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2月22日（周日）下午3：00
地点：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一层
主讲人：刘光溪博士（龙永图部长特别助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常务副会长、首届十大杰出外事青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政策咨询专家、入选中国青年杂志社2000年12月评选的“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发展进程的一百位杰出青年”、入选湖南卫视在全国组织评选的“最具责任感的十大新锐人物”）
讲座内容：
各位老师、同学，今天下午我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北大就中国入世以后面临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经过16年艰难、曲折的跋涉，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夙愿，终于跨进了世贸组织的大门，成为国际经济大家庭的一名正式成员。可以说，加入WTO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有两千多万家，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干力量，因此，研究中国企业就必须研究中小企业，关注中小企业、为它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
今天我就想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中国入世的基本情况。经过从1986年到2001年整整16个年头的艰难谈判，我们中国正式成为经济联合国的一个成员，这一伟大的创举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原来我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比喻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第三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这一点也不过分。今天我也想讲一下WTO的三个特点。1991年的时候我曾经把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比喻为“经济的联合国”，后来这种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为什么WTO越来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体呢？我觉得一共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47年夏天，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战后美国和英国要发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当时西方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它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IGO（国际政府组织），但是迫于美国国会的阻挠，最终国际贸易组织胎死腹中，结果到1947年在日内瓦由28个创始缔约方协调一致，成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大家知道，一战和二战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巨大的悲剧，那时候各国、各地区之间都是相互保护的状态，而且还打贸易战，结果导致了空前的世界大战，所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必需的。过去要打开一个国家的国门就只能靠“炮舰政策”，我们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就是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对我们的冲击，正是为了避免国家之间相互采取敌对政策，为了各国能够心平气和地就大家共同面临的经济、贸易、技术、投资问题进行交流、沟通、谈判，以期最后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美国等才发起成立了关贸总协定。
关贸总协定就关税的降低、关税约束以及贸易发展问题达成了一致，并且得到了所有的创始缔约方的认可。我们可以把关贸总协定创始之初的情况和今天的WTO联系起来分析，WTO的使命就是就成员之间的关税、贸易等诸多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摩擦、沟通、交流、融合，最后找到一个结合点——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共同理念，然后由世贸组织根据谈判形成的结果确立其基本规则。所以我始终认为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由原来的贸易报复、反报复发展到今天的双方“战平”，WTO的成立是人类寻求经济发展、经济融合和贸易合作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时候在内容、作用上都继承和发展了关贸总协定，它的作用、职能以及对各国、各地区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都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它是一个“经济上的联合国”，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是相对于联合国而言的。
1971年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而在政治上被纳入了正统的国际社会，但是中国在经济联合国当中一直是个“门外汉”，没有能够取得进展，虽然80年代初我们就获得了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地位，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才要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进行到底，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从广义来讲WTO的职能和作用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了，已经远远超过了联合国的工业发展组织、发展计划署等分支机构，而且比一些专门的经济组织，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影响还要大。世界银行主要是负责借贷业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对国家之间的货币汇兑实行协调，WTO的作用则在于处理几乎全世界范围内的与贸易有关的关税减让、贸易自由化等问题。
同时，从狭义来看，WTO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大呢？我想我们应该先来认清几个根本问题：第一，它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如果说世贸组织的法律是“老子法”，那么成员的法律就是“儿子法”，而香港这些行政区的法律就成了“孙子法”了。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所以WTO也不可能凌驾于任何成员之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其议事规则是协商一致，144个成员不论大小、强弱，每一个成员都拥有一票否决权。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一共有了五十三年的发展历史，在这五十三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次是一锤敲定、全体一致同意某项决议的历史；其次，WTO秘书处本身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没有直接干预贸易争端解决的权力，也没有作出决策的权力，它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144个成员国的贸易部长以及各成员常驻WTO的大使、代表手中。
