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盟发展40年，世人瞩目，尤其发展到东盟＋3和东盟＋6模式后，更是令很多人看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曙光。但是，目前的“东盟＋”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即东盟小国无法领导地区大国走向地区一体化，一方面小国不具备凝聚地区力量的能力，二是小国无法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三是东盟对大国实施平衡外交，使后者彼此猜忌，难以投入到一体化事务中去。东亚一体化的前途只能是中、美、日三强共治地区主义，由三国联合领导地区发展。目前，形成三强共治的条件已经具备，中美日三国都改变了战略思维：中国默认日本成为正常大国的要求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主动邀美国共管台海危机；美国和日本默认中国的崛起现实，与中国开展战略接触。三国之间已基本形成战略平衡，以维护彼此的“经济共生利益”。
[关键词]东亚一体化 东亚地区主义 三强共治
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在第一个十年里，成员国互不往来，东盟形同虚设；第二个十年，东盟在解决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外交作用；第三个十年，东盟开始扩大，接纳了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并借助东盟地区论坛（ARF）将自身的外交风格延伸到了东北亚。这个十年里，东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而且战争和经济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东盟的影响在增加；第四个十年，东盟赢得新的发展机遇，并在1997年后开始组建“10＋3”和最近的“10＋6”（以下总称为“东盟＋”模式）。东盟取得的成绩令许多政界尤其是一些学者兴奋莫名，他们认为趁着东盟的发展东风，东亚地区主义的建立以及东亚一体化的目标已经不远了。[1]不过，作者认为这种乐观之见可以理解，却是一个误解。
“东盟＋”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小国领军，大国难投入
目前的“东盟+”模式是一种以东盟驱动的地区主义模式，即一群弱国布置一系列程序规范，并说服该地区大国接受且适应这些规范。[2]换句话说，东盟也好，后来的“东盟＋3”或者“东盟＋6”也好，是由东盟小国来领导地区事务的，这样，“东盟＋”成了一个矛盾共同体：一方面“志大”，想通过东盟小国实现地区化的整合；另一方面“才疏”，在一群小国主导的组织中，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不能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无力构建地区安全秩序；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东盟对大国施展平衡外交策略，导致大国无法深入合作。
首先，东盟国家不能调动“东盟+”成员尤其是大国全身心投入于地区一体化事业。大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往往对东盟事务分神。例如，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传统领头羊，但它认为地区事务与其经济和社会稳定只是间接关系，因而不应全力关注。日本在“10＋3”模式之前就与东盟互动频繁，但也心思难定，曾一度找各种借口把地区事务放在次要位置。最明显的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金融机构迅速撤离，迟迟未能复返。[3]由于众多国家主观上三心二意，它们不会把太多的资源和时间投入到推动“东盟＋”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去；在东盟这种“小国当家”的格局下，东盟内部成员无一具有凝聚大国的资质，这无疑阻碍了整个地区的合作。
其次，东盟国家薄弱的领导能力无法形成组织凝聚力，致使亚太出现了溢出一体化之外的“新双边主义”现象。近年，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东盟＋”的成员国进行内外穿梭外交，签订大量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转移了对“东盟＋”事业的关注。[4]例如，2002年新加坡与日本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二者又不断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新加坡与新西兰、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挪威、冰岛、瑞典等）、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美国等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与韩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而且，韩国又与智利、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订了类似条约。这些协定对东亚地区整合明显具有分化作用，把“东盟＋”的内部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牵扯在在一起，结成一个纷繁复杂的“双边贸易网”，成为“东盟＋”的替代合作安排。这既分散了各国政府发展“东盟＋”的注意力，又阻碍了东盟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贸易自由化步伐。
再次，对于如何处理亚太安全秩序问题，东盟国家一直束手无策。尽管东盟有良好的地区行为规范作指针，但东盟一直不能解决其成员国之间潜在的怨恨及因此带来的紧张关系，更无力协调大国之间的关系。东盟至少对下列问题显得力不从心：东盟国家内部边界争端和经济敌对、中日之间的诸多问题、中国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主权纷争、朝鲜核危机，以及环境恶化与治理、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有关的“内部”问题。东盟曾尝试借助东盟地区论坛来证明自己构建有效安全秩序的能力以及这个组织规避冲突的机制能成功地涵盖整个地区。但是，东盟地区论坛只能体现东盟国家达成的一致的外交战略倾向，它只管理问题，不处理问题。事实上，东盟地区论坛鼓励的各种部长级会议对各国考虑的安全问题没有太大积极作用。这从东盟地区论坛早期调解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由于许多成员国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部分主权，东盟也曾试图引导中国按东盟式的“多边”对话方式来解决危机，但中国并没有接受，而是自己选择通过“双边”方式进行磋商。
