅历，被认为是“中国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家乡有以他夫妇命名的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是美国重要的东亚研究机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