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因为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对这样一种西方舆论显然有所考虑。无论是从他对于此类问题的正面回答中，还是从他在外交、内政方针的制订上，都可以看出他对“黄祸”论的斗争策略和严正立场。晚年他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分析、对中国在维护人类正义与世界和平方面作用的期许，更是对“黄祸”论的有力批驳。
一
“黄祸”论起源于欧洲，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当地人对亚洲鞑靼人进攻欧洲的恐惧记忆。而从“启蒙时期”开始，厌恶东方（主要是中国）“专制”、“野蛮”、“封闭”的文明优越感，逐渐在西欧形成。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学说的提出，客观上起到了为“黄祸”论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纪初，英国驻马来西亚总督拉斐尔斯危言耸听地叫嚷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在“建立第二个中国”，则意味着西方在东南亚的排华实际是“黄祸”论的延伸。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排斥华工的舆论和行动，号称社会主义者、主张“单一税”的亨利•乔治亦从土地占有的问题出发，赞同赶走中国移民。70年代，德国人拉采尔在谈到美国西海岸和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时，使用了“黄色恐怖”的说法。而80年代之初，中国徒有其表的洋务运动居然引起了某些欧洲人的忧虑，德国人施迈茨纳提醒他的同类说：“中国正在异常热心地学会和开办欧洲人的工业、技术和交通事业。至于这个东亚大国的数不尽的人重又开始流动，使欧洲第二次为蒙古人所淹没这种危险，那就更用不着说了。”[1](p42)
甲午战争翌年，即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率先宣传“黄祸”，并自称是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则对俄国外交官表示：“日本人和中国人同属黄种人……如果他们（指日本人——笔者）能对中国人建立一种保护关系，那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利害的融合，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则背道而驰。”[1](p45)自此“黄祸”之说亦把日本包括在内。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中和之后，几乎所有的西方报刊都把“黄祸”当作热门炒作的话题。在中国生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英国人赫德，撰文称“未来人们需要对付黄种人问题——也许是‘黄祸’问题，这是一种确凿不移的事，正如同明天太阳必定要升起一样”。当然赫德指出了西方对义和团事件应负的责任，主张列强应“克制自己，尊重对方，跟中国进行和解”，甚至提出“必须切除”“国际帝国主义的癌肿”。他说：“这一四亿人口的大国的精神决不是黩武好战的”，但如果白种人坚持采取不明智的作法，“将来的义和团将拥有一切可以用钱买到的武器，到那时人们就不能对‘黄祸’再置之不理了……五十年以后将有几百万个义和团团员在中国政府一声号令下立刻全副武装地排成密集队形，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1](p66-67)因此他主张“平等”地和中国打交道，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使中国人不再仇恨西方人。
1904年发生了日俄战争，战争之前英、法、德、美诸国虽然倾向于偏袒日本，但俄国战败之快之惨，却难免使得西方国家惊愕不已。战败的俄国自然大叫“黄祸”，英、美的报刊书籍也再次对“黄祸”口诛笔伐。从20世纪初年起，日本移民在各地尤其是在美国受到排斥，美日矛盾加剧，美国报刊对日本的攻击一直持续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曾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海军上将阿•玛汉、在美国思想界政治界具有较大影响的亨利•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兄弟、人类学家马迪逊•格兰特、外交官休•腊斯克、军火工业商人哈德逊•马克西姆、作家杰克•伦敦、布瑞特•哈尔特、玛尔斯登•曼森等等众多人物，都宣传过“黄祸”论。如杰克•伦敦在1904年表示相信，未来一定会发生种族战争，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且两者结合，就会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产生严重威胁。
大体上从1904年日俄战争起，俄、美舆论界的“黄祸”论开始突出对日本的警惧，但整个西方世界的“黄祸”论仍然包括中国。而且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挑拨，东南亚地区也时有排华舆论和浪潮。如1910～1925年在位的暹逻国王罗摩六世，也曾用笔名在报纸上撰文攻击中国，这些文章后来集结为一本名为《东方的犹太人》的小册子。
总之，西方的“黄祸”论虽来源甚久，但高潮是在1895～1914这20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喧嚷有所减少，以后又被“赤祸”论取代，但类似或变相的种族主义观点，在西方的思想界、舆论界中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而“冷战”结束之后，此类思想死灰复燃，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问世就是一个标志，而且他在巴尔干——近东划下的东西文明断裂带，几乎可以说是对阿•玛汉的亚洲大陆北纬30～40度（即从土耳其亚洲部分经过伊朗、阿富汗、西藏、长江流域一直到朝鲜）所谓“潜伏危机地带”的模仿。
那么，这段时间的“黄祸”论具体所指，尤其是涉及中国的有些什么内容呢？其一，中国人口众多，四出移民会占据各处的土地，“苦力”和“廉价劳力”会抢去白种工人的“饭碗”。其二，当时日本工业生产的成就已使欧美感到恐慌，如果中国也实现“工业化”，将使欧美的工业产品失去市场。其三，如果“黄种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们在现代化武器的配备之下站了起来，他们由于人数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把欧洲人和美国人赶出东亚，夺得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1](p18)。其四，中国人“排外”、“不开放”，西方人难以和中国人共处，西方的商品、资金也难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人称中国人“不文明”，包括前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以此为由支持排华。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衰弱”、“落后”不仅造成了内部混乱，更因此而引发了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例如日俄战争），“危害世界和平”。总之，中国强大了会造成威胁，弱小了也会带来“危害”，由此自然得出了只有对中国加以“分割”或“共管”的结论。
