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具有自上而下的性质，必须有来自上层、来自统治集团的动力，改革才能启动。但是，由于与权力关系密切的特殊利益群体已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由于官僚阶层本身已经高度利益化，对他们，已无法再像1990年代初一样以利益相赎买。因此，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期待官僚阶层再像30年前一样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已经不太可能。据中共中央党校于2006年底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8%左右的中共领导干部关注政治改革，90%的干部对政改没有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有决心推动进一步改革的最高执政者，必须向下，从体制外寻找新的改革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先于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时，将内生一种力量，推动上层建筑朝着相适应的方向转变。这种内生于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变化的抽象力量，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代表新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新社会阶层。

具体到当下中国，3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初步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基础已经先行一步，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与新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涉及制度、法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同样需要代表新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新社会阶层推动。

中国的新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6个方面。这些人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他们是与“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基础同步诞生的，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和最坚定拥护者。一般而言，他们在传统体制内没有特殊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但支持打破对市场机制的各种经济束缚，而且支持打破各种政治束缚。他们的利益立场与价值取向，和“建立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一改革目标天然契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下一步改革就是要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将是推动进一步改革的核心动力。

改革的动力已经存在，只是力量还太弱小。以经济论，虽然近几年国有垄断企业迅速膨胀，但新社会阶层的力量同样非同小可。有关资料显示，新社会阶层规模已达1.5亿人以上，掌握或管理着10多万亿元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新社会阶层的弱小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他们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由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原因，新社会阶层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三个代表”，为新社会阶层的发展解除了部分意识形态障碍；“允许资本家入党”，解除了进入权力核心的部分组织障碍；近年来，中共中央统战部明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强调“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随之，被安排进工商联、人大和政协的新社会阶层人士逐年增多。但整体而言，新社会阶层仍然只被当作“统战对象”，而非政权稳定和推动改革的主要依靠对象。

改革依靠的对象不同，将导致路径和结果不同。市场化改革必然要依靠适应于市场化生存的经济力量。由于现行体制在政治方面限制新社会阶层的发展，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官商集团以及以高干亲属为主体的特殊利益集团就成为政权的主要依靠或合作对象，从而使中国社会有着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的危险。要避开这一陷阱，执政者惟有强化新社会阶层的力量，将其培植为新的改革动力。这包括，在经济上减少国有垄断与行政管制，为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拓展空间；在政治上进一步提升新社会阶层的地位，参照香港地区“精英吸纳”的“政治行政化”模式，以政策咨询、决策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使他们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并将这种权力程序化、制度化，即在现行制度之外加设一道参政、议政程序，规定重要决策必须经过这一程序；在言论上开放表达空间，提倡舆论监督。

在西方近代史上，曾经发生一种普遍现象：当封建诸侯成为市场化进程的阻力时，国王与市民联手，战胜了诸侯贵族，催生出近代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并在社会力量的对比方面，为政治制度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见，培育新社会阶层作为改革动力，既符合经典理论，又符合历史经验，只是完成这一过程需要相当长时间。中国要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历程，担子很沉重。在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

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中国就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减少社会矛盾。这应该即是近年来中央决策层提倡科学发展，加大反腐力度，致力于分配公平，内讲和谐，外讲和平的原因。只有在这种前景下，政府的作为与当下的变化，才是可以令人期待的。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6月号，总第22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