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时年三十四岁的夏济安先生辗转由香港赴台，开始了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学生活。

夏济安先生名澍元，以字行。一九一六年生于江苏省吴县，一九四○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此后，曾分别任教于光华大学、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新亚书院等校，但都为时甚短。在台大担任教职的时期，同样不长：一九五○年到职，一九五九年离校，中间还曾由台北美国新闻处安排，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深造半年，专攻小说习作。留驻台湾、任教台大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然而，或许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十年不到的时间，让他成就了「近人无出其右」的文化志业，对于战后台湾的文学研究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诚如刘绍铭先生所言，「先生对中国文学之影响，当然是来自他所创办的《文学杂志》」；借着它「保持中国文学命脉」，「栽培中国新作家」。近年来，夏济安先生及《文学杂志》在台湾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开展出的各方面意义，已不断引起研究者注意； 各派文学史家评论五○年代台湾文学时，尽管持论不一，但对夏及《文学杂志》的高度肯定，却是不约而同。

这些肯定论述所着眼的，主要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在官方以强势政策主导文艺发展的五○年代里，《文学杂志》能以忠于「文学」的坚持，突破意识形态圈限，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翻译与创作；二是发掘培养了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一批优秀青年作家，而这批年轻人，不仅合作创办六○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并且以其优异的创作成果，共同缔造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辉煌时代。换言之，《文杂》的贡献，乃是「风气的树立」和「人才的栽培」。

然而，综观五○年代的台湾文化界，原也有若干风格自具、不与官方政策合辙的刊物，如《野风》、《自由中国》、《文星》等。当时这些杂志的读者人数，较《文学杂志》尤有过之，它们在「风气的树立」方面，未必没有建树；但若论及「人才的栽培」，便多有未逮；对台湾文学界及学术界的影响，因此更不及《文杂》远矣。个中关键何在?很显然地，主要因为《文学杂志》乃是以「台湾大学」──这所汇聚了当时全台湾最优秀的教授与学生、并且一直是台湾最具指标性意义的大学──为主要基地，而发展出的一份「学院派」文学杂志。藉由此一杂志，不仅成功地汇通了五○年代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教育空间」，使二者所累积的成果得以相互转化，彼此生发；同时，也为其后另外两份深具影响力的学院派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及《中外文学》，导其先路。

所谓「学院派」文学杂志，乃是由学院中的教授文人所创办，以学者及青年学生为编辑及写作主力，并且力图将学院中的研究与教学成果，转化为出版文化产品，走出学院，进入一般阅读市场，刊物因此多具理想性与学术性。《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堪称是半世纪以来，台湾最重要的三份学院派文学杂志；这三份杂志，又全数都与台湾大学文学院深有渊源。此一现象，绝非偶然。也因此，这篇文章所进行的，便是扩大观照视野，试图由「文化场域」与「教育空间」互涉的角度切入，探讨夏济安及其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是如何因为善用了「台湾大学」──此一负有人才培育与学术研究双重重任的教育空间──所提供的特殊资源/支持，促成当时文化场域的改变；而它又如何回馈到学院教育，为日后文化场域与教育空间的互动互涉再添动力，彼此对话交融，相生相成。

　　一

夏济安是一九五○年来到台大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所进入的，究竟是一个什幺样的教育空间?

台湾大学的前身，原是「台北帝国大学」，一九二八年由日本政府在台北设立。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大，遂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当时，台大刚由傅斯年接掌校长一职不久，各项校务改革，经纬万端，方兴未艾；不仅制度上已由原先日式三年制的讲座大学，改为美式四年的学院制大学，办学的宗旨与理念，也与过去迥然不同。傅斯年出身北大文科，早年曾与罗家伦等人共组「新潮社」，引领新文化运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他作为三千学生爱国大游行的总指挥，震惊中外，早就是引人瞩目的学生领袖。赴英留学归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北大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创所所长、北大代理校长等职。受命接长台大之后，以其个人风范及学术界的声望地位，戮力兴废，在台大校务及教学研究方面，均多所改革；除倡议学术独立、引进北大自由校风外，其中最重要的作为之一，即是加强帝大时期曾被刻意压抑的人文教育。