最后，由于担心大国抢夺主导权，东盟施展平衡外交，使大国明争暗斗、难以深度合作。为了驾驭地区事务，东盟试图使该地区的主要大国之间相互限制，为己所用。例如，东盟想借助美国和中国之手来缓和该地区内部的大量安全困境问题。一方面东盟想依赖美国防范和制衡日本、中国等地区大国，尤其是想采取“软制衡”战略，既接触中国，又试图拉美国制衡中国的权力增生；[5]另一方面，东盟担心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存在引起地区动荡，又想通过与中国扩大接触的方式抵消美国影响。[6]这样一来，东盟给予几个地区大国的待遇就变成了“利益均沾”：让美国相信它在该地区的利益大于其他任何国家，让中国感到自己的地区影响是至高无上的，让印度等国家参与到地区事务中来。[7]这是一种让所有大国都感到有身份和成就感的战略，但为了不得罪该地区的几个大国，东盟与所有大国的互动都是浅尝辄止，让谁也猜不透其战略意图，结果导致“东盟＋”模式不但没有成为大国合力推动一体化的平台，反而成了大国猜疑和角逐影响力的场所。
东亚地区主义需要大国领导，“东盟＋”应变成“3＋东盟”
表面上看，东盟通过“东盟+”模式把中美日三国纳入了组织机构，已经周全地考虑了各大国的利益需要和角色分担问题。但是，如前所述，“东盟＋”模式限制了东亚一体化的前景。作者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形成的前提条件必须是“3＋东盟”模式，即由三个大国来领导。历史地看，地区组织的构建和成功运转需要大国带动。比如在欧盟的形成过程中，法国、德国等大国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些国家的坚定信心直接消除了众多中小国对欧盟前途的担忧。同样，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也需要大国的联合领导，才能质变为全局的东亚地区主义。从现实看，具备东亚地区主义牵引作用的国家只能是美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都具备了领导条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日本的强大经济地位及其与美国的“同步外交”。
首先，美国为亚太安全秩序的构建提供保障，这是建设东亚地区主义的前提保证。尽管对东亚来说美国是一个“域外”国家，然而，鉴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特殊性，至少可以认为，美国对东亚而言，是特殊的“域外国家”。[8]美国是目前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它对东亚地区主义的领导条件是由其在东亚的现实地位决定的。众所周知，美国是东南亚地区安全和经济动力的主要提供者，其开放的市场和经济发展规模对东盟国家稳定和发展非常重要。东盟国家尽管对美国的认识非常复杂，但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离不开美国，并担心因被美国抛弃而不能控制自己的未来。另外，许多东盟国家认识到，美国不是一般大国，是特殊大国，具有对他国干预、干涉、操纵和指手划脚的习性。换句话说，东盟作为小国和后殖民国家组成的团体，仍需要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资源，而这些都与美国有关，受美国控制。[9]因此，从美国在亚洲管理安全秩序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角色来看，其领导作用无容置疑。
但是，从目前的东盟构架看，其他大国都参与进来了，只有美国被排斥在东亚安全共同体之外。[10]现在亚洲当事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一体化如何运转起来？美国不能参与进来，必然对自己的局外人身份耿耿于怀，试图通过与该地区的双边同盟关系抵消这一局外人身份带来的尴尬。最直接的后果，是美国政府运用手段来分化东亚区域一体化。比如，美国通过“东盟＋”中的成员国韩国和日本施加压力，阻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11]因此，如何定位未来美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诚然，在欧盟组织中，美国也不拥有成员资格，但由于其领导的北约的存在，美国实际上参与了欧盟安全秩序的设计。同样，美国并不会追求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的正式一员，但在亚洲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参与地区主义设计，以避免损坏其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
其次，中国是第二个对东亚地区主义具有领导资质的国家。中国崛起后，对东亚一体化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的现状而言，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和火车头（尤其在2004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所规定的“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不但为东盟提供了经济机会，而且加深了东盟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从而使东盟国家在战略上重新认识了中国重要性。从政治上看，中国崛起后，在东亚地区组织中具有强大的自信和愈加重要的话语权，已经成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创造了“本域突起”的地区治理模式，取代了半个世纪以来完全由美国领导盟国治理东亚的“外来侵入”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这一本地区兴起的强国而非“域外”身份国，已经成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维护中心，与美国共同成为本地区的稳定力量。中国的影响力可以从东盟国家的认识和反应中得到体现。一方面，中国在东亚地位的提升动摇了东盟作为一个集体组织处理地区事务的信心，东盟国家开始怀疑自己的领导能力，怀疑自己能否带领东亚国家依靠现有的制度达成更大的地区合作；另一方面，东盟国家担心，中国由于地区作用的提升很可能主导整个东亚地区，并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排斥其他大国参与地区事务。[12]甚至对于中国角色的担心和理解上的分歧，还导致了东盟国家内部对构建何种地区主义产生了争论。2005年12月的东亚峰会就曾围绕东盟成员资格出现过严重的斗嘴现象，东盟国家内部对于究竟按照中国坚持的“东盟＋3”模式还是按“东盟＋6”模式来推动地区主义而出现了分化。[13]
