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因为,诗在那里

——回答《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2 次 更新时间:2008-09-09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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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  

南:外界对你的认识多数是通过两个渠,一是诗歌创作,另一个就是白夜酒吧。当初怎么会有开酒吧的想法?

翟:当时我已经不想去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想做一个事情,在经济和生活上有所保障。我曾经想过开一个书店,但曾经有一个朋友开书店,后来也没有开下去,当时就想把书店和酒吧合一块,在经济上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就开了一个白夜,大概也是成都最早的一个书吧。

南:除了经济因素,是否还有以文会友的考虑?

翟:当然会有。之所以选择酒吧,是因为我在国外看到一些酒吧,咖啡吧,其实也是沙龙,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儿聚会。98年我开这家酒吧的时候成都还没有沙龙,当然现在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了。

南:现在白夜酒吧可能成了成都的文化地标了。

翟:是。但我也不太会经营,酒吧开了快十年了,我在经商方面也没有什么才能,做得不是太好。

南:当初怎么会给酒吧起这样的名字的?

翟: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了。我用了我比较喜欢的巴辛尼科夫的肖像做成店招,他演过一个电影就叫《白夜》。另外,它也是一个书吧,我希望它有点文学的味道,比较有文学性。而且,这个名字也与我的名字暗合。

南:你平时除了写诗和经营酒吧以外还涉及一些其他艺术领域,是否会融会一些诗意在其中?

翟:除了写诗和经营白夜之外,没有专门去做过别的。偶然做过一些艺术装置,策划过一些活动。曾经搞过一个“白夜影会”,所以做了一些DV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因为兴趣,除了写作之外,我对艺术比较感兴趣,摄影啊,绘画啊,DV啊之类。

南:这些艺术会不会反过来影响到你的诗歌创作?

翟:当然会给我的诗歌创作带来一些潜在的影响。比如说绘画,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种视觉上的东西,在写诗时,我也会潜在地希望文字也有一种视觉感。比如说我喜欢建筑,比较爱看建筑师的作品。对他们作品的理解,也使得我在写作中注重空间意识和体积感。

南:你说过“诗一如既往的重要,否则人生就少了一个最大的乐趣”。怎么会从事诗歌的创作?

翟: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诗,慢慢地自己也写一点诗。大学以来我也不太喜欢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也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在写作上。这样慢慢地才开始创作,并不是说我从小就想做一个诗人。

南:你始终坚持“写诗还是要在纸上写,一定要跟纸发生关系”。

翟:我没有坚持,我只是说我没有使用电脑写诗的习惯。这就是个人的习惯而已,从开始写诗时,我就在纸上写作。再用电脑写作我觉得会妨碍我的思维。它不会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但是我开始写散文时,也是我学电脑之时,所以,我的第一篇散文,就是在电脑上写出的第一篇作品。所以,我可以用电脑写文章,写诗,还是用笔。这就是一个习惯,有的人习惯在纸上写,有的人习惯在电脑上写,比如年轻人从小就习惯在电脑上写,他的思维方式和电脑思维方式是吻合的。

南:不久前,在青海湖诗歌节上提出“让诗歌在物质时代重返人类生活”,你怎么看这个提法?

翟: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实际上不大可能作到。现在这个物质时代就是这样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让所有人都重返诗歌是不太可能的。诗歌最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和时代有关。我本人比较悲观。我觉得最好的情况下,诗歌也是少部分人的选择。

南:八十年代诗歌还掀起了一股大热潮。

翟:八十年代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那么多物质选择,现在可供选择的太多了,每个人的兴趣,都能找到对应的东西。所以不可能把现在和八十年代相提并论。而且八十年代正好是文革之后,精神特别匮乏。许多人特别渴望精神充值,所以那个时候诗歌是非常受人欢迎的。现在是信息社会,各种各样的信息太多。我觉得一个人大脑的内存是有限的,如果资讯太多,也不可能再容纳别的东西。

南:现代人的选择更多了,但像荷尔德林说的诗意地栖居,选择诗歌也可能有诗意。

翟:这个我认同。就看对诗意怎么定义,每个人心中的诗意是不一样的。这也不完全是诗歌的影响,现在能给生活带来诗意的东西也挺多的,除了诗歌之外,还有音乐,艺术,诗歌的作用,只对喜欢它的人有效。

南:你提到“现在的写作,更多地是让我内心平静”,这很像博尔赫斯讲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达到这个状态的标志是什么?