过去，帝大在自然科学方面卓有成就，但人文教育始终素质不高。除因殖民政策考虑，有意压抑外，师资匮乏，也是主要原因。因此文史、哲学及社会科学方面之研究成果有限，且欠缺自由思想的风气。为此，当时舆论还特别吁请台大应训练学生之国、英文阅读能力，使其有机会接受新思想及新的思考方法，并养成自由思想风气。 对此，傅斯年的具体作法是，一方面设法使台大和已经迁台的中央研究院合作，展开学术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则多方延聘优秀的人文学科师资，如历史学系的余又荪、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干、傅乐成、陈奇禄；中文系的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的英千里、沉亦珍、张肖松等，都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应傅校长之聘而至者。

傅斯年深受自由主义影响，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落实在教学实践上，首先便是「充实学校文理两院的通习科目(即今「共同科目」及「通识科目」)，务使学生「一进大门，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 语文与文学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基础，大一国文与英文共同科目的设置及教学情形，因此特别受到关注。如一九四九年学年开始，傅校长即亲自召集大一课程有关各学系教授副教授讲师聚谈，明订大一国文之目的为：(一)使大一学生因能读古书，可以接受中国文化；(二)训练写作能力。并且选定《孟子》、《史记》两书为课本，另选宋以前诗为补充教材，选印《白话文示范》为课外读物。英文方面，则分授文法与读本，「务使大一新生，在一年之内，将第一种外国语打定一坚实基础」。

傅斯年虽在一九五○年底即猝然弃世，但他任内所揭橥的理想及订定的制度，却影响深远。特别是文学院，「国内硕彦咸集本校‧风云际会盛极一时」，当年许多北大名师，都来此任教，并且亲自担任大一国文与大一英文的授课工作。此外，文学院学生规定还有其它若干共同必修科目，授课者同样都是一流教授，如中、外文系「世界通史」皆由沈刚伯讲授；「理则学」老师是陈大齐；中文系「中国通史」老师为劳干，外文系「哲学概论」老师是方东美等。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强调学术自由独立、看重人文教育的学术环境与教学氛围中，夏济安来到了台大外文系。

第一年，他被指派担任两班共同科的英文课程；第二年起，则陆续为外文系开授专业科目，包括翻译、小说选读、英国文学史等。外文系的前身，原是台北帝大「文政学部文学科」中的「西洋文学讲座」，一九四七年，始独立成为「外国文学系」。一九五五年，更名为「外国语文学系」。五○年代的台大外文系课程，实以「学英文」为主。李欧梵曾回忆当时的学习情况：

作为主修西方文学的我们，主要的外国语文是英文。……在台大，我们四年的课程都在学英文──大一英文，大二会话与文法，以及英国文学史的课程，大三英国散文与小说，大四戏剧与翻译──我们被引导以英美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课堂上指定阅读的文本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上起课来不免无聊﹝比如，仔细阅读的Thackeray《浮华世界》(Vanity Fair)及哈代的《故里人归》(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不过，这里的「学英文」，其实仍多是由文学作品的解读入手。综观当时外文系，四年中必修课程除「英语语音学」、「演说与辩论」属于应用语文性课程外，其它如英国文学史、英文散文选读及习作、小说选读、戏剧选读、英诗选读、西洋文学名著选读等，都是文学性课程，只不过「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欠缺对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引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以「学英文」为主要目标的教学设计中，外文系却从三十八学年度(一九四九年秋)开始，便商请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为大二学生开授一学年六学分的必修课程「中国文学史」(与中文系大二合班)；而素来重视文字、声韵等小学训练的中文系，也在四十学年度(一九五一年秋)，将全年六学分的「英国文学史」列为大三大四生的必修课程，并由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先生授课。两系互以对方「文学史」课程为必修课的规定，前后持续长达十年之久，恰恰纵贯了整个五○年代。