第三，日本的经济实力加上美日同步外交的增效作用彰显了日本在东亚事务中的作用。二战后，日本虽然无法成为政治及军事强国，而且从国际道义上讲，日本不具备领导东亚的资格。但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日本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和地区力量。即便今天中国通过高速发展成了区域经济大国，日本经济优势仍不可小视。我们比较一下2006 年东亚主要国家的GDP:日本为43674.6亿美元,中国为26301.1亿美元，东盟10国是10728.2亿美元,韩国是8882.7亿美元。[14]有了这样的经济优势，加上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依赖度不断加深。作为东亚第一经济大国，如果日本态度消极，东亚共同体就难以形成。在经济强大的同时，日本主观上也在向领导地位靠拢。自冷战以来，日本就一直在尝试以各种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东亚角色，试图通过对一些国家加大投资，与其进行技术、人力资源和安全战略合作，辅以公共外交手段，改变日本在东亚国家中的形象，以便在该地区获得与中国相匹配的影响力，[15]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此外，美日同盟关系的存在对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有助推作用。美国是亚太霸主国家，在它的亚太事务设计中都要搭上日本，这种“同步外交”现象无形中让东亚国家认识到，日本和美国的“合力”行动是东亚事务顺畅发展的前提保证，这从侧面彰显了日本在东亚事务中的“准领导者”身份。
“三强共治地区主义”的现实性
如前所述，东盟无力领导东亚地区一体化事业，而中美日又各自具备领导者条件。但由于日本的“历史身份”、美国的“域外身份”和中国“相对力量不足”问题，三强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东亚地区主义的蓝图只能由三大国联手设计，东亚地区一体化最可观的前景是“三强共治地区主义”。所谓三强共治，指的是由中美日三个地区大国对东亚地区一体化实施联合领导，借用“协商性外交”和“战略共管”的方式治理地区事务，重组该地区战略结构。
那么三强能否酝酿一种“共治”局面呢？从目前态势看，完全具备现实的可能性。权力平衡理论认为，吸引大国走向合作的目标有很多，比如共同意识形态和共同社会利益等。[16]中美日三国走向联合的共同引力来自“利益共生”，即三国之间已经形成的经济利益共生体。中美日三国间的贸易规模和依存度，不但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合，而且形成了巨大的三边经济钳制图谱，彼此难以割舍。这种利益共生格局，促使中美日三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战略思维：彼此宽容和默认对方战略部署的迹象业已显现，心照不宣地达成一种“战略平衡”，追求共同领导、各取所需这一殊途同归的目标。
其一，从美国方面看，其战略思维作出如下调整：在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前提下，充分介入东亚地区事务，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主动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确保其东亚战略部署的完整性免受冲击，为实现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
美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它的问题是世界问题，世界问题也是它的问题。在过去10年里，美国开始转变战略重心，正式承认东亚在其战略棋局中的重要性。1998年的东亚战略报告和美国在东亚作为“稳定角色”概念的出台，表明美国至少一样看重欧洲和亚洲。[17]美国战略思路的改变，首先表现在积极与东盟接触。从2002年10月美国与东盟宣布《东盟企业倡议》以来，美国与东盟的互动频仍，至2006年8月美国与东盟签署了一项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目前，美国正以该协议为基础，进一步推动美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而且双方自由贸易协定也在考虑之中。此外，美国还与东盟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在反恐领域的频繁沟通。
但是，作为域外国家，美国无法单独治理这个地区，必须与东亚地区大国协同行动，说到底就是与中国改进关系、加强合作，才能确保其东亚战略利益不受损害。在这种思维主导下，近年美国与中国的互动不但频繁，而且比以往更为主动。过去，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思维中，中美关系被定性为制衡与合作的复合关系。但是，现在合作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首先，中美首脑会晤不断增加。例如，从2005年5月8日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庆典上两国首脑会晤开始，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2005年一年内就会晤了四次；其次，中美两军关系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高层互访、院校交流、机制性交往均按双方商定的计划进行。例如，2005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并提议建立中美军事热线。2006年5月10日，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总指挥法伦访问中国，5月15日美军太平洋司令宣布邀请中国海军司令观摩美军6月17-19日在关岛举行的“勇敢之盾”军事演习；再次，美国逐步认识到，中美之间除了在稳定东亚地区安全局势方面的合作外，最重要的是确保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外交尤为主动，在美国提议下，中美先后于2006年12月和2007年5月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了两轮战略经济对话。总之，美国与中国的主动接触，一方面向中国表明，美国仍是东亚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也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比过去多了一份务实和坦诚。其真正目的在于保护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安全秩序，避免因中美龃龉或误判后的冲突而破坏这一战略部署的完整性。近年美国提出的“利益攸关者”概念正反映了美国与中国的互信基调。
其二，从日本方面看，它的战略目标是立志成为正常的政治和军事大国，拥有自己独立的防卫力量。为此，它的战略思维开始调整为：承认中国是东亚的领导力量之一，不再挤压中国，以减轻中国对日本政治和军事崛起的压力。