所以世贸组织说白了就是一个秘书处，它为谈判提供场所、负责为各个成员的贸易代表作谈判结果的记录、内容的总结、协议内容的起草等等，而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由WTO的官员们来制定协调和管理贸易的规范等，其制定规则、作出决定、直接参加贸易，争端的权力都掌握在各成员的贸易代表手中。世贸组织的总干事叫做“secretary general”，其实他什么权力都没有，就连联合国的秘书长也没有多少实际作用，WTO总干事就更是无权了。世界银行等组织的一把手都有决策权，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把手叫总裁，他的身份和职权跟银行行长非常相似，而WTO的权力则比较分散。再次，我们说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经济组织，是指它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组织，实际上，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WTO从过去的实力外交逐步走向以规则为基础的谈判外交，这也说明它正在走向成熟和逐步完善。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WTO的基本原则说到底就是市场经济，中国入世就是“入了市场经济的世”，面对入世，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作、来管理我们的企业，这就是最好的应对方法了。就当前中国经济生活来看，如何迎接WTO的挑战，或者说如何充分利用入世以后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甚至是机遇，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中国的市场化的改革能不能在今后的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初步建立起来法制、理念、信誉以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这是我们迎接入世最好的一项工作，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加入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WTO会为中国参加世界经济的发展、融入全球化的潮流提供一个平台。可见，归根结底，WTO只是一个平台，它为各国、各地区提供一个活动的空间，至于演什么戏，怎么演，或者由谁来扮演主角，都不是取决于世贸组织，而是各成员国的综合国力极其政策取向。
再举个例子，去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大概2%，而中国对美出口占我们总出口的28%，而且今年还有可能超过这一比例。虽然中国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无比的市场，但是如何把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还需要几代人的奋斗，从上面的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大，更需要美国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当今的“经济联合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民族，不管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非常看中美国广阔的市场，只要能进入美国市场，其产品的质量认证等都要上一个档次，这是我们搞外贸工作的人感触最深的。总的说来，WTO仅仅是一个平台，而不是活动的主角，它的秘书处说话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其政策一般来说都是比较中立的、在外交上也是很笼统的，总干事也只是发表一些热情洋溢的讲话而没有什么实权。
WTO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基本方向所提出了很多原则，我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五项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互利待遇，这是世界贸易组织五十三年来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不完善到完善、由没有生气到充满经济活力的内在根据。它可以为我们中国政府转变政治职能，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从这一点看来其意义尤其深远。第二个原则就是“公开透明、统一实施”，所以中国入世后要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法规行为和执法、执行政策行为。具体说来，就是要看政策法规的制定是征求了专家和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还是由某几个部门的某几个领导人来决定的；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是不是遵循了“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原则。“公开透明”的原则有三个要点：不公开的不得实施，不提前公布的不得实施，不正是公开的也不得实施，WTO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对各成员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我们把它叫做“想法贸易”，英文叫“trade in ideas”）进行协调。
第三个原则就是“开放市场、企业改变”，这是结合WTO的协议内容和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所总结出来的。“开放市场”，就是要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开放过去被个别人所垄断的各种服务行业，像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和基础建设，以及旅游、单向服务、会计师、律师，包括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等等。我认为开放市场是最难作到的一点，对外开放的同时，我们往往会忘记了对内开放，必须要作到两个层面上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市场搞好，政府的职能才会有所转变，市场经济才能成为真正主导的经济。
第四条原则叫做“减少单一”。 WTO的492项协议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税减让和扩大贸易合作的，其内容及其广泛，涉及到了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国要入世，首先就是政府要入世，首当其冲的并不是我们的企业家，而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体制如何加以实现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多制定些法规，少制定些政策，多确定一些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法令和法规。美国就很少讲政策，它是用法规和法律来规范国家的纪律的，我提倡中国也要把政策经济转向法规经济、把审计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把产品经济转向法治经济，这是中国入世后经济方面必须要发生的三个变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市场要自然而然地成为经济生活和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市场能不能成为主体，关键在于有没有大批的企业家来支撑。