翟:我希望达到这个状态,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一直没有固定的单位,除了白夜之外,就是自由写作。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过程,能让我的生活比较平静,不受外界干扰,这就是我希望的状态。

南:说到你的诗,像早期的《女人》组诗,《静安庄》这些诗好像总是很自然地与女性诗歌联系在一起。

翟:完整地来看我的作品,我的诗是从女性主义视点出发的。但并不是说,我所有的诗都是女性主义诗歌。

南:当时创作这些诗歌时外部的环境和自身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翟:写《女人》的时候,是在一个不太好的外部环境里面,《女人》和《静安庄》算是我对那一段时间生活和写作的清理吧。因为那时,是我最不快乐,最压抑的时期,我的写作也无法避开这些情绪。我们单位的工作性质和我的创作欲望有很大的冲突。我喜欢的东西和我必须面对的处境也有很大冲突,那个单位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研究所,和我想要的自由的状态有冲突。单位的领导觉得我不务正业。此外,因为写作,与家庭也有些不快。这些冲突、压抑,在诗里有所反映。

南:你一开始也比较反感外界对你的女性写作者的身份界定。

翟:我认为外界只是概念化的将女性诗歌作为一个品种,纳入到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之中。只是对女诗人的身份作一种界定,这样很难说清女性诗歌的问题的。要谈女性诗歌,也许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女性诗歌”的作品(首先认识到它的丰富性),和它发展的大概脉络。很多界定是比较模糊的,不确定的,有的时候是歧视性的。对女性诗歌的评论往往不是在诗歌的层面上,不是讨论诗的品质,而是只讨论性别问题。当然女性主义诗歌,肯定涉及性别问题,。但此外,还涉及诗歌的技术层面。另外,这种界定也不大从诗人的个体出发来讨论,而是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

南:后来你对这个身份界定并不是太在意了。

翟:对。我的整个过程是从不在意,到在意。又到不在意。有一段时间我会比较在意,比较反感,后来觉得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别人在我的诗歌上贴什么标签,我觉得和我的写作没有关系,也不会影响我的写作,所以贴什么标签,我也不在意了,重要的是我自已怎么写作。

南:刚开始怎么会从不在意到在意的。

翟:差不多写《女人》组诗的时候,最早出现女性主义诗歌概念,我觉得我的写作在那段时间里,确实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那时,对女性主义其实也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完全是潜意识里有女性主义的成分。别人对《女人》的评价,确实谈到了以前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不太在意。但后来我之所以在意,是因为对我诗歌的评论,已经脱离了诗歌层面,被贴上了性别的标签,然后,又把女诗人全都打包,捆绑销售。现在媒体又把“美女”这样的标签,贴到女诗人身上。这种情况已经超出诗歌批评的范畴了。和诗歌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就不太在意了。

南:你很强调感性的力量,女性对感性可能有更深的体会。平时写作时对感性是怎么把握的?

翟: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在写诗的时候不会想感性还是理性,女诗人更敏感,更细腻,写作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出发点,但并不是说写作时,会先考虑感性还是理性。

南:性别意识对写作还是有潜在的影响,作为一个女性的写作者,应该去接受性别意识还是去抛开他?

翟:我觉得应该接受它,而不应该抛开它。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女性诗人,你的写作肯定不可能不带有女性写作的痕迹,一味的抛开它,抹杀她。就说明你对女性写作不自信,矫枉过正。应该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来表现女性诗歌独特的一面。

南:相对于非女性诗歌,女性诗歌的优势与劣势在哪里?

