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对许多人来说，诗歌无关紧要。他们很少求助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弗罗斯特，照样可以做从前做的事。当诗歌遭遇比如音乐影碟、卫星电视这样更吸引人的竞争者时，当欣赏诗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相当程度的分析能力以及对诗歌传统的知识等要求时，人们不由得担心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能存活。

十九世纪时，司各特、拜伦、朗费罗等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他们的作品是畅销书，他们是公认的文化英雄。不过当时读者没有多少选择。认为诗歌受到大众的喜欢的观点或许是错误的。诗歌的叙述为人们带来快乐、催人奋进，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感受。民歌和歌谣同样得到人们的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音乐和诗歌是携手而行的。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些毛病。诗歌变得“难懂了”。也就是说，诗人开始表达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残酷分裂。庞德、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艾略特、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华莱士·斯蒂文森（Wallace Stevens）等人的诗歌对读者要求很高，里面包括众多文化指涉，其中的话题甚至在一九ΟΟ年代初期都是很少人知道的。比如，要轻松地阅读庞德和艾略特，读者需要有希腊和拉丁语诗歌的知识，那种学术水平对于过去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是很平常的，因为当时古典文学的学习是任何中产阶级教育的基石。但是对于二十世纪的多数读者来说，就未必如此了，到了今天，教育已经越来越民主化，对于经典的学习已经降级到少数热心人士。高度现代性的权威诗人的诗歌需要大量的注释。

但是诗歌能够给读者的生活带来变化。就我自己来说，我阅读和创作诗歌至少四十年了。每天早上起来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在早餐桌上打开的诗集，读一两首诗歌。我思考诗歌，常常在日记里做注释。读诗贯穿在我的生活中，给我的步伐添加亮色，创造感觉上的阴凉，而这些在读诗前是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时候，我记得某些诗行，甚至整首诗整天都在我的头脑中流动，就好像歌曲的片断。我坚信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的音乐，没有它的深刻智慧的话，我的生活肯定时非常可怜的。

人们倾向于忘记诗歌是智慧。最近我在摩洛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给我提及先知穆罕默德在他的格言集《哈迪斯圣经》（the Hadith）中也这样说。但是他也告诉我《古兰经》还教导我们诗人是危险人物，体面的人应该远离诗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他希望在理想国里限制所有诗人的存在，因为他认为诗人是撒谎者。在柏拉图看来，现实是深刻、完美的思想世界。物质世界代表了那个理想的反映，虽然总是不完美的。因此，对于大自然的艺术表现总是对理想的偏离，是让人怀疑的。

但是柏拉图对于诗人还有其他的担心。在《理想国》中，他抱怨说他们倾向于用无益的方式煽动读者的感情。他们挑动读者的“欲望、愤怒、以及其他感情，渴望、痛苦、欢乐等。”他说“诗歌不是让感情干涸，而是给感情添加燃料和营养”，而只有“上帝的赞美诗和著名人物的称赞”才值得读者阅读。法律和理性要好多了。

尽管柏拉图没有完全贬低诗歌艺术，但他对这个行当充满怀疑，从此后诗人很少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感到舒服和自在。甚至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柯勒律治、济慈、雪莱、华兹华斯等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不十分受人尊重。最近的诗人比如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嘲笑他们的国家。诗人身上有桀骜不驯的天性，并不是社会餐桌上招人喜欢的客人。

老师和教授长期以来认为诗歌是课程非常有用的组成部分，诗歌成为文化的核心，最后领地之一就是课堂上。在一定程度上，诗人被学术村落“驯化了”，被迎接到小树林。弗罗斯特是第一个在校园受到热烈欢迎的诗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教书，也曾在其他地方短期任教。最后几十年他在全国各地巡回出现，在大学里朗诵诗歌或者做报告。他坚信诗歌是在重要的方式上影响人们心灵的手段。

弗罗斯特在他最好的文章之一“诗歌教育”中说，了解诗歌运作过程是训练智慧必须的过程。他甚至建议除非你能熟练地使用比喻，否则就不是安全的。因为你不能舒服地接受比喻的价值，“你不知道你可以期待乘坐它飞多远，不知道什么时间它会把你摔下来。”这是非常大的主张。

诗人确实提出大主张，而且往往有点夸张。在“为诗歌辩护”中，雪莱的名言是“诗人是世界上没有被确认的立法者”。我更喜欢后来的诗人乔治·奥朋（George Oppen）做的修改，他说“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

我并不特别希望诗人制订法律或者统治世界。在多数情况下，在这些公共领域他们的表现很糟糕。诗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人都生活其中的智慧和感情的内在世界。诗歌支持这个内在的世界。1942年世界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斯蒂文森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了二十世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变得“如此暴烈”的事实，他简洁地把诗歌定义为“从内部出现的暴力，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它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从最终的分析来说，它似乎和我们的自我保护有关，毫无疑问，诗歌表达文字的声音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

现实的压力确实是巨大的，但是诗歌提供了一种抗压力，把试图吞没和消除个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诗人以从前没有被确认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当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倾听静静的小小的诗歌声音，这个声音和庞大的文化喧闹和社会的爆炸声形成强烈对比。

我总是向学生把诗歌定义为足够描述经验的语言，描述包括内部的河谷、高峰、广阔的平原在内的充分经验。它表达微小的思想声音，描述苏格兰诗人和学者阿拉斯塔尔雷德（Alastair Reid）在一首可爱的诗歌中称为“零星的迹象、征兆的瞬间”的东西。人们不指望诗歌能改变世界。奥登（Auden）在写济慈挽歌的时候写到“诗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它不能改变股票价格走向，不能劝说独裁者下台，也不能总是把群众送上街头抗议战争或者呼吁经济正义。它以静悄悄的方式起作用，改变读者的内在空间，在他们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细深刻，为他们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

语言让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存在。我们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达手势、做出声明和请求、表达感情、论证观点、得出结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精确和具体，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在《自然》中，爱默生认为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他提出了值得考虑的三个原则：

“文字是自然事实的符号。”

“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

这些命题形成了某种追求形而上学运动的平台，仔细研究自然以发现精神生活的迹象。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文字显示自然事实：“岩石、河流、小鸟、云彩”。跳跃出现在第二个命题，假设一个精神世界。我认为，人们可以在这里超越精神性的传统概念，承认一个深刻的内在世界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管宗教信仰如何。我想到的诗行杰拉尔德·曼尼·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啊，思想啊，思想时有山和瀑布的悬崖峭壁，可怕、陡峭、深不可测。”

思想有高度和深度。多数人都能认识到它们，充满敬畏地看到其可怕的威严。那是人们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的精神领域。最后自然变成了爱默生的“精神的象征”，诗歌本身体现了那个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庞大的内在世界，用形象和短语占满了空间，为个人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我不能离开诗歌而生活。它帮助我生活得更具体、更深刻。它塑造了我的思想，活跃了我的精神，为我提供了忍受生活的新方式（这里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甚至让我能够享受生活。

作者简介：

杰恩·帕里尼（Jay Parini）小说家，诗人，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英语教授。新著《诗歌为什么重要？》今年四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自：“Why poetry matters?”by Jay Pa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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