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2日，刘小枫教授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为哲学系本科一、二年级学生作了题为“古典诗学与现代教育”的讲座，录音整理稿（整理者：莫有勇、李玫、胡相花、吴少敏）经刘小枫教授修订、补充；这里刊发的是其中一部分。——编者
今天，我奉哲学系系领导之命来给大家介绍美学专业，我想了想“美学”这“专业”是怎么来的，连带想到“哲学专业”是怎么来的，最后就想到我们当今的整个教育处境上去了。今天，我就不妨把自己所想到的这些事情给大家说说。
在传统的学问里是没有“美学”这一“科”的。康德虽然没有创立“美学”这门学科，但“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今得以成立，端赖于他的知识学说——但“美学”在一开始就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纪，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还说，“美学”根本是个不知所谓的东西。
康德所讨论的“美学”（＝感觉认知学）问题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知识框架中出现的，因而首先是个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而非如今所谓的文艺鉴赏问题）。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写过一篇对话作品——对话开始有这样一段对白：
狄德罗：为什么石头就没有感觉呢？
达朗贝：这是难以置信的。
狄德罗：是的，在劈它、刻它、磨它而又听不见它哭喊的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
达朗贝：我很希望你告诉我，你认为人和雕像、大理石和肉的差别是什么？
这里讨论的“感觉”问题涉及的是所谓“物质的属性”以及人认识如此物性的条件。谁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这个提问不容易回答，可以肯定的是：关心或感兴趣这些问题的人很少——即便喜欢读书的人好多（或大多）也对这些问题没有兴趣。可是，如今我们在高中课本里就要学习这样的道理：人的知识从感性认识开始，经过一个飞跃达到理性认识。这样的道理是哪里来的？严格来讲，来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变化：从前仅有极少数人会感兴趣的事情，如今成了普通教育中人人必须学习的东西。
这个令人惊叹的历史事件被史书称为“启蒙运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启蒙运动”就是把形而上学的知识普及或通俗化。于是，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把学术或者高等教育分成三个大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我们哲学系所处的人文科学这个大的学科范围内，又再划分出历史学、文学、哲学这三大块。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才开始慢慢出现的，换句话说，如此划分是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的结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建制就以此为基础。
在这里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明白自己所置身其中的处境——明白我们是在受什么样的知识教育、是在施行什么样的知识教育。
今天，我们从高中开始就得关注“专业”——文、理要分科，考大学时选择“专业”更让人伤脑筋。我国古代教育有所谓“六艺”、西方古代教育有所谓“七艺”，但“六艺”、“七艺”中的各艺不是“专业”，而是“科目”，统统要学，不能分而专治之。什么叫做专业？所谓“专业”基于知识的分化和分工，指一个非常细致的知识门类，不仅如此，它还与一个相应的职业行当对应——学什么专业就找什么工作，“专业不对口”叫做“浪费人才”或“浪费国家资源”。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专业”指具有实效或实利性的知识。
可是，“美学”能与什么职业“对口”？甚至可以问：哲学与什么职业“对口”？——倘若你是学“会计专业”的，你至少心里清楚，毕业后可以当会计；但倘若你是学“美学专业”或“伦理学专业”的，你能现在就清楚，毕业后可以当个什么“伙计”哩？ 如果我们说，知识的分化或分工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因为知识积累得太多了，一个人学不过来），恐怕会言过其实。即便在古代，做鞋（鞋匠）当具备的知识与造船（船匠）当具备的知识显然不一样，也得分而学习之。因此值得问的是，什么样的知识才会出现分化或分工呢？严格来讲，只有实利性的知识需要分化或分工——“实”者“实用”也，“利”者“利益”也。
尽管非实利性知识的学科分化的原因不是实利性的，但我们人文科学的“专业”如今已经处在一个实利化的处境——市场之中。在这个处境中，无论谈论什么“专业”，都是在市场化的意义上来谈“专业”。我们现在的大学是一个市场，这不是比喻性说法。怎样讲呢？谁都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无不以市场为向导——市场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我们的大学马上就要创办一个专业出来。一些名牌大学的历史系改名为“历史旅游学院”，中文系改名为“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英语系改名为“商贸英语系”（还收研究生哩，不知道研究生研究些什么）——这些发展显然都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不想则已，想起来也确实觉得纳闷：谁在主导我们的大学如此“发展”？
面对大学这个市场，不仅学生进校前就面临市场就业的考虑，大学的发展要适应市场需要，甚至主导大学中的教和学的观念也是市场——教书和读书都是为了学子今后能够在市场上更好地出卖自己的知识。于是，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呼吁：教（或学）的知识必须要实用，否则就没有价值。人文科学（文、史、哲）如何实用？越来越专业化么？更不实用！越来越实用化么？已经不成其为自身。所以，在如今的大学市场中，人文科学变成了低等（不走翘）的“专业”，因为这些“专业”所传授的知识没有“交换”能力。
不仅如此，大学市场化也侵入到文、史、哲各学科的内在肌理——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一里有一节的标题叫做《市场的苍蝇》，说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文学科中的好些学问变成了市场上的苍蝇，哪里有腥味就跑去哪里。这里所谓的市场苍蝇指的是各式各样时髦的知识和流行的“主义”说——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后面有很多主义，什么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女权主义，诸如此类的“主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学生进校后马上受市场这些声誉和市场意见（各种“主义”说）熏陶。
大学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大学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不少人焦急地如是说。我倒觉得：大学就是这个样子——确切点讲，现代的大学就是这个样子。倘若以为“大学市场化”是被现代化搞坏的，大学本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首先就得有一个关于大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观念，不然怎么比较？我们的大学过去（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不管市场需求吗？的确如此，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的大学不是“实利取向”的，毋宁说，当时的体制为计划经济，因而大学的“实利取向”为计划经济性而已。
