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是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史学群体，它因1929年创办的《年鉴》杂志而得名。不过，在伯克教授看来，当人们说出“学派”一词时，很可能已经将自己置于外行的尴尬位置。因为，以“年鉴”为标识的那批人，常常矢口否认存在这么一个门派。而且，他们虽然具有共同的分母，但作为个体，却各有路数。尤其重要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创始，三代学人，由造反者而成为当权派，继尔声势浩大到使自己零碎化，失去独特性，年鉴史学的前贤与后辈之间，已经难以连类。

所以，伯克教授说，也许不该把年鉴派称作学派，而应叫做“群体”。确切地说，应当叫做“运动”。这场运动，借其他学者的话说，就像是一个不断扩散的云团，拥有引人注目的吸引力与聚合力。当然，这个“云团”之所以被贴上“新史学”的标签，是因为它掀起了一场“革命”。称这些“革命家”为“派”，是基于运动整体性的考虑。

“革命”意味着“旋转”。伯克教授说，年鉴学派以其60年孜孜不倦的、社会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跨学科研究，颠覆了传统范畴，提供了新的范式，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使得历史学这门学科全面改观，从而造成了欧洲大陆史学面貌的旋转，也使自己名闻遐迩。年鉴学派之所以能有如此神功，依靠的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历史哲学或史学思想，而是一部部功力深厚的史学著作。要知道，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而年鉴派，是20世纪法国史学的霸主。

伯克教授以娓娓动听、不紧不慢的从容态度，大体按照时间演变的顺序，向读者讲述了这个霸主的脉络渊源；又遵循相应的主题，一一点评其中的人物和著作，既牢牢把握着宏观上的架构，又不放过细节上的讨论，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清了“年鉴派”这座史学博物馆的基本内容，享受了一次阅读的愉悦。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与年鉴学派有关的书籍，学者们也撰写了诸多文章。但是，笔者以为，在讲述年鉴学派的汉语读物中，本书是最优秀的一部概览性著作。

而且，全书译成汉语，才十来万字。如此简短的篇幅，节省了读者的目力，却并未影响论断的准确和深刻。而书中文字的浅白，除了让我们感到清爽明晰之外，还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功力。

作者彼得•伯克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以大不列颠英国佬的身份审视欧陆学术，伯克教授丝毫没有流露英国绅士的矜持和傲慢，倒是显示了英国绅士和史家的许多美德。书中的每一个论断，都进两步、退一步，照顾着逻辑和史实的周全，躲避着片面与缺失。他从不说过头话，让人感觉似乎有意在避免概括，但其实，却时时在概括，甚至精确得让人吃惊。

年鉴派的大师勒华拉杜里曾经说过，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事实上都是结构主义者。如此“绝对”的话，伯克教授不会说。他宁愿一个一个地描述和分析年鉴学者的具体著作，指出这位或那位怎样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参验他们相互间的同异。他并不把年鉴学者看作铁板一块，而是把他们划作三个圆圈。核心圈是这个群体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以及费尔南•布罗代尔、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第二圈则比较靠近边缘。第三圈更加处于边缘，甚或处于边缘之外，其中就包括中国学者所熟知的米歇尔•福柯。对这些人，伯克教授在划定他们共同的史学兴趣的前提下，着重指明他们各自的特点。当然，作为年鉴派的“同路人”，伯克教授对他们一概表示赞赏，但作为受年鉴运动启发的局外人，伯克教授也毫不吝惜地写出学界对他们的批评。

很明显，“准确”与“严谨”是伯克教授的写作基调。许多学者都曾说过，年鉴史学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教益和影响。这当然并不错。可伯克教授却指出，恩斯特•拉布鲁斯、皮埃尔•维拉、莫里斯•阿居隆、米歇尔•伏维尔这四位杰出的史学家，均处于年鉴史学的核心圈之外，原因就在于他们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特别是维拉。同时，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一般与年鉴派保持一定距离。倒是在英国，年鉴学派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所以，伯克教授认为，在肯定年鉴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类似之处”与“共鸣”的同时，“必须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从准确界定的立场出发，莫里斯•阿居隆就不应该被笼统地称作马克思主义者，而应该确切地称作“开放的”、经验主义、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第82页）。

伯克教授这种“斤斤计较”的立场是史家的，而非哲学家的。倘若哲学家来做同样的评论，立场就会不同。例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也曾出版过一册评论法国史学的小书，并早已译成中文（《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其中谈到年鉴史学，即认为这些法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缺乏哲学头脑，其著作虽然并不平庸，却是众多工匠为反映本人技艺而创作的专著。如此画一齐观，在伯克教授看来，或许就不免思出其位了。因为，年鉴学派的界限，应划在史学范围内，不该越界。

就思想价值而言，伯克只强调了年鉴史学的三大主导理念：第一，用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第二，以人类活动的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第三，实行跨学科研究，即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密切结合。这三大理念，作为思想成果，自然可以不入哲学家的法眼。但是，作为实际运动与实践产品，则前无古人。正如勒华拉杜里所说，年鉴学派“就像是一只老鼹鼠，持之以恒地挖掘着地道”。要想真切地认知地道的挖掘者，自然应该首先阅读彼得•伯克，而不是保罗•利科。说到底，年鉴学派是一个史学流派，而不是思想流派，甚至不是史学思想流派。而伯克教授的著作，属于史学史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研究”。只有搞清这些界限，才不至于蒸沙为馔。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