此一情形，显示早年台大中文、外文两系在课程安排上，实有相辅相成，彼此交流汇通的用心，并且意味了所谓「文学」的教育，原就需要兼摄中西，相互映照。经由前述课程安排，不仅两系学生，都能分别得到相对完整的中西文学训练，两系师生，也因此多有互动。而这一切，正所以为日后《文学杂志》兼重中西文学传统的论述特色，奠立良好基础。

　　二

《文学杂志》系由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三人共同创办；夏任主编，刘为经理，海外稿件由宋淇负责，吴则帮忙筹募经费。一九五六年九月创刊，一九六○年八月停刊。前后发行四年共四十八期。从一开始，它便强调「让我们说老实话」，并且希望：「读者读完本期本刊之后，能够认为这本杂志还称得上是一本『文学杂志』」。 这些诉求，在反共文学当道的五○年代里，确乎独树一帜，赢得各方肯定，自非偶然。

不过，在既有的相关研究中，论者多会强调它与《自由中国》──特别是其中由聂华苓主编之「文艺栏」的密切关系，进而据此申言台湾五○年代「自由主义传统」与六○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联与转折。此说由朱双一首开端绪，其后论者，大多踵武其说。 证诸聂华苓、彭歌等人的回忆文章，朱说应属持之有故。

不过，仔细玩味，虽然聂、彭两人都提到《自由中国》与《文学杂志》成员间的交往状况，聂华苓并以「春台小集」串联起两刊物间的密切关联，然而彭歌的叙述，并不强调《自由中国》，反以《文学杂志》为中心，勾勒出五○年代台湾某一文学群体的交游图貌，这一叙述重点的转移，或许有助我们从「文坛」，或者说，「文学场域」的角度，重新检讨两份杂志间的必然关系 —— 在时处「文化沙漠」的五○年代，能自由发表纯文艺创作的刊物本来为数不多，无论是聂华苓所称的「春台小集」，抑是彭歌所说的「台北文友」，其实都是活跃于当时艺文界的、具有高度自由创作意识的主力写作群，他们是「文坛」的中坚份子，作品原就散见于各文艺刊物；而各(性质相类的)刊物之间，也就很自然地分享着相近的作者群，彼此纵横交错，共同形构出「文化场域」的各色图景。对这些理念接近的文人而言，《自由中国》和《文学杂志》固然是重要的发表园地，但并不以此自限。特别是，若检视当时另一份始终宣称「不按牌理出牌」、具有强烈自主意识的杂志《文星》，便会发现：经常为它供稿的文艺作者，无非就是聂华苓、何凡、林海音、余光中、夏菁等人；其它以非艺文性稿件而与《自由中国》或《文学杂志》重迭的作者，也所在多有。此一现象，适所以提醒我们：若一味着眼于《自由中国》和《文学杂志》作者之「同」，从而认定「《文学杂志》乃《自由中国》的纯文学版，《自由中国》为《文学杂志》开了先河」，未免失之于见树不见林，并且窄化了《文学杂志》的重要性和开创性意义。

正是如此，本文无意否认《自由中国》与《文学杂志》之间的深厚渊源，但所关注的，无宁是二者之「异」──也就是在重迭的作者群之外，《文学杂志》是如何引进不同于《自由中国》，以及其它文艺杂志的异质成分，从而开展自我独特的走向，并循此完成它的文学史意义。显然，这些异质成分，正是源生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文/文学教育空间──台湾大学文学院；它的引进者，就是夏济安。

　　三

夏济安先生乡音颇重，讲学不畅，虽然满腹经纶，作为台大教师，课堂上正式授课并不十分成功。初入台大不久，甚至还有学生联名写信给外文系主任英千里，表示不满。可是他平易近人，博学风趣，尤其批改学生英文作文，每每点石成金，令人折服不已，因此不多时，便深受学生爱戴。尽管如此，他一生最大成就，毕竟不在现实的杏坛，而是藉由《文学杂志》，将学院中的研究与教学成果，成功地转化为阅读市场中的文化产品，让大学人文/文学教育，突破学院门墙的局限，面向社会大众，产生开放性的位移。