说孙中山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并不是想象之词。孙中山读过亨利•乔治的书，而亨利•乔治的书中就有排斥华人移民的观点。1924年冬孙中山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中，称“美国便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这本书的内容是说日本打败俄国，就是黄人打败白人，将来这种潮流扩张之后，有色人种都可以联络起来和白人为难，这便是白人的祸害，白人应该是思患预防。他后来更做了一本书，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2](p404-405)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美国学者，应该是前述亚当斯兄弟、格兰特、腊斯克等人中的某一个。
而且凡是研究孙中山或辛亥革命的人都知道，从辛亥革命发生前数年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与他的军事顾问即美国人荷马•李过从甚密。不过人们不大知道荷马•李也是一个“黄祸”论者。当然他与前已提到的另一个“黄祸”论者、美国海军上将阿•玛汉不同，阿•玛汉主张美国与日本结盟，彻底征服中国；而荷马•李主张美国和日本进行“生存斗争”，为此他要帮助孙中山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国并使中美结盟。荷马•李的《无知的勇气》、《撒克逊的日子》和《不列颠帝国的命运时刻》等书，同样充满了征服欲和“黄祸”论的观点，孙中山对此显然不会一无所知。
此外，从《孙中山全集》可以发现，从1901年到1924年，总计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记者曾就“黄祸”论或类似的相关问题向孙中山发问。尤其是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G.Lynch)曾当面向孙中山表示：“实现他的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3](p211)。而孙中山对这些动机各异的提问都作了解答。
毫无疑问，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对“黄祸”论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他对西方列强的“希望”有一个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最后完全失望的过程，反过来说也就是存在一个对帝国主义的本性认识逐渐深刻、反帝态度渐趋激烈的过程，因此他对“黄祸”论的回应在20余年间自然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二
第一阶段是1912年4月以前。这个时期孙中山一直在从事推翻清王朝及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斗争，无论是由于对列强的本性认识不足所产生的幻想，还是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使得他对“黄祸”论基本只能作被动的解释，反复说明不应该把中国和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看作祸害。尽管被动当中也有若干主动，但却始终没有点破不是中国给西方造成了威胁，而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灾祸这个历史的本质问题。综观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文章和言论，他对“黄祸”论的回应有如下几点。
第一，指出喧嚷“黄祸”是为瓜分中国制造舆论。他曾说，“西洋之倡分割者曰：支那人口繁盛……今其国衰弱至此，而其人民于生存竞争之场，犹非白种之所能及；若行新法、革旧蔽，发奋为雄，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则铁木真、汉拿比之祸，必复见于异日也。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毒之祸，宜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地。”[3](p218-219)他在同时间的另一篇文章中亦说，西方人认为，“支那地大物博，大有可为之资格，若一旦醒其渴睡，则世界必为之震惊；倘输进新文明于国内，将且酿法兰坎斯坦事故；现时最巧之政策，皆以共亡支那为目的，如倡‘黄祸’论者是也”。
针对上述论点，孙中山辩解说：“支那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使外人果能始终去其机械之心，则吾敢谓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和者也。”[3](p246-247)当然他也严正地向列强提出警告：中国人民决不会让瓜分论得逞，“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若要合列国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种族，是无异毁坏人之家室，离散人之母子，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支那之人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3](p223)。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惜牺牲生命以反抗列强瓜分的无畏精神。
第二，对日俄战争作探本之论，并指出维护东亚和平的根本途径。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和满洲，在中国东北及日本海发生战争，西方竟有舆论声称，“这个根源乃在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它正是由于自身的衰弱，而有扰乱世界现存政治均衡局面之势”。孙中山一方面指出这种说法“肤浅”、“表面”，“好象是说笑话”，一方面也承认，“如果不是由于满清政府完全无力保持其在满洲的势力与主权，那么这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部分赞同西方舆论的观点。