日本的地区战略是立足亚洲，放眼世界。日本的理想不仅是成为经济富国，而且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即正常国家。但日本清楚，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必须面对美国和中国的压力。“9·11事件”之后，为赢得日本对美反恐战略的支持，美国已明显放松了对日本军事要求的约束，因此日本真正的压力来自中国：日本的军事崛起必须考虑中国反应，实现联合国安理会“入常”梦想也需要中国支持。为此，日本的战略思维做出了调整。以往，日本附随美国大肆宣扬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意图不明，试图以此掩盖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动向，并与中国在地区贡献上竞争，阻拦中国与其争夺地区领导权。但近年来，日本在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开始默认中国的崛起，并以此降低中国对其军事和政治发展的压力。在中国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上，日本变得更加务实和明确。如最近几年，美日军事防御合作的加强使中国怀疑一旦对台湾当局采取行动，日本最终将与美国站在一起防卫台湾。但是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只要与美国保持当前形式的安全条约，它不会卷入到这种冲突中去。[18]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与安全事务上，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共生关系，它都会明显自觉地采取集体行动姿态，把中国纳入战略信任的框架。[19]前首相小泉曾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必须提高到与地区其他国家关系的水平，作为广泛合作计划的一部分；2006年，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强调在解决危机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地区稳定。这意味着，对日本来说，正面看待中国的实力和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既可缓和日本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有助于日本发展为地区领导的核心，使其如邻国所希望的那样承担起经济和安全责任。[20]2007年12月，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在访华期间表达日中两国合作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信心，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繁荣共同做出建设性贡献。这为中日合作领导地区事务注入了新的动力。
其三，中国的战略思维调整为：默认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为中国实现大战略减压；对美国由原来的“排斥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变成“主动邀请美国在东亚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的大战略是，对内实现和谐社会，通过和平发展手段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提高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新外交战略。中国逐渐认识到，要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东亚地区大国美国和日本的配合；而且，既然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美日同盟关系的现状无法改变，日本未来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趋势也无法避免，不如承认这种现状的存在，与美日合作领导东亚发展。在这种思维支配下，中国对日美两国改变了互动方式。对日本，中国除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外，还积极促成中日安全对话，使双方感到讨论安全事务非常愉快。[21]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尽管近年美日同盟关系不断加强，日本在军事上不断表现出急速膨胀的态势，在政治上极力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挺进，但中国尽量用冷静、低调的外交方式与日本互动，用理解的方式尊重日本的选择，既不阻拦日本对大国政治抱负的渴求，也不与日本进行军事竞赛。在中国的努力下，中日两国逐渐走向和解，而不纠缠于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另外，前些年，中国对美国从日本和韩国撤出军事基地将导致日本重新武装和中日关系走向对抗的担心，如今已大大淡化。很明显，中国想通过“警觉而渐进的和解”过程来实现双方更大的合作。[22]
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思维也发生了重要改变，一方面寻求提升与美国的关系，对美国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不再有敌意，更多地看到美国在该地区存在的正面作用；[23]另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内政事务外化处理”方式。近年，为了应付棘手的台湾问题，中国已学会借助外力，不再强调“内政问题不容外国插手”，而是接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主动邀请美国共管台海危机、共制台独。[24]当然，这种战略思维的改变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为中国自身防备日本节省能量。如上所述，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和趋势无法阻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欢迎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势必起到减轻中国盯防日本的重任，这同时也能迎合美国，因为对美国来说，美日同盟既是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监督日本的组织结构。