此一位移，首先反映在稿件取向及撰稿者的教授身份上。《文学杂志》兼收文学评论、翻译，与创作，但征用稿件，显然特重论着：

本刊欢迎投稿。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希望海内外作家译家，源源赐寄，共观厥成。

文学理论和有关中西文学的论着，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它们本身不是文学创作，但是可以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这一类的稿件，我们特别欢迎。

检视六卷凡四十八期《文学杂志》所刊登的篇章，篇数固然还是以各类创作居多，但每一期，必然会选择一篇极有份量的「有关中西文学的论着」，作为全刊开篇之作。如创刊号首排，便是劳干的论文〈李商隐燕台诗评述〉；之后二、三期，首篇分别是梁实秋〈文学的境界〉、Robert Penn Warren原作，张爱玲译〈海明威论〉。第四期的首排之作，则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以「白简」为笔名所撰写的〈魏晋文学思想的述论〉。同期，还有劳干〈论文章传统的道路与现在的方向〉、叶庆炳〈赚蒯通杂剧〉。《文学杂志》大量刊登台大中文系教师的古典文学论文，便是自此期开始。

除首排论文外，其它没有编排在首篇，同样极具重要性的论文，当然还所在多有。包括：夏济安援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论本地作品的重量级论文〈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一卷二期)、〈白话文与新诗〉(二卷一期)、〈一则故事‧两种写法〉(五卷五期)、白简(台静农)〈关于李白〉(四卷三期)、叶嘉莹〈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三卷四期)、Stephen Spender着，朱乃长译〈论亨利詹姆士的早期作品〉(四卷五期)等。这些论述或作或译，全数出自名家手笔，其中又以台大中、外文两系教师，占了绝大多数。如隶属外文系者，有夏济安、吴鲁芹、黄琼玖、张沅长、英千里、朱立民、侯健、朱乃长等；中文系有台静农、郑骞、叶庆炳、林文月、许世瑛、廖蔚卿、叶嘉莹、王贵苓等。此外，劳干、沈刚伯时为台大历史系教授，梁实秋、余光中任教于师大、东吴；再加上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夏志清、柏克莱大学的陈世骧、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高格(Jacoborg)，学界硕彦，可谓尽萃于斯。

事实上，能够拥有如此坚实众多的学界菁英作者群，正是《文学杂志》与当时其它文学杂志最大的不同处。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自着，抑或翻译，出自这些学院教授之手的篇章，多数与各人当时的任教课程有关，间或有个人学术研究所得者。以中文系教师为例，台静农长年开授「中国文学史」，郑骞开授「词曲选」、「小说戏剧选」、「宋诗选」；所发表的古典文学评论，都是当时所授科目中的讲授课题；外文系方面，夏济安、吴鲁芹、侯健三人先后都开授过「翻译」、「翻译与写作」、「小说选读」等课程；黎烈文多年来一直是「法文」、「法国文学」、「法国文学名著选读」的专任教师；黄琼玖开授「戏剧选读」；朱立民开授「美国文学」，他们在《文学杂志》发表的译作及评论，几乎都是以自己任教的课程为中心，衍生而出者。特别是夏济安，其英文译笔优美流畅，向为众所公认，创刊号以齐文瑜笔名，亲自操觚，翻译霍桑〈古屋杂忆〉，不啻现身说法，为所开授的「翻译」课程，作出最佳的示范性操作。

此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世骧。他的力作〈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将中西文学相互对照，不仅援引西方「静态悲剧」的观念来诠解杜诗，并以「新批评」的方法与文类观念分析〈八阵图〉，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拓新视野，《文杂》四卷四期刊出之后，影响深远。但事实上，这篇论述，乃是陈世骧当年在台大文学院的演讲稿──陈教授于一九五八年五月返台，两周之内，在台大文学院做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诗学的密集讲座，六月七日第三场，演讲的题目正是〈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

因此，当陈世骧的演讲以文稿形式，刊载于《文学杂志》时，其实正是以更具体的行动过程，呼应了前述中、外文系教师为该杂志撰稿的意义：大学中，无论是常设课程，抑是特邀的学者讲座，只是作为特定学院教育的一环，所面对的，原本仅仅是该院校中的学生。然而一旦将它文字化，并以出版品的形式进入阅读市场，遂无形中将学院的教育空间开放、位移至社会文化场域，使之产生更具延扩性的效应，如此，「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庶几可期。

