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历来被视为有效的权威主义政治，但确立于上世纪末的两项制度规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这一基本特征。

这两项制度，一是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二是70岁后不再连任的年龄限制。虽然看来只是技术性的规则调整，但由于发生在权力核心这一最敏感区域，小手术带来大变化。虽然这一变化至今还是静悄悄的，并没有为公众舆论所认知。

有效的权威政治之基本要件是，必须存在一个拥有足够权力的权威领袖，这就是邓小平强调的“一个核心”。邓小平是按此模式来打造第三代的，他应该希望第四代乃至以后各代也能遵循此一模式。但是，在最高权力位置上的上述两项“小手术”，最终使邓的意图成为不可能。

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新旧领导人的并存涵盖了新领导人的整个任期。由于实行任期制，最高领导职位的任期最长也只有10年；由于70岁后不再连任，在现代健康水平上，70多岁退休的前任领导人很容易将“有效生命”（即保持头脑清醒）再延续10年，从而涵盖后任的全部权力运程。在现行体制下，由于最高权力是自上而下，由前任授予后任的，前任领导人退休后，并不会完全丧失权力，他只是不再承担具体的责任和事务，其政治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在前任影响力犹存的情况下，后任无法在最高领导层建立绝对性权威。同时，由于和平年代领导人的权威不是源于个人的功勋和魅力，而是源于体制的规定性，退出最高领导职位的前任领导人，其权威也将逐渐丧失绝对性。

新旧领导人事实上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这种关系，才能完美诠释十七大上习近平、李克强双双晋级常委现象——“一个核心”的权威体制事实上已被打破，也就没必要再刻意维持，中国政治已进入后权威主义即缺乏足够权威的后强人政治时代。也因此，对中共第四代的称呼，一直只是“总书记”，并未晋级为“核心”。由此可见，权威体制的有效性只有在最高领导人没有年龄和任期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延续，例如今天的朝鲜。

新旧领导人并存，是树立新权威时不可克服的障碍。中共第三代权威的真正确立，也是从第二代逝去的1997年才开始的，那才是一个新的个人时代的开始。不能顺利产出新权威的体制，不可能真正延续权威主义的有效治理模式。更何况，以后的中国可能不仅仅只是最高权力的两代同堂，还可能出现三代、四代同堂的局面。

新旧最高领导人相互牵制的格局，对作为最高权力层的常委会必然产生重大影响。这种相互牵制，使常委们拥有更多选择性，拥有更大空间和权重。在常委会内部，“班长”的分量越来越轻，权威性越来越名实不符，新旧领导人与各常委形成“共治”局面。这种后权威主义的“共治”格局，正逐渐取代“一个核心”的权威主义格局。

这种由“一个核心”到最高层“共治”的格局演变，对中国将来的政治进步来说是好事——它既是走向某种“共和”体制的开端，也提供了一种类似“党内民主”的演进空间。但对当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来说，它却未必是好事。权力格局的改变，意味着原来有效的权威主义治理模式已不可用。在行政和政治体系仍然按照自上而下逻辑运转时，核心权威的削弱，意味着动力源泉的枯竭，效率的大幅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已经为此提供了大量例证，其共同趋势是软政权化与苏丹化。

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这一步，但端倪已现。由此即能解释近些年来现行体制行政效率由高到低的转变，解释政权执行力的削弱，乃至政令不通，“政令不出中南海”。近几年一些政策的调整，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乃至几次救灾中国家领导人的积极作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是在权威流失危机下的自救性努力。

腐败的快速扩张及其低治理绩效，也与这种权威资源的流失有关。在“共治”格局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场被划分为几大势力范围，内部又有层层迭迭的关系。各自抱团儿、各有靠山的官场生态，对自上而下的系统效率具有强大的消解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令必须符合具体执行人或者是其所属势力的利益或意志，才能得到贯彻落实，否则就会被扭曲、搪塞、泡沫化。因此，在各大势力范围之间，在决策者与执行层之间，逐渐演绎出某种类似“利益协商”的互动博弈程序。只有经过这种潜规则程序的认可，才能产生真正具有实际执行力的政策。

潜规则运行一段时间后，有可能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名义下，升格为明制度，获得“正名”。近日发生在深圳的政治改革试验，或许可视为后权威主义政治规则寻求自我正名的一种尝试。

2008年6月初，中共深圳市委通过《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明确启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全面试行区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局级正职领导干部选任办法，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局级干部实行差额选举：把局级正职领导干部的初始提名权交给市委全体扩大会议，先由市委全委会投票，差额确定正式考察对象；然后由市委常委会对考察对象进行票决，差额选出局级干部。通过改变提名与选拔这两个环节，将“一把手决定干部”的潜规则一变而为“党内共推”与“常委共治”。据了解，深圳市已用这种新办法选出了4名局级正职干部。

当公共权力被分割时，利益资源也会被分割，并且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这种竞争使官僚体系的膨胀和权力对资源垄断的膨胀，不可遏制。这是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机构精简往往适得其反的根本原因。目下大部制及国资委等项改革，又正在演绎这一过程。在权力及其利益无节制扩张的背景下，官民冲突必然加剧，官民矛盾成为社会的重要矛盾。

在这种格局和体制下，中国既出不了戈尔巴乔夫，也出不了普京。戈尔巴乔夫是当下许多自由派的期盼，普京则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想。这两种势力与思潮，正是当下中国民间力量的主体。但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普京的出现，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新领导人能够快速执掌权力，树立权威。普京掌权树威靠的是民选机制——由于权力来自人民，叶利钦甫下台就不但丧失了政治影响力，而且还必须托庇于新领导人的特赦令。而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则来自没有年龄和任期限制的经典权威体制——当他就任总书记时，原领导人已经去世，他可以在新的权力均衡上建立新的权威。

今天的中国，没有这种体制条件。最高领导人已不可能创造历史，只能顺应时势。他只能被时势推着走，难以引领潮流。最重要的是，他不难有新的想法，却难以付诸行动，更缺少取得预期效果的系统执行力，很容易淮橘成枳。这种现象是体制使然，非关人力。当年毛泽东的特立独行，也是依托于个人权力的登峰造极。毕竟，个人无法超越历史。在历史中，每个人其实都只是具体环境的奴隶。

郑浩，政治学者。

本文刊于《领导者》23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