翟:从古代开始,整个诗歌好像都是男性主导,所以只有女性诗歌。没听说男性诗歌或什么非女性诗歌。我觉得这中间没有什么优劣,还是具体到每个诗人具体的风格和质量。

南:古典诗歌对你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翟:对,我最早接触的就是古典诗歌。现代诗歌是在上大学以后才接触的。古典诗歌对我是一个整体的影响,我的阅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我喜欢各种不同的写作风格。

南:你也认为古典诗歌要连接和传承,但古典诗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认为怎样传承,连接比较合适?

翟:昨晚我正好与一个文人有过一番针锋相对的对话。他说中国只有古诗,没有新诗、现代诗。我觉得要重去写古体诗已经不太可能了,时代都变了,汉语的语境都变了。我们要再去问月,咏月,已经不可能了。由于污染等影响,我们现在连月亮都看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再写古体诗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一种矫情。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应该是非常伟大的,要传承下来。但这是非常难的问题。它不是外在的传承,应该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不是表面上用一些古代诗词里的语言之类。

南:古诗文不仅停留在纸质层面,有很多老先生都会“歌古调”,吟诵,但这些口耳相传的东西随着老先生的去世都快失传了。

翟:现代诗歌不可能像古代诗歌一样去吟诵。现代诗歌的朗诵也有一个传统,现在的许多诗歌节,其实也是要恢复这种传统。

南:在诗歌界内部对朗诵也是有争议的,像于坚说朗诵是诗歌的断头台。你怎么看朗诵对诗歌的影响?

翟:他说得比较极端。朗诵也分公开的,私下的,或者朋友之间的,于坚说的可能是公开的,面向大众的那种。我觉得朗诵的形式对诗歌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在朗诵的过程中,可以对诗歌的韵律和音乐性有所注重。如果没有朗诵,诗完全就变成视觉的东西,某些部分就会丧失。中国古典诗歌讲音,形,义,当代诗歌也是这样。

南:这次珠江国际诗歌节的主题是“重返经典”,你怎么看在这样的时刻提出的命题?其实这个提法本身好像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经典。

翟:它和青海湖诗歌节的主题有相似的意思。在任何一个时代,经典都是重要的,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重返经典。就是说:这个时代不但没有诗意,而且更没有经典的作品了。如果彻底没有理想主义的东西,生活就太虚无了。

南:你个人视野中的经典是怎么的?

翟:拿诗来说,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它,让所有的人都理解它,而且能够超越时代,我认为就是经典。

南:好像一种反璞归真的感觉。

翟:对,但能作到反璞归真,是最难的。

南:能不能举一两个你认为经典的作品。

翟:在古典诗词里面当然非常多的。现代诗歌,当代诗歌也有。比如昨天在白夜,有个诗歌圈之外的人,还谈到北岛的那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能被所有的人接受和理解,可能算是比较经典的了。还有韩东的《大雁塔》、柏桦的《在清朝》,这些也都是八十年代的经典作品。

南:很多传诵的当代诗歌现在正遭到解构,反倒降低了其意义和价值。

翟:这个时代一切都娱乐化了,消解呀,解构呀,所有严肃的东西都被消费了,所有的意义都消解了。也不会有什么经典的东西出现了。但对于经典还是要有一个相信的态度。我自己就保持一种经常不断地阅读经典作品的习惯,真的让我的生活和内心都感到平静,可以克服虚无感。

南:你提到“诗歌目前也像当代艺术一样开始讲求实效”,诗歌介入当代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翟: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一个出版的问题,出版社现在越来越势力,越来越讲求商业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诗集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版。诗人如果没有出版的渠道,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太困难了。中国人口那么多,不管诗歌多边缘,读诗的人还是有一定人数的,但出版社完全是市场导向,忽略这个群体,所以出版和流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诗人来讲,这个时代有网络这个平台,很多年轻一点的诗人会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国外有一些基金会,民间的组织,会支持诗人的写作。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了,包括珠江国际诗歌节,应该也是这样。诗歌介入当代,我认为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诗歌现状。我自己本来也曾办过成都诗歌节,但是后来失败了。当时我觉得国内的诗歌状态有点太沉闷,应该有个诗歌节,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中国的诗人和国外的诗人也可以有交流。

南:你怎么看当代诗人的生存状况?