与此同时，学院中年轻同仁及学生们的研习成果，也得以藉由这一经过位移后的开放性空间，公开体现。前曾述及，五○年代台大的「文学」教育，原就以兼摄中西为理想。中、外文系互相必修对方的文学史课程，合班上课，是为两系互动，提供良好基础。夏济安主编《文学杂志》，更增添双方合作机会。更何况，对于《文杂》，夏先生自始便期待「真正有现代的眼光，能融合中西，论评中国旧文学的人」，创刊号起，便多有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这当然需要中文学界大力支持。对此，台大中文系台静农、郑骞、许世瑛等资深教授都以身作则，共襄盛举；年轻讲师以叶庆炳先生最为热心，除不时自己提交论文外，还鼓励系内研究生投稿，发表读书心得。如林文月，当年仍是台大硕士生，她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所以频频在《文杂》刊出，叶庆炳先生，实功不可没。

此外，由于当年外文系大一国文课程，恰巧由叶庆炳担任，叶同时藉此帮忙发掘优秀的创作。现今的成名作家陈秀美(若曦)、白先勇、王文兴等，当年都是外文系学生，他们的小说，原先不过是当年的课堂习作，经叶推荐给夏济安先生，精心删修之后，才逐一于《文杂》发表。

当然，夏之审慎处理来稿，并不限于台大自己的学生，如名家林海音，同样对此感佩不已。然而对于学生，他总是格外用心，这当与夏对《文杂》的理念有关。与夏有师友之情的刘绍铭先生，曾为文引述夏的说法：

我办《文杂》非为名，更非为利，因此作为编辑的最大安慰是登载一些优秀的稿子。同学投稿，稿子太坏，退稿时双方不会伤感情。如果稿子还可以，那幺我可以替他动手术修改。我是台大讲师，责任是改同学的文章，因此即使在必要时删去一大半，他也不能怀恨在心。……

因此，「《文杂》内容虽常参差，然每期中总有一两篇上好的短篇小说，而好的短篇小说，常来自台大的同学」。 至于因为阅读《文杂》而毅然重考大学，进入外文系的白先勇，更生动地记下他主动找夏先生投稿的经过。

由此可见，从课堂讲授，到研习成果；从学术论文，到文学创作，以台大文学院为主的师生们，便是如此这般地经由《文杂》，将原先学院中的所教所学，推移到开放性的出版市场之中，为当时的文化场域，经营出深具学院性格的教育空间。在那个风声鹤唳，一切文艺以反共国策为依归的五○年代里，这一批来自学院的作者及其相关书写，无疑具有相当的异质性──而也正是这样的异质性，成就了《文学杂志》不同于其它艺文杂志的特色。它为贫瘠森严的文化场域引进新血，注入清流，不仅与当时的艺文界进行多方对话，树立了以严肃态度讨论文学的风气，流风所及，更为其后《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的发刊，产生深远影响。

　　四

如前所述，艺文界的自由创作者，以及学院中的教授与学生，共同构成了《文杂》的主要作者群。而当这些来自学院的教授学生，把他们的教学所得，移置到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性杂志之后，不仅《文杂》本身，已因兼括「教育空间」与「文化场域」二者，产生自我交融汇通的特色，并且以此一特色，与当时其它的文化社群进行对话。其中，尤以对于「现代诗」及「小说」的各类论述，以及相应而生的种种创作实践，最为可观。