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大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大学，大学现在的这个样子差不多就是大学本来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实际上，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今的大学之为“大”，首先体现在人数上。在古时候，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读书人都很少。现在的大学动辄上万人。为什么以前读书人少？——这问题很不容易回答，但可以肯定一个否定性的回答：绝非因为所谓“封建主义的蒙昧”所致。有人会说，大学扩招是近十年来的事情，以前并非如此。我想说，其实这并非真正的原因。如今的社会风气是逼着许多人上大学，根本原因在大学与现代化的原生性关系——现代的大学基于大众化的教育理念，换言之，教育的大众化促使现代“大”学产生的第一个理念。现代的大学起初人数不多，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非大学理念本身的限制。一旦经济条件许可，让所有人都能上大学，就是一个可欲的理想目标——我们并没有想过，让所有人接受“哲学理性”的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想过一个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然出现的问题：美德可教吗？
现代大学产生的原因除了启蒙观念外，还有一个原因——想想为什么现代的大学是在19世纪突然如雨后春笋地生长起来？那个时候，民族国家争先恐后地形成。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脱离自身传统的文明秩序，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个事件当然也支配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走向，这就是：教育要为民族国家的崛起服务。可以理解的是，任何一个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若要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都需要为自己民族的新生和国家的形成培养专才。所以，当有人说我们的大学现在败坏了，我说没有——毋宁说，我们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形态，大学因应了这一形态——什么形态？全面市场化、技术化的形态。倘若要质疑现在的大学，必然质疑现代化。
如果我们不跳出“现代”这个视野，找到一个参照物来看现代的大学，我们没有办法把自身的处境这个问题弄清楚。古代的和现代的教育根本差别在什么地方？根本性的差别不容易说清楚，明显的差别首先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在传统时代，读书人很少。第二个差别是，传统教育不是实利性的知识教育。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是一篇关于教育的古代经典文献，在这部作品中，苏格拉底给知识分了类型：一是实利性的、涉及实用和利益的知识，再就是涉及人的德性的知识，或者说关于道德的知识。这两种知识有什么差别呢？道德的知识不“实用”，俗话说，不能当饭吃。但道德的知识也不是那么的不“实用”，因为，所谓道德的知识是实践的知识——是关于人的行为自身的知识。如今的实利性知识在古代的学堂里是不讲的。为什么不讲？原因不仅仅是，这类知识不需要成为一种理论，还有别的原因：实利—技术性的知识是人在一定年龄之后就不大会有兴趣再去学习的东西，因为这类知识并不关涉灵魂幸福的事情。
德性的知识并不提供一个人获得生计能力的知识（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不“实用”的），而是懂得什么叫做“幸福生活”，从而成为自由的人。现代的大学，至少就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来看，恰恰是实利—技术性的知识成了大学的主要教授的知识——这不仅指学习这类知识的在校学生最多，而且，好些本来（传统上）是实践的（道德—政治）知识（如今的人文学科），也变成了实利—技术性知识。
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是有争议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理士多德说到：多数人把快乐等同于善或幸福，所以他们喜欢过享乐的生活，第二种是有德性的生活，第三种是沉思的生活。一般人显然是奴性的，他们宁愿过动物式的生活。不过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1095b14—21）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因为，当今的大学教育恰恰基于这种“多数人或一般人”的幸福观——所谓民主的时代。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古代读书人会很少——这不仅因为，学习实利—技术性的知识并不需要“书本”，而且因为，多数人并不欲求德性的（惶论沉思的）生活。联想到前面对现代大学形成的两个基本成因的分析，也许可以说，在现代民主时代，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实利—技术性的知识这些在古代不进学堂的东西成了如今大学教育的主体，政治的（实践的）知识变成了普遍的理性知识，而沉思的生活则被要求取消。这样一来，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区分就消失了——确切点说，少数人被要求与多数人看齐。
这样子讲，岂不是说，在古代多数人就没有受到道德—政治教育了吗？
当然不是的。在古代，多数人所受到的道德—政治教育可能比我们现代人还要多，只不过这些人所受的道德—政治教育的方式在古代并不称为“教育”，而是称为“宗法”制度（在西方则是宗教制度）。在古代，法律与道德—宗教、乃至习俗并没有分离，因而，宗法、宗教制度本身就起着如今所谓的“教育作用”。宗法—宗教“教育”是通过制度来实施的，不是一种学堂—学园式的教育。中国古代没读过书的人也有教养，因为通过家教获得了教养——家教与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教育”就要从小教你“必须做好人！”启蒙运动来了以后，传统的宗教—宗法被“打倒”（被视为“封建迷信”），无异于抽掉了多数人受道德—政治教育的机制。这样一来，就要求推行普及启蒙理性的教育。可是，倘若现代的大学仍然不足以能让“多数人”上大学，或者说，即便许多人上了大学，但学的却是实利—技术性知识，那么，“多数人”无异于没有机会受到道德、政治教育。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大学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主要见于两个要点：不能代替以前的宗法—宗教式“教育”对“多数人”施行道德—政治教育，因为在如今的大学中，“多数人”学的是实利—技术性学科，并没有多少“道德—政治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的普及化、扩大化趋势，文科这类本来是“少数人”学的“专业”也变成了“多数人”学的专业，为了适应这些“多数人”的“趣味”，传统上“少数人”应当且能够受到的“对内的”教育也变味、甚至乎取消了。
在这样的处境中，美学可能会有自身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