翟:现在全世界都一样,诗人要靠出版诗集,写作生存是非常困难的。诗人必须要找到一个生存的方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能够让你比较安心地写作。如果没有解决生存的问题,我觉得会影响写作。过去农业时代或者计划经济时代,诗人其实可以靠混,可以不工作,生存下来,比如八十年代,大家都不会去考虑挣钱啊,生存啊。现在则一定要把生存的问题解决了,诗人才可以真正地写作。

南:当代诗歌的现状和你想的有没有一点距离?

翟:当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主要问题是在作品上,外部的问题很多,但作为诗人来说,好的作品还是很少。诗歌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诗人的处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很多诗人不能接受这个落差。不太能够适应这种状况,可能会有些浮躁,灰心。潜心写作的人不多。诗歌在世俗层面上不能给诗人带来荣耀和实际的好处,导致很多诗人改行去做别的。诗人也是智商很高的人,如果去搞别的东西,可能马上就能得到实际的利益。

南:你觉得诗歌可教吗?

翟:学院对文学爱好者有一个培育的过程,趣味和认识都是可以培育的,但具体到诗歌的创作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不太可能教出来的。

南:您认为诗歌节必须包含某种特殊的诗歌理念吗?您认为诗歌节的作用是什么?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当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互动,而现代城市的文化建设更显人文关怀。举办高规格的诗歌活动,逐步建立有延续性的当代诗歌节;对一个具有大都会概念的城市,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类似的例子可以参考荷兰鹿特丹一年一度的当代国际诗歌节,由于诗歌节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使得这一城市的美名远播。历年的参加者中多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诗人,又被誉为“通向诺贝尔之路”。目前法国马赛、德国波恩、意大利佩鲁贾等城市,均有类似诗歌项目,为该城市的文化交流、对外开放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

南:如今,各地举办了各种诗歌节,是否意味着诗歌的黄金时代又要到来了?

“诗歌的黄金时代”是靠什么定义呢?是“各种诗歌节”吗?对此我不敢茍同。各种诗歌节在推动诗歌的普及和交流,但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需要的是与之相称的大量杰出诗歌作品的产生。现在的情况是,诗歌节多到眼花瞭乱,但诗人出版诗集却更为困难。许多商人愿意花钱搞诗歌节,是有相当大的商业目的。“花钱不多,效应不错”,他们都会算这笔帐。我搞过成都诗歌节,对投资商的心理和目的有很深的了解。现在是一个浮燥的时代,诗人自已应该认清这一点。只有作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南:您怎么看诗歌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和诗歌今后的发展?

当代中国诗歌和中国当代诗人面对的生活现实和文学语境,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诗意的时代。诗的感受力都在高科技,现代消费的生活格局中丧失无几了。诗歌、包括当代文学都越来越边缘化。诗歌不会为诗人带来的世俗的荣誉,诗人应当习惯这种状态,否则就去转行。

现在,有许多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责难,这些声音里,自身就包含着对现实的麻木,和对现实的功利心态。诗歌今后的发展,也许更为个人化。只有诗人自身产生出强大的能量,才能应对一个整体忽略诗歌的时代,并从中产生出杰出的作品。

南:据了解,您将与威尼斯金狮奖得主贾樟柯合作书写“平民史诗”——《二十四城记》。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您以照片形式出现,而此次终于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合作。这也是一直坚持独立导演、编剧的贾樟柯首次邀请作家诗人合作剧本。贾樟柯坦言,选择您就是要借助您的女性感受和诗人想象,“没有她把关,我拍得心里不塌实”。