现代诗方面，关于诗之语言、格律，以及所涉及的「浪漫」、「现代」美典之争，是为关注重点。此一系列的讨论始于《文学杂志》一卷四期梁文星(吴兴华)〈现在的新诗〉一文，他从诗之形式规律着眼，表达对台湾新诗创作之质疑与批判，随即引发不少回响，除了《文杂》自身持续关注外，《自由中国》与《笔汇》也相继出现响应文章。其作者群，来自文化界者，有周弃子、覃子豪、严明、言曦等，学术界者，则以余光中、夏济安为主力。如《文杂》一卷六期，即同时有周弃子发表〈说诗赘语〉，及余光中翻译艾略特〈论自由诗〉。前者指出，现代的诗固然应表现「现代的生活与情感」，而它必得要藉由一「固定的形式」来体现。后者则说明，所谓「自由诗」并非以没有体裁、不押韵或没有音步来作定义；且只有以「人为的限制」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由，才算真正的自由。这些讨论，显然对夏济安颇有触发。《文杂》二卷一期，他发表〈白话文与新诗〉；随即又在《自由中国》发表〈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主张诗人应重视白话文，并善用现代人的口语以创造新的节奏。此后，严明在《自由中国》发表〈试谈新诗形式上的问题〉；覃子豪在《笔汇》发表〈论新诗的发展〉，余光中在《文杂》发表〈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等，都是延续前述论题而做出的不同回应；而它的指向，正是在兼顾既有文化与语文特性的同时，追求具有「现代」特质的新诗美典。

此一指向，在《文杂》看重文学理论的编辑理念，以及强烈的「学院派」特质主导下，落实为作品实践与理论阐析的相互生发。四卷六期，《文杂》同时刊出夏济安仿艾略特〈荒原〉的一首诗作〈香港——一九五○〉，以及陈世骧针对该诗而发的论述：〈关于传统.创作.模仿——从「香港——一九五○」一诗说起〉，正是最典型的实例。夏诗藉香港摹写离散荒凉的现代情境，并且揉合「古文和旧诗里的句子，以及北平人和上海人所说的话」，和「欧化的句法」等所可能涵具的表现潜力，在语言上进行「集古今中外于一堂」的实验。陈文则出之以理论意识，对此进行多方解读。

以理论/方法意识去创作/解读具体文本，既是学院教师讲解示范性格的彰显，同时也再次呼应了《文杂》一贯的编辑理念：「文学理论和有关中西文学的论着，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它们本身不是文学创作，但是可以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如此做法，对当时艺文界其它作者的影响如何，或未可确知；但至少，日后《现代文学》诸多青年创作者有意识地参据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大师作品以进行自我创作，以及欧阳子以新批评方法解读《台北人》，都可在此一示范性操作中，找到渊源。

然则，若论及夏济安先生的文学兴趣，以及《文杂》对其后文学发展的影响，毕竟是小说重于诗歌，因此，《文杂》对于「小说」及因之衍生出的社会文化论述，或许更值得注意。大体而言，这些讨论包括学界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学之关系的各方探讨、学界与文化界因《红楼梦》而引发的对话，以及为了藉理论「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学者援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论台湾当代作家作品等。

其中，关乎中国社会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系由二卷三期居浩然〈说爱情〉一文首开端绪，之后，夏志清针对居文而发的〈爱情.社会.小说〉，于二卷五期刊出，二卷六期，并有劳干〈中国的社会与文学〉，都就此多所延伸发挥。而三卷一期夏济安〈旧文化与新小说〉一文，则可视为此一系列讨论的初步总结：「我们的新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必然是中西文化激荡后的产物」。因而，除了重新认识「旧文化」，参酌儒家思想之外，他对小说家的建议是「所需要培养的，是小说艺术」；而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士、康拉德、珍奥斯汀、D.H.劳伦斯、托尔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正是所以取法的对象。如此，「旧文化」与「新小说」，遂不仅不再对立，反而相辅相成，成为构成现代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

此外，三卷三期刊出刘守宜以「石堂」为笔名所撰写的〈红楼梦的对话〉，则意外引发学界与文化界的另一重对话。石堂文章的重点，原在论析《红楼梦》，但因文中以徐吁小说为例，引申出若干讨论，徐不以为然，故随即撰写〈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与小说里的对白〉，于《自由中国》十八卷四期刊出。该文并引起夏志清注意，据此再撰写〈文学.思想.智能〉一文，予以回应。