但孙中山接下来着重强调，“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这次战争只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利害有关各国间势将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开端而已”。因此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无法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他指出，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中国“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以“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3](p248-249.254)。孙中山把日俄战争的起因归咎于列强在亚洲争夺霸权，并由此得出必须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结论，体现了他的革命立场。但这篇文章的突出缺陷是对日本、俄国乃至所有列强都没有加以谴责。因为道理很明显，维护亚洲和平既要靠中国等丧失了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振兴、强大起来，使列强不再有争夺的目标；同时还要赶走列强，让亚洲各民族完全自主。这本来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孙中山只强调了前者而回避了后者。
第三，用历史证明中国的传统并非“封闭”，指出“排外”只是清政府的主张，表示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会对各国“开放”。孙中山说，“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而“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厌恶歧视”。他列举了汉代传人佛教，隋唐时传入景教，历代均有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代徐光启等人皈依天主教、利马窦等来华传教士得到当时中国朝野的尊崇等等事例，证明中国人并非“不乐交通”。而清代之所以形成“排外精神”，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3](p250-251)。
为了消除外国人对中国是否开放的疑虑，尤其是为了中国得到更快的发展，孙中山反复表示：未来的新中国“可使全国与外人通商，可使铁路推广敷设，可使天然物产日益发达，可使民族高尚其资生之程度，可使外来物品消售愈多，而万国商业必百倍于畴昔”[3](p247)。因此，他认为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3](p319)武昌起义胜利之后，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及对外国记者的谈话都一再宣布，“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3](p560)；“新政府于各国通商一层，更为注意，当弃除与外人种种不便之障碍物”[3](p561)。而且此后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还有发展。
第四，不论列强会采取何种态度，中国一定要振兴工商业。还在20世纪之初，孙中山就认识到列强只乐于使中国长期充当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他说：“他们不至于笨到这般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这条道路的倾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3](p322)对此，孙中山一面向外国人解释说：“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因此“产生‘黄祸’的唯一可能会是在工业竞争的形式之中；但在变动了的情况下，生活舒适的程度和工资的比率会很快上升，因此无需再把中国劳工廉价输出到世界其他各地地方去。”[3](p211)意思是说，工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竞争不再是以中国廉价劳力与他国工人抢饭碗的形式出现；只要不是这样，外国也就无权干涉。孙中山坚定地主张中国必须振兴实业，南京临时政府甫成立，他就把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第五，在有关对外宣言中反复表示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国方针。无论是1906年发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外宣言》，还是1911年冬的《通告各国书》，1912年初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对外宣言书》以及这段时间的各种演说，孙中山均一再强调“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4](p2)。具体地说，上述文件和谈话都表示承认武昌起义之前清政府与各国所订条约为有效，承诺偿还清政府所欠所借债款，答允保全外人在华租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和各种“既得权利”。还曾特别提到，“虽日俄强逼清政府所订各种不公平之和约，新政府亦依然遵守。”[3](p561)
当然，在有关谈话中孙中山提到过“于海关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盖此乃所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当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并表示中国“各种改革完成时，政府当立即取消领事裁判权”。关于前者，孙中山称“须与西人和衷商议，决不使中国使债主有烦言”，“设法不与以前各国在中国所已得之利益相冲突”；关于后者，由于设下了“各种改革完成时”的先决条件，故实施显然是以后很久的事。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反复强调，“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共和政府之精神，决无帝国派之野心，决不扩张军备，但欲保其独立及领土完全而已。倘此二者被侵，彼并无须军备，但以最近拒用外货办法”，就足以使列强“望风而靡”。可以说，孙中山的上述种种表示，已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他“惟利于与列强相亲，决不利于与列强相仇”[3](p560-561.582.561)的立场和态度。
总之，在上述第一阶段，孙中山已经比较全面地对“黄祸”论作了揭露和批驳。但他为了取得列强对他的革命事业的支持，在涉及到如何处置列强既得利益的问题上，他是非常温和的。这使他在美、日及欧洲各国的非当权者中得到了一批朋友，在外交场合造成了他“开明”、“文明”的形象，美国甚至有舆论称其为“西化的东方人”，但实际收效显然是很有限的。
三
