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邓小平一语“不争论”终结了对“左”与“右”的无谓纷争，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航程；

二十年后，“左”与“右”又以新的面目拉帮结派开始了剑拔弩张的争论，以至于中国社会开始呼吁改革共识。

诚然，没有共识就不可能有合力，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革。但是，今日的中国还能再度宣布“不争论”吗？还能再度通过“不争论”获得改革的共识吗？

这是一个有意无意在回避但又实在回避不了而必须直面的问题。

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在市场化的社会中，争论是最不划算的。除了一些吃饱撑着没事干或心中有一些小九九的人之外，现在的中国社会应该不会有人喜欢争论，大好时间用于争论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大多数的老百姓还不如忙里偷闲多挣点钱养家糊口或交银行房贷呢。

就社会管理者来说，也不希望社会上有太多的争论，万一争得面红耳赤、话不投机、擦枪走火、大打出手，岂不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和谐稳定大好局面。

但事实上，中国社会近些年来争论不仅没减少，反而有渐长之势，而且争的动静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争论没有避免也不可避免？因为争论从来不是为争论而争论，言语争论、主义之争背后是利益之争、地位之争。

首先是利益不同。今日的中国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社会群体在分化，社会利益也在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有些群体获得的利益就是别的群体失去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争论其实就是在争利益。改革往左边走走，甲方就可能腰缠万贯；改革向右边靠靠，乙方马上扬眉吐气。

别看现在一些争论的议题好像很宏大，也很抽象，你说“普世”他讲“特色”，你要“宪政”他给“文化”，其实背后是对不同利益的追求与捍卫。甚至当大家谈论的都是“民主”，呼吁的都是“自由”的时候，说的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相同的话语背后是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诉求，而且这些诉求往往是大相径庭乃至水火不容。

其次是位势不同。社会不同群体因改革而导致了社会地位的分化，但在社会中位势的不同将直接使得“中性制度”具有了“非中性结果”，也就是说有的群体得利，有的群体受损。这使得对任何的制度安排都将产生争论，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实践中事实上是空话一句。

铁道部最近搞了一项改革，可以在网络上买火车票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或者说至少不是一件坏事情，可铁道部不仅没有收获预期的好评，反而引起了农民工的不满。是农民工故意找茬吗？不是，农民工的质疑很真实也很有道理。过去在窗口排队就算排通宵也还可能买到票，现在到窗口再也买不到票了，早被那些能上网的群体用鼠标点走了。农民工有的是时间去排队，但他们没有条件也没有技能整天挂在网上。我起早贪黑买不到票，你足不出户就拿到了票，这样的制度变革究竟是公平了还是更不公平？谁能给说道说道。

一个小小的火车票购买制度尚且如此，那些涉及产权乃至人权的大制度又怎能脱离开“非中性”的干系。

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本来就有三六九等，那么不同的利益获取、不同的地位状况也不会引发争论。关键是现代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任何人不管他是贩夫走卒还是精英权贵只要进入这个社会共同体，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作为“公民”都是相同的，社会必须保证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且每个公民也都已经自觉和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努力去争取和维护之。

当前两个“不同”遇到后一个“相同”的时候，争论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的争论是想抹杀也抹杀不了、想压制也压制不住的。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争论不体现为思想上的争论，或者说不能体现为思想上的争论，就会变为行动上的争端。前一段时间的乌坎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仅靠争论是达不成共识的

争论是必然的，争论也是必要的。但争论并不必然是积极的，仅靠争论是达不成共识的，尤其是没有休止的争论。事实上争论往往不会自动停下来。

这就需要“不争论”。

不争论是如此的可贵，以至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当仁不让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大家注意，邓小平是很谦虚的，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中国改革的大幕，这么重大战略举措的发明权，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让给了小岗村的农民。但当面对“不争论”的时候，说得这样的斩钉截铁：“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言之谆谆又掷地有声，可见“不争论”在邓小平心中的地位，“不争论”对于中国改革的意义。

但是，中国社会改革二十年后，促成当年不争论的条件，今日已经不再。

二十年前邓小平说不争论中国社会就不再争论，有两个条件：一是邓小平的权威。作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政治事实上的核心人物和主心骨，邓小平是可以做到一言九鼎的，哪怕他说得不对（实践证明邓小平说得是对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改革设计的蓝图是完美的）或大家暂时不理解也不妨碍遵照执行；二是改革的红利。当时和随后的中国社会正是改革走向帕累托状态的过程中，改革的成本和代价暂时被遮蔽和延后，所以全体中国人都能有或多或少的收益，或快或慢的改善。既然大家都得到好处了，还有什么理由不闭嘴？

二十年后的中国，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强人了，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虽然从政治文明进步的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毕竟花哨的理论不如管用的实际更实惠（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精明的）。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运行，改革的红利已经释放殆尽，而改革的成本与代价却逐渐开始连本带利显露。现在乃至以后的很多改革往往成为了从一个群体腰包里掏出钱来给另一个群体，让甲群体辛劳耕耘乙群体坐享其成。这样的情况下，相互对立的群体之间怎能不争论？