因为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细胞，如果细胞萎缩了，那我们的上层建筑、政府管理体制就没有了生存的基础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上面这几项原则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具体情况下，我们也要采取灵活的方针政策，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第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团结强调例外、在规则中强调灵活。WTO继承了关贸总协定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效的经验，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规定了有差别的、更加优惠的待遇。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照顾，同样一个目标，对发达国家规定的时间是三年，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规定的时间可能是六年甚至十年，对中国也是这样。中方在十六年的谈判中一直坚持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要收到特殊的照顾，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中小企业和政府官员要对得起我们的谈判代表团，争取用较短的时间做好准备，转变企业制度、改变营销战略、扩大市场规模，以适应开放后的经济形势。WTO各项协议的基础就是原则当中有例外、例外当中有原则，这是这种作法确保了它的生机和活力，如果一味地强调原则而不讲求灵活性，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加入这个组织了，所以WTO允许各成员采取合理合法的、经过组织许可的保障措施，这一精神贯穿了其整个协议的始终。
那么，中国入世以后，在政府的管理体制、企业的运作、市场经济的建立方面以及在相配套的改革方面，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呢？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加入WTO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必须要搞市场经济，我们从1987年到现在一直在谈“市场经济”这个词，但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还是市场体制的转变，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不完善的。入世后，中国就有了履行关贸总协定相关规定的基础和条件，但是西方有很多国家还很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来履行成员方的义务。为此，我们的谈判代表专门花了将近六个春秋，来论证中国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的理论误区方面获得了突破，认识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所以也逐渐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了。二，要检验其经济体制和贸易环境是不是符合关贸总协定的基本要求，是法人治国还是法律治国。中国现在提倡开放的法治市场经济，就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要改变长期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一套循规蹈矩、落后保守的习惯，培养公民的市场意识，并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三，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央央大国，只要我们能够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解放中国的人口，那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政治的和平、文化的繁荣会是多么大的贡献啊！可是现在我们明显已经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了，甚至可以说已经退出了经济发展的大舞台。所以我们要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必须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规范我们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
本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市场经济达到了一定阶段，“复关”也罢，“入世”也罢，都会成为一个很顺理成章、非常简单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入世的谈判却持续了十六个年头，并且在国际社会激起了千层浪呢？像阿尔巴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等等很多，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都不像我们的那么艰难，它们的入世议定书只有两三页纸，中国的入世一揽子文件却有865页纸。当然，我们国家的确是一个很庞大的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是我觉得“大”还不足以说明其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太特殊了。怎么个特殊法呢？我记得中国入世工作组的主席的秘书哥特勒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在总结自己十几年参加中国入世谈判工作的经验时说，“China’s case is very very specific.”这里他用的是“specific”，而不是“unique”，“unique”在英文中的意思是说特殊的比较好，有特殊的品质和内涵，如果说是比较难办的“特殊”，含有一点贬义的意思时就应该说“specific”了。
具体说来，我们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皇朝的统治，即使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又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和军阀混战，后来又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一诞生就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历史的误会，使我们不得不学习了苏联老大哥的那一套高度融合的计划经济。而“苏东坡”的现象又充分说明了这种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经济是什么？就是少数的政治精英满以为自己的才华胜过千百万人的才华，满以为自己的大脑胜过市场经济的大脑，满以为计划经济胜过市场经济，满以为“看得见的手”胜过“看不见的手”，所以想标新立异、走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最后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社会生产的倒退。所以，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逐渐走到正轨上来，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哲学、信誉经济的理念离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还很遥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关”和“入世”本来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就是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吗？