总之，在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中美日不是被领导者，也不只是参与者，而必须是联合领导者。中美日三国的联合领导而形成的“三强共治地区主义”，是东亚区域一体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和必然选择。如果说20世纪是大国斗争的世纪，那么在21世纪，东亚大国已经以新的模式迎来了新的合作曙光。
注释：
[1]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Pacific Review, Vol.10, No.3, 1997, p.319; Peter Kazenstein, “Regionalism and Asia,”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5, No.3, November 2000, p.361.
[2]David Martin and Michael L.R. Smith, “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1, summer2007, p.154.
[3]Mark Beeson, “South Asia and the Politics of Vulnerabil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3, No.3, 2002, p.560.
[4]John Ravenhill, “The New bilater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4, No.2, p300.
[5]Leszek Buszynski, “ASEAN, the Declaration on Conduc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5, 2003, p.353.
[6]Evelyn Goh, “Hegemonic Constraints: The Implication of 11 September for American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7, 2003, pp.77-79.
[7]Evan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29, No.1, winter 2005-6, p.147.
[8]见林利民：《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
[9]Alice Ba，“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ASEAN’s great power dilemmas”, in Evelyn Gob and Sheldon W. Simon, e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108－111.
[10]Robert Sutter, “Is a China-centered order marginaliz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Evelyn Gob and Sheldon W. Simon, e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pp.93-105.
[11]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42, No.3, 2002, p.453.
[12]Evelyn Goh, “Southeast Asia on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0, N.4-5, 2007, P.812, 817-818.
[13]Evelyn Goh, “Southeast Asia on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p. 817-818.
[14]刘少华：《论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能力》，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9期第40页。
[15]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Toky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Times, 2003, p.213.
[16]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81, 218.
[17]Richard H. Solomon and William Drenn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01: Forward to the Past?” Asian Survey, Vol.41, 2001, p.2.
[18]Julie Gilson, “Complex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Strategising Japan’s response to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17, 2004, p.76.
[19]Markus Hund, “ASEAN Plus Three: 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Skeptics Appraisal”, The Pacific Review, 16, 2003, p.385.
[20]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Northeast Asia 2006：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trategy，p.116.
[21]Michael Yahuda, “Chinese Dilemmas in Thinking about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Pacific Review, Vol.16, 2003, p.195.
[22]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p.121.
[23]Michael Yahuda, “Chinese Dilemmas in Thinking about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p.202.
[24]2007年12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美重申反对台“入联公投”立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美方此举表示赞赏，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制止台当局搞“入联公投”等“台独”分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