贾樟柯是一位非常谦虚和大气的导演,“没有她把关,我拍得心里不塌实”。这样的话,是他的谦词。连我都不会相信。事实上,没有我的合作,他依然会拍得非常好。贾樟柯在拍片上,是具有充分的成熟风格和思想体系的,这一点在中国导演中比较少见。所以我相信他对这部重要的电影会有相当的把握。与我合作,也许是考虑到对成都本土文化,能够有更多更深入的挖掘吧。

问:现在流行一种叫跨界合作的形式,通过合作的机会把两个原来不同的领域的能量集中到一点上,从而达到更高的关注度和传播效应。您的贾樟柯导演的合作也可以这么理解吗?能从您个人目前的一些新的动向谈谈吗?比如转入影视业,电视主持人?是诗人跨媒体创作的尝试吗?

答:我一直都是个作家。目前也主要写书,我正在写的一本书是与白夜有关的。此前我到电视台作过一个叫《鉴碟》的节目,并不表示我要改行转入影视业,相反,我认为自已不适合电视主持人,所以,我已经辞掉了。众所周知的是,现在是一个图像时代;靠写作生存是因难的(如果不是写畅销书的话)。所以,我作这些都是为了有一个经济上的生存背景,与我当初办白夜是一样的。就象我曾经说过的一样:对于诗人来说,他的职业和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唯一确定的是诗歌对他的意义。

跨界合作是很好的事情,但目的并不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关注度和传播效应。”或者说,这只是果。而因,是不同领域的能量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激发。

附:采访问卷

1 诗歌这种形式在多媒体的包围海洋中,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吗?它有没有这样一个核心:无论未来多媒体有多么丰富、生动,却始终不能取代诗歌的(诗歌这种形式因为这个核心而永恒)?它是什么?

答:有一次,在我的酒吧里巧遇一对年轻人,80年代出生,现在都工作了,依然对诗歌情有独钟。他们对诗歌的真诚使我感动。作家写作肯定是为了那些潜在的“知音”,但真正的知音,在这个时代确实很少了。我现在仍然会遇上一些很年轻的人,他们自称是读我的诗长大的。他们虽然不写诗,但仍然读诗。当然,我还是认为现代消费方式日趋多元化,当代社会的好处就是每人都可以各取所需。诗歌仅仅是某些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另外一些人选择的爱好之一。就象中国戏曲,无论它边缘到何等地步,我都仍然热爱。

2,你认为诗歌生命的关键是什么?是语言、对生命的思考,还是一种更神秘的能量源?最优秀的诗歌通常诞生于最极端的生存打击或不太顺畅的个人命运中,跟这种能量源是什么关系?你能说清楚这种能量源是什么吗?

答:诗歌的关键词很多,上面的问题只涉及到一部份。“最优秀的诗歌通常诞生于最极端的生存打击或不太顺畅的个人命运中”,这是一种现象。但也有人在最平淡的状态中,写下最好的诗歌。诗歌的创作,与人生体验当然很有关系;但是,也与人的开悟能力有关。确实有人能够从一粒灰尘中,读透一个世界。如果说到能量,那这种能量有可能是天生的,也有可能是修来的。

3,有句话是“痛苦出诗人”,你认同吗?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和中国海子这两种貌似不同的命运中(前者是保险公司总裁,后者卧轨),都诞生已被世人承认的伟大诗人和作品,在这种不同中是否有什么是一致的?诗歌是否由这种同一宿命所带来的,它是什么?

答:“痛苦出诗人”是一句老话,但实际上,任何一种状态下,都可以出诗人。如果他本来就是诗人的话。

4,你认为的“意象”(诗论中常用词)是什么?你所理解的理想中的“口语诗”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如何评价当代诗坛中的一些“口语诗人”,比如赵丽华、杨黎、伊沙、沈浩波等(可自行举例)。你觉得如果真有“口语诗”这种潮流,它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答:我所理解的理想中的“口语诗”,是象韩东的诗一样,明白如话、简约干净、情真意切,充满了诗意。在口语的形式下,好诗的全部要素都在,有大悟、才有大真。

我以前看到高行健的一篇文章,他说到某某人的诗时,很不屑地说:他只用一本小学生辞典,就来写诗了(大意)。我当时想:如果能用一本小学生辞典,就写出最好的诗。这简直就是我的理想。所谓“斫去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当然,这也是最难的,可说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像小学生那样写作。这是两个概念。

5,说说你的诗歌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谁、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网络对诗歌的作用?当语言和风格在一种快速网络通道中被接力,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特点?