从1912年4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是第二阶段。这期间有几个因素和变化是应该作为有关背景来看待的。其一是孙中山已于1912年3月底离开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他讲话时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其二是列强并未因中国成了“民国”而改变其对华侵略行径，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始终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和支持；而且，先是有俄国趁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外蒙古地区制造分裂，大有侵吞中国北部之势；继有日本以对德国作战为名，出兵山东，还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几乎要使整个中国成为其殖民地。其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使孙中山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方针产生了若干新的思考。上述因素使得孙中山有关直接或间接涉及“黄祸”论的谈话，既有第一阶段思想内容的延续，但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既要维护主权，又要“行开放主义”。1912年4月中旬，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就提出，“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4](p340)又说“通商口岸必定裁去”，因为住在口岸城市的中国人“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4](p389-390)。同时“开放中国本部全土，以供外人营业”，但条件是所有在华外人“应服从中国治权”[4](p453)。简单地说就是用开放全国来换取撤除通商口岸和收回治外法权，以实现“保障主权”。
其次是再次解释中国不会成为“黄祸”。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说“中国地方甚广……将来一经开拓，则吾国工人无庸出外。其实余意中国若兴农、矿、制造，则十年之间，可以自养其民”[4](p389-390)。对于西方“外人投资中国之后，华人商业大兴，必将祸及全世界之商业”的说法，孙中山指出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果能日臻发达，则全世界之境况均可借以进步”[4](p453)。二是强调中国不会侵犯他国，但也不容许他国侵犯自己。他说“欧人多恐中国他日之侵犯……吾意中国无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若果欧人势逼吾人，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果尔，将来事势所趋，则难预言。”[4](p389-390)话很含蓄，但绵里藏针，警告列强不要逼迫太甚。
最后是提出中国要加强军备，而且对眼下最凶狠的敌人应不惜一战。1912年4月下旬，孙中山就曾说过：“欲中国成为强固之民国，非有精强陆军不可”，“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成完全巩固之国”[4](p345)。稍后又曾强调，“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武械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4](p390)。1912年冬，由于俄国对蒙古野心毕露，不愿同中国谈判，而列强对俄国均“不以为难”，孙中山十分焦虑，他说，俄国和列强的这种态度，“此非故为瓜分之余地乎？与其俯首而听人之瓜分，何如发奋一战以胜强俄”？“纵以常理论之，今日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屈于霸道强权而亡，不如一殉人道而亡”[4](p549)。孙中山这段时间关于加强军备和武力抗俄的呼吁，明显地呈现出对前段所持“与列强相亲”的“和平主义”政策的修正。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际，孙中山正忙于“二次革命”、“护国”及“护法”斗争，但他仍然在关注和思考中国与列强的关系问题。这段时间尤其是在酝酿着对日方针的改变。众所周知，孙中山在从事反清革命和反袁斗争的过程中，曾长期居留日本，也曾多方设法争取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故在1913年春，他还说日本“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又称“亲日政策，外交上之最妙着”[5](p26-27)，主张对日本等友邦“不必限制太过，以伤感情”[5](p52)。但他此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已有洞察，所以同时又发过惊心动魄之论：“关于中国的将来，能够制中国于死命者必为日本，对此余确信无疑”[5](p50)。但是一方面由于日本此时尚未有大动作，另一方面孙中山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以直到中日发生“二十一条”交涉和日本借口对德国作战出兵山东时，孙中山都没有公开发表批评日本的言论。直到“五四”运动期间的1919年6月，他才谴责“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发展其侵略政策”[2](p72)，并从此开始把声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他外交工作的重点。
四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是第三阶段。从这时起到孙中山逝世，国内外形势和中外关系又有若干变化，如国内政局持续动荡，使得1922～1923年间列强又有对中国实行“共管”之说；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美日矛盾逐渐加剧；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在“五四”之后越来越明显；还有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初步发展，国内各阶层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等等，有助于孙中山彻底摆脱“黄祸”论的压力，科学地分析复杂的现实情况，更深刻全面地表达自己的相关看法。其中最直接而明显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认为中国的实业一定能更快发展，迫使外国改变对华经济政策；列强再度掀起的“共管”说也决不会得逞，中国一定要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1920年4月孙中山在美国《独立周报》撰文，表示“中国不能永久购买那些本国易于制造的物品，那样做是极其不合理的。中国迟早是要自己制造自己需要的东西，你们的产品将不再能够在中国与中国的国货竞争。因之，你们只有开始在中国与中国合作设厂，否则迟早都要被驱出中国市场”[6](p249)。可见孙中山对我国的工业化具有极大的信心。
对于“共管”之说，孙中山更不屑一顾，他说，“现在共管之说，同三十年前瓜分之说一样利害”，“怕他什么？……其实欧洲战争之后，各国百孔千疮，只有美国同日本还保持战前的地位，别的国差不多是病夫了。病夫能管我们么？”[7](p118)他又称，“共管一说之所以发生，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做梦”，“我们的民气已经发达到了收回那些管理权的极点，他们所做的梦，不仅便要失败，便要化为乌有”[2](p370)。这期间孙中山主持制订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已经明确表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8](p122)可以说此时孙中山的反帝态度已很鲜明、坚定。