尤其现代科技发展又给争论平添了很多便利，让争论的效应成几何级数的放大。互联网络可以把相隔千山万水的人连结在一起，手机微博让人可以随时随地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市场化的社会，名声也是资源，管它是善名还是恶名；粉丝就是力量；无论是活粉还是僵粉。当争论能出名，当争论能带来金钱美色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耐得住寂寞、抵御得住诱惑？

但争论走到这一步，争论就被异化了。

现在中国社会参与进争论的人不是就观点、认识、方式、方法去争论，而是先划分派别，先结成盟友，先贴上标签。属于自己这派的，脓包也是鲜花；不是自己这派的，黄金也是粪土。文明社会是不应该骂人的，但当自己的同志泼妇式骂街的时候，支持者却说骂汉奸有什么错，骂还是轻的；抄袭是学者的死穴，可咱们的朋友被发现有这个毛病的时候，盟友们马上讲引用不是抄，哪怕大段引用不带引号也不能算抄袭而是向原作者“致敬”。实在讲不过去了，还有一招，你们的人不也抄袭了么，大家彼此彼此。

最近，有家网站搞一个活动，把平时在微博上隔空对阵互相争论的双方请到一起，本想搞个将相和，结果对阵双方都不买账，据说现场就赤膊上阵动了老拳。当为了捍卫自己那点已有的利益的时候，是顾不上斯文的，礼节又算得了什么东西。

更有甚者，本来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好东西是双方都需要的也都认可的，但很不幸被对方占了先机拿去当招牌、当武器了，另一方为了表示同仇敌忾就索性大泼脏水以划清界限。意识形态本来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当意识形态反客为主自给自足的时候，就会走火入魔甚至损害原先自己维护的经济基础。

这就是今日中国社会争论的现实，虽然这实在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状态。

共识背后是共同

正因为争论达不成共识，也产生不了积极的成果，所以社会上就有一种超越争论的冲动。这种愿望不错，但也仅仅只能是愿望罢了。

超越不是左右各打一耙，超越更不是抹杀左右。左右之争的形式很无聊，但左右之争的问题是真问题。真问题得不到真解决，何来现实的超越。

何为左右之争的真问题？社会群体已经从分化走向了隔阂、疏远、分裂与对立。

我们现在常说社会结构铁板一块是不好的，阶层分化才是进步的。这个判断没有错，但需要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分化是在一致基础上的分化。用我们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不管怎么分化都是人民内部的分化，不管什么阶层大家还都属于人民这个大范畴。

只要都是人民，就不能这一伙人民占有另一伙人民的劳动，不能这一伙人民侵蚀另一伙人民的权利。人民之间会有差别，人民之间也能流动。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而且这一天还不太远。

但当先富起来的人挖空心思想把财富固化下来，握有权力的人通过萝卜招聘、定向提拔的时候，当普通家庭的孩子奋斗18年也不可能与他们坐下来喝一杯咖啡，甚至当农民的孩子都不准备再上大学、4年大学后依然是农民工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是否还会把对方当做人民，当做大家原本是一体的，当做大家还是同类，就大有问题了。

现代社会不太愿意用“阶级”的概念了，笼而统之都喜欢用“阶层”来说事。可是如果我们社会阶层实际状态的差别已经远远超出了阶层本来意义上的差别，就算名义上用的还是“阶层”的说法，此“阶层”早已不是彼“阶层”了。

现在一些地方提出要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初衷可能也是为了阶层弥合。但问题是取消“农民工”的称谓并不等于就没有了农民工，如果没有体面的工资收入，没有起码的社会保障，没有与所在城市居民大体持平的福利待遇，不能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下来，就算给一个“三世大老爷”的称谓，对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同一个世界未见得同一个梦想，没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何来共同的梦想、愿景与共识？

共同的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在生产方面能共建，分配方面能共享，而这又需要社会主体的共同性。

因此，如果说此前的改革是要通过社会群体分化，在“你们” “我们” 与“他们”的分别中求得活力与动力的话，今后的改革则需要通过社会群体的整合，重新把“你们”、“我们”与“他们”化为“大家”以求得合力与向心力。

当一个社会的群体就是“大家”的时候，还用去担心没有共识吗？改革的共识就是也只能是“大家”的共识。

如何化“你们”、“我们”与“他们”为“大家”呢？和平状态下的社会要靠让渡、靠觉悟。

权力意味着责任，财富与知识同样意味着责任。既然既有的社会制度与运行方式是有利于权力所有者、财富所有者和社会精英的，我们就有责任为那些在既有制度框架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提供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并且通过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让他们与我们站到同样的起跑线上，而不能假痴不癫、贪得无厌、涸泽而渔。

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变成和我们一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变得与他们一样。

毕竟大家同在一片蓝天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