答:说道我的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影响,我想是很复杂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诗人,对我构成影响。不仅仅是诗人,别的任何媒介,都会对我的创作发生影响。文学、艺术,电影、新闻、都可以产生作用。

我对网络不熟悉,所知甚少。但是,网络为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交流平台,前所未有。我觉得会出现一些非常有活力、有网络特点的创作。尤其是还出现了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网络专用语言,我想更应该刺激出诗歌语言和风格上的极大变化。

6,你尝试过网络的即兴写作吗(在线敲字、直接发帖、允许修改)?你对此有什么观感?诗歌写作强调“灵感”,这和我们传统教育中写作强调主题有矛盾吗?它们是如何互动的,而你是如何化解的?

答:没有试过在线写作。我觉得“灵感”这个词,被神秘化和教条化了。强调主题的方式也一样。我对写作的认识更为随意。也不会有刻意的互动或化解。某种事物触动了我,这就是灵感。由此而深入下去,就是诗歌的重要内容。

7,诗歌写作中哪些元素对你个人最重要:节奏、奇异的句子、想像、语言的完整或优美等(自行例举)?你喜欢修改吗?你认为在成型作品中上述元素哪些可以改善、哪些不行?为什么?

答:诗歌写作中这些元素,对我个人都很重要。正是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才是好诗的标准。我喜欢修改,既使是成型作品,我也喜欢不时地进行修改。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开放的,流动的,是一种再创作。一个人心目中的“完美”,是很难企及的。只能一步步地去接近他。就象一个著名的回答:当别人问一个探险家,为什么老是要去登山?他说:因为,山在那里。

8,写诗对你个人是一种自我救赎,还是自我沉溺,甚至你认为它其实走向自毁?如果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你如何考虑你作为诗人的个性、责任和人生?你怎么看待海子在这方面的命运?

答:有一段时间,写诗对我个人而言,的确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一种自我沉溺,可以说是逃避现实。但这段时间过去了,我现在的写作,更多地是让我内心平静。至于诗人的个性、责任和人生,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通过诗的方式来体现的,而不是相反。

后一个问题很复杂,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海子的经历是非常特殊的,并不意味着写诗,就一定会走上同一条路。

9,现实中的生存、生存背景对你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它通过什么渠道(直接的间接的)去影响你?时代和社会舆论总是在拥戴那些“拥有正义感的诗歌作品(如打工诗歌)”能获得更多理由,你认为这些理由和诗歌本质是一致的吗?你怎么看待它们的关系?

答:现实当然也是我的写作背景之一,我们不可能离开时代来写作。比如我们不可能再去写古典诗词,因为现实的语境已完全不一样了。

“拥有正义感的诗歌作品(如打工诗歌)”,的确是当代诗歌的一个部份,是诗歌与现实的直接关系。但是诗歌的本质是另一回事。时代和社会舆论不应该干预诗歌的创作,而应该是推动和发现有现实意义的好诗。无论什么类型的诗歌,都应该是诗歌意义上的优秀和完整(而不是沦为一些概念和口号)。否则,我们可以以杂文的形式,对现实口诛笔伐,更有力量。

10,诗歌能不能成为一种课堂教育?你认为诗歌出现在高考卷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和社会性质?诗歌是能够被考试的吗?如果能,你认为更理想的社会环境和课堂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我认为诗歌不能用于考试。诗歌是一种心灵和感觉的随性流露。与考试这样一种格式化的程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作为课堂教育,让学生对诗这种形式有所了解,对诗歌作品有欣赏能力。我倒认为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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