第二，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正是中国内乱不已，而且将危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根源，并由此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孙中山说，中国“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2](p76)“夫以积弱而分裂之中国，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实为亚洲之巴尔干，十年之内，或以此故而肇启世界之纷争；故为保障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其最善及惟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8](p130)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7](p404)而当时革命军北伐的直接目标，正如孙中山对美国记者所说，就是推翻“为日本外府之北庭”，“推翻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范围”，使日本不能“遂其穷兵黩武之帝国主义”。他并且肯定地说，“能维持太平洋和平之国家，非英国，实中国也。”[9](p101)十年以后的形势变化，证实了孙中山分析的完全正确。
第三，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世界大战和中国所担责任的分析，把按人种划线的“黄祸”论彻底揭穿。1923～1924年间，孙中山对这一问题多次发表谈话，他说，“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论者多谓必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他预计，“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与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他还说，“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他并且具体指出，“在欧洲露（俄）、独（德）为受屈者之中坚，英、佛（法）为横暴者之主干；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而横暴者之主干亦同为英、佛；而米（美）国或为横暴者之同盟，或为中立，而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断可断言也。惟日本尚在不可知之数。”
孙中山在同时的讲话中称赞十月革命“不但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视苏俄为“欧洲受屈人民之救主而强权者之大敌”[7](p402-404)[8](p191-193)。并坚定地表示：中国不仅要“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而且“要济弱扶倾，才是尽到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8](p253)。以上孙中山对“受屈者”和“横暴者”两个阵营的划分，大体上是正确的。他对美国和日本还留有余地，在尽力争取他们改变对待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的态度。孙中山也希望加强和巩固黄种人、亚洲人之间的团结，因为“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受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8](p193)。孙中山不以人种划线、而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区别敌友，同时又运用策略，分化敌人，扩大联合战线的思想认识和斗争艺术，均值得肯定。
第四，从文化的角度批驳“黄祸”论。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生前最后几年思想上呈现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不足的是这些研究者没有把孙中山的文化“回归”与他批判“黄祸”论的背景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个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前面已经提到，孙中山1924年冬在日本演说时，仍然记得那个写过两本关于“黄祸”论的书的美国学者，所以他在演说中反驳西方人“以欧洲的文化，是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以亚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的观点，批评“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的西方文化中心观和白种优越论。
孙中山认为，欧洲近几百年的文化“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武力的文化”、“霸道的文化”，“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他认为亚洲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他主张亚洲人对待这两种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以“我们固有的文化”即“仁义道德”“作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但他强调学习欧洲人“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我们是学来自卫的。”[2](p404-405,407)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概念，孙中山用“王道”与“霸道”、“仁义道德”与“功利强权”来分别概括东西文化的特点，也许不够准确全面，而且带有中国传统的古老色彩，但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受压迫的东方民族与压迫人的西方列强的激烈对抗之中，置于“黄祸”论蔑视和丑化东方文化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孙中山这种说法的缘由及其所包含的合理性。
总之在最后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升华，他不再只是被动地辩解中国不会对西方和世界构成祸害，而是以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精神，以科学的分析眼光和多方面的斗争艺术，对“黄祸”论作了有力批驳。
孙中山的一生可以说始终处于困境之中，但他一直未停止思索和奋斗。他以其特有的襟怀、识见和深邃，为时人和后来者作出了如何对待“黄祸”论之类的虚构理论的成功榜样。这无疑也是对维护正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德国］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