不过，由于《文杂》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近现代的中国文学，因此特别期待这方面的论述。然而，「以一个编辑论，这一类的文章最棘手。困难第一是台湾根本就没有几个够资格的批评家。第二，台湾没有产生过几本值得批评的好小说」。 也因此，夏济安遂在吴鲁芹建议下，亲自撰写〈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一文，于一卷二期刊出。该文援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就彭歌的小说《落月》做出极其细致深刻的评论，其重点，或许并不在评《落月》，反而是以此为例，以「论现代小说」为名，提供了年轻的写作者，符合「现代」美感的，创作的基本要领与琢磨求精的写作方向。为此，彭歌甚至亲自致函夏济安，表示：「自今而后数年间，《落月》或将月落无痕，然以弟意度之，大作则为必传之文」。

也因此，夏济安先生逝世之后，《现代文学》与《幼狮月刊》两刊物曾先后为他制作纪念专辑，编辑焦点不约而同地落在「小说」之上。《现文》〈纪念专辑前言〉，多方申言济安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小说创作及文学研究的意见外，文末并且再次强调：

小说一科，其说不小，里面有最深渊的人生道理，最高度的艺术成就。世界各国首轮学府的中文系早将《红楼梦》、《水浒》、《三国》奉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成百成千的外国学子都孜孜不息的在研究这几本中国文学名著，而我国大学的国文系，小说一科，尚付缺如。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尚且徜徉台湾大学门外，不得登堂入室。凭此一点，西洋学术界有理由讥评我国人文教育落后。本刊藉发行此专辑之际，重申夏济安先生生前对中国小说前途之关切，并要求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小说之重视。

《现文》为夏济安在台大外文系任教时之子弟兵白先勇、王文兴等创办，原以引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小说创作为主。但夏对中国小说高度重视的理念，显然也在此得到延续。「纪念专辑」之后，《现文》连续两期刊出夏志清〈《水浒传》的再评价〉及〈《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等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此后，夏志清先生英文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乃由《现文》逐篇译完刊出；三十三、三十五两期，并由台大中文系师生合作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即可视为以具体行动，响应夏济安的文学理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的研究论文，虽然不少出自年轻研究生之手，未必尽能掷地有声，但不否认的是，这些篇章都为日后学院中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而《现文》藉出刊「纪念专辑」呼吁学界「重视中国小说」，并且身体力行，刊载学界的文学研究专号，亦未尝不是标识着「文化场域」与「教育空间」辩证交融的发展进程：经由学院教育养成的文化工作者，进入文化场域后，返身再对学院教育提出建言，并以实际成果，反馈学院教育──而它的后续成果，亦可得见于九年后《幼狮月刊》所制作的「夏济安先生追思特辑」：该期出版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以Franz H. Michael的〈怀念夏济安——吾友兼同事〉为首排，继而选译夏济安〈《西游补》：一本探讨梦境的小说〉作为发端，之后所刊各篇，皆是来自于海内外学界研析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内容方面，从《镜花缘》到《儿女英雄传》；从《三国演义》到《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和《水浒后传》，无不包罗；撰文者则从资深学者夏志清、冯承基到年轻一辈的黄美序、董挽华等，亦同襄盛举。

《幼狮月刊》是「幼狮公司」旗下所属的刊物之一，与当时的「青年(反共)救国团」深有渊源。自五○年代创刊以来，编辑路线每每依违于政治、文化、学术之间，屡经转折。七○年代中期，它的「编辑委员」组成者虽然多为来自学界的青年，刊物内容也以学术性论述居多，但涵盖面广泛，刊载者未必尽属文学性篇章。该期以「特辑」方式，全幅刊载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论文，并明言以此「怀念夏济安先生」，堪称以另一型式，体现了夏济安与《文学杂志》之所以促发「文化场域」与「教育空间」往来互动的影响及贡献。

