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捷克被苏联占领之后，伊莱娜随着丈夫，带着孩子离开捷克，来到法国。一晃二十年。丈夫去逝了，孩子长大了，捷克正要挣脱苏联的锁链，正在为成为自由国家斗争，捷克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民主化的变动。她的朋友西尔薇问她，“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她的语调不严厉，但也不是不友好。 她的语调充满愤怒。

伊莱娜困惑地问：“我应该去哪？”

“回家！”。

“你是说这里不再是我的家吗？”

当然西尔薇不是要把伊莱娜从法国驱逐走或暗示她是一个让人不需要的外国人，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难道忘了我在这里有工作，有公寓，有孩子吗？”

“你看，我知道古斯塔夫（伊莱娜的伴侣），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哦，你的女儿们，咱们别跟自己开玩笑了，她们都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上帝，伊莱娜，此刻在你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多么让人惊异着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都会好的。”

“但是西尔薇！我说的不仅是实际的问题，不是工作，房子等等，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我的生活在这里！”

“你的人民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西尔薇不再说了。她的沉默暗示着她对伊莱娜的不满：当伟大的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你不应该临阵脱逃。她后来还继续怂恿伊莱娜回国去看，“这将是你的伟大的回归！伟大的回归！”

革命，历史，伟大，显然西尔薇被这些字眼所送的媚眼迷住了。

那年的六月，长安街上全是人。先是学生们出来，后来是市民们出来，人们都出来在那个灿烂的春天里进行伟大的革命――民主化的革命。革命如此激动人心，现代媒体又是如此煽情，西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中国。中国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北京。北京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天安门。在无数真实的和想象的眼睛的注视下，民主，自由这些激动人心的字眼让说出这些字眼的人都跟伟大和庄严相连。游行的人们高喊争取自由。自由，民主这些字眼成为中国给世界的媚眼。全世界都同情和爱上了我们。我在长安街上目睹无数令我激动不已的人物，行为。比如，我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女老师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坐在街头，嘴上帖着胶条，手放在膝盖上，显然累得都举不起来了，显然一直在举着，面前放着一个牌子：“我要发言。” 她坐在哪里，好像一幕哑剧，诉说我们没有发言权的历史。我目睹这位老师的行为，热血沸腾，我参加游行。一个星期社科院只上两次班，我们上了班就游行。我们在参与中国巨变的历史进程，我们在创造这个进程，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身份给我们一种神圣感，一种使命感，一种忘掉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大浪中的一个小沙子的无足轻重之感。我们感到自己与什么伟大的东西相连，与什么看不见的但是历史将记载一笔的伟大进程相连，我们似乎变得伟大，神圣，我们正在目睹历史！我们正在写作历史！自由，民主这样的伟大概念就会成为中国的现实，就在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不停地给自己送具有庄严的历史意义的媚眼，自己几乎爱上了自己的革命行为。我走在长安街上，走在春风沉醉的早晨。我心中充满了春天的激情，革命和春天。越是革命，越要做爱的激情。我在西单街口遇到一个向我打听事情的人。他问，怎样到社科院去。我惊异地告诉他，我就在社科院工作。我给他指点方向，我们交谈。他大概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从东北来，我仔细看他，长得非常英俊，高大，干净。我突然很喜欢他，完全是本能地喜欢一个帅哥。他是做经济研究的，我们交谈面前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他显得成熟而有远见：我们正在参与历史，这个事件将根本改变中国。他的头发在温暖的风中充满了阳光，在阳光下那么光滑，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欲望，我忍不住要去抚摸他的头发。我忍不住想伸出手来，去抚摸他的头发。可是我同时知道这是多么荒谬，去抚摸一个陌生人的头发，多么荒谬。我抑制着自己的要抚摸他的头发的愿望，我完全没听懂他在说什么。自由，民主，历史，这些字眼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一切都变成阳光之中的灰尘飞扬着。

近二十年过去了。那个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似乎越来越模糊。人们不再谈论这个事件，时过境迁，在不准谈和不谈之间，历史变化了，谈，意义也似乎非常模糊。中国没有走向那代人期待的，但是走向了比那代人期待得更多的：一个全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都比二十年前富有，一个过去从来不敢想有自己房子的人，现在很多都在北京买了公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有目共睹，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开始形成。二十年前决没有料到的电脑信息网络，已经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空间。网络世界，言论在不准自由和悄悄自由之间自由地乱说，我也是自由地乱说的一个人，我们在各种夹缝中生存着，我们欣欣向荣地生存在夹缝里。

如果你对美国人说你的家庭受CCP的迫害，你马上就获得巨大同情，就如同一个可怜楚楚的女人给一个雄壮的男人送媚眼。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核心小组成员、顾问、策划沈伟在8月10日的NBC周末的节目上谈到1969年出生后他的家庭被迫害，父母被送到农村等等，所以他1995年来到美国，所以他成为美国人。所以奥林匹克运动开幕式后他回家――回到美国来。我本来坐在沙发上看这个节目，看完这个节目，我站起来，把电视关上了。我想到昆德拉的“伟大的回归”这个短语。帕皮诺说，“难道不是真的吗？他的家被迫害，所以他离开中国。”我叹气地说他离开时是1995年，不是1968年。1968年是逃避政治迫害，1995年恐怕是别的原因。每个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道路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能忍受的是口口声声念着迫害，自由，民主，这样的庄严的字眼和那些利用这些字眼送媚眼。没有这些字眼，很多西方人就无法理解中国。没有这些媚眼，很多中国人就没有理由确证他生活的意义。特别是一些事业的斗士，没有这些字眼，他们就无法与莫明其妙的伟大相连。我厌恶任何向西方和自己送的媚眼。我的电子信箱上任何人给我送来的以这种媚（字）眼说话的信，我都立刻删掉，连看也不看。

自由，民主，历史，这些字眼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一切都变成阳光之中的灰尘飞扬着……整个五月，我记住的只是我对抚摸一个陌生男人的头发的渴望。

8/1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