从《文学杂志》到《现代文学》，以迄于《中外文学》，所标识出的，正是台湾学院派杂志新传统的开创与传承──在对「文学」的坚持、善用学院人才资源以充实篇幅、提升杂志内容，以及重视中国文学研究等方面，夏济安的《文学杂志》诚然是赓续了先前朱光潜《文学杂志》的传统；但是，夏编《文杂》高度重视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翻译的做法，却使它为台湾建树了一个与过去迥然有别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不只是学院资源由台湾大学取代了过去的北京大学，也不只是创作上由「京派」品味转向体现台湾自身的文学风貌；更重要的是，长久以来，它充份运用了学院中的师生资源，藉由译介国外最新进的文学作品及理论以激发优秀创作，深化中、外文学界的学术研究，凡此种种，皆为学术界与文化界激荡出无比的潜力与活力，并无形中左右了战后台湾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走向──而这一点，也正是夏济安、《文学杂志》和台湾大学，在战后台湾文学与文化史上共同缔造的重大意义。

* 本文初稿曾宣读于2005年10月28-29日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举行的「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承夏志清先生提供修订意见，谨此致谢。(编者按：限于篇幅，此处只选发了论文的二个部分，并略有删节。特此说明并致歉意。)

1959年，夏济安以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再度离台赴美，进行教学研究，从此留驻美国，未曾返台。六年后，突发脑溢血，病逝加州。

褚昱志，〈五○年代的《文学杂志》与夏济安〉，《台湾文学观察杂志》第4期(1991)；杨宗翰，〈《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诗史〉，《台湾文学学报》第2期(2001)；陈芳明，〈台湾现代文学与五○年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关系——以《文学杂志》为中心〉，收入陈芳明，《后殖民台湾》(台北：麦田，2002)，页173-196；许俊雅〈回首话当年——论夏济安与《文学杂志》〉(上)、(下)，《华文文学》(2002)、(2003)；柯庆明〈学院的坚持与局限——试论与台大文学院相关的三个文学杂志〉，「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8-9日；徐筱薇，《台湾现代主义思潮之出发——以《自由中国》、《文学杂志》为分析场域》(台南：成功大学台文所硕士论文，2004)等。

这是刘绍铭论及《文杂》贡献时所作的总结：「《文杂》于今已停办多年，若对它的贡献来个总结，相信没有人会反对是风气的树立和人才的栽培。」见〈怀济安先生〉，原载于《现代文学》第25期，后收入刘绍铭，《吃马铃薯的日子》(台北：晨钟，1970)，页145-160。

〈谈本省教育〉，《公论报》(1948年7月6日)。

〈国内硕彦咸集本校‧风云际会盛极一时‧新聘教授近四十名〉，《台大校刊》第25期(1949)。

〈傅斯年先生传〉，《国立台湾大学校史稿》(2005)，页454-455。

《台大校刊》第38期(1949)、45期(1949)。

李欧梵着，林秀玲译，〈在台湾发现卡夫卡：一段个人回忆〉，《中外文学》第30卷6期(2001)，页177。

关于创办原委及刊行过程，可参见吴鲁芹，〈琐忆《文学杂志》的创刊和夭折〉，《传记文学》第30卷6期，页63-66。

朱双一，〈《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脉流〉，收入何寄澎编，《文化‧认同‧社会变迁：战后五十年台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建会，2000)，页95。其后陈芳明、许俊雅、徐筱薇等人的研究，皆从此。

参阅聂华苓，〈炉边漫谈〉，收入柏杨编，《对话战场》(台北：林白，1990)，页31-32。彭歌，〈夏济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学》1卷1期(1972)，页109。

〈致读者〉，《文学杂志》1卷1期(1956)，页70。

郭强生、林慧娥整理，〈《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对台湾文学深具影响的文学杂志〉，《中央日报‧副刊》(1988年11月17日)。

刘绍铭，〈怀济安先生〉，《吃马铃薯的日子》(台北：晨钟，1970)。

参见白先勇，〈蓦然回首〉，收入《蓦然回首》(台北：尔雅，1978)，页65-78。

刘绍铭，〈怀济安先生〉，《吃马铃薯的日子》(台北：晨钟，1970)。

彭歌，〈夏济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学》1卷1期(1972)，页 109-110。

《现代文学》25期(1965)，页2-3。

《幼狮月刊》40卷3期(1974)，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