就像加入一个俱乐部就是要按照俱乐部的规则办事，履行义务、享受权利就行了，可是我们入世却在全社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搞过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搞市场经济，是我们近二十三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客观公正地对待人民、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社会财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然后我们就进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这个时期整整用了14年，可是我们谈判的时候西方人就是不知道什么叫“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制度，他们不相信我们搞的这一套，他们觉得一个主观的东西和一个客观的东西不可能结合在一起，所以中方代表解释来解释去，最后只是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89年6月以前，中国人无论说什么，西方人都听不进去，虽然我们国内进行了治理、整顿，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扩大了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对我们似乎有成见。而且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词汇，比如说“指令性计划”、“国家定量”、“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都很难直接翻译成英语，即使翻译出来了，外国人也看不懂，他们都说单个的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连成词组或句子就不懂其含义了。举个例子，我说“Planed comodity economy is our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 today’s China.”就是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中国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他们来说就很费解。如果没有经过谈判，没有摩擦与碰撞的话，就不会有思想火花的产生了，正是在谈判中，才产生了这么多的青年俊才，他们对我们国家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进行了深刻地比较，从而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外，要把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经济体的中国纳入以市场经济的法则为基础的WTO当中，当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也是我们入世谈判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国际社会也很关心中国的前景，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等这些发达国家以及很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阿根廷、墨西哥、埃及等，它们都很关心中国“复关”或者“入世”究竟会对它们的既得利益或者说对全球利益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机遇，而是一种威胁，这种观点从美国逐渐传到我们的周边国家，其后果是及其恶劣的，因为中国正在崛起，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对外环境。江泽民总书记在总结中国入世这场意义重大的谈判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真是高屋建瓴，他说“中国入世是中央充分考虑了国内外形势、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一个良好的对外环境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什么叫“对外环境良好”？就是要遏制“威胁论”的传播，这也是我们复关和入世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考虑。
为什么入世有利于遏制“中国威胁论”的传播呢？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来讲，如果一个国家市场开放、经济发达、法制规范，并且遵守国际惯例、国际准则和通行的国际纪律的话，它再发达、再壮大，对世界也不会构成威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入世就是要向世界证明我们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入世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各国将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难得的与我们国家的工商界朋友进行合作的机遇。
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西方提出的“要价”经常发生变化，由此中方的“出价”也常常是变动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在深化、开放在扩大，经济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所以他们觉得中国的市场就像牙膏一样，再“挤一挤”就还能挤出点东西来，因此在谈判中他们总是要求我们达到最好的标准。中国人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一点呢？我就常常跟别人说，“牙膏挤出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说我们中华民族被迫作出让步，即使没有入世谈判，也应该这么‘挤牙膏’和‘掏腰包’，因为挤出来的‘牙膏’和掏出来的‘腰包’是中国建立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本身就需要的，只不过是WTO让我们更快、更规范、更加有时间概念地向前迈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并不是说中国在谈判中是被迫作出了承诺、作出了很多牺牲和让步，其实并不是这样，归根结底，入世肯定会加快咱们经济的发展和进一步走向成熟、完善。
还有一点使我们国家入世谈判用时长久的原因就是，跟关贸总协定相比，WTO协议的内容大大扩大了，中国想像1994年以前的谈判那样利用“复关”为跳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完全不可能的。从95年开始我们的谈判就变成了“入世”谈判，虽然与“复关”谈判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总的说来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过去我们只需要谈关税问题，谈怎么减让关税、怎么取消不规范行为，到后来就有了知识产权、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等问题，谈判层次和台阶都比以前提高了。台阶的提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表明入世难度加大了、要价更高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登堂入室”的可能性增大了。不要老以为层次提高了意味着我们入世的“门票”交的也会很高，我认为这个“入门费”交的很值、是扩大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本身就必需的。
可见，中国改革的变化、WTO发生的变化和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复关”、“入世”的利弊和影响都在经历频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造成了我们谈判的旷日持久、很难通过正常的谈判方式找到双方利益的结合处。所以，直到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才最终达成了协议，以此为标志，中国“复关”“入世”的曙光终于变成了胜利的曙光。后来有人问我，在9月17日工作组通过那一揽子文件并交给世贸组织的那一刹那我激不激动，我想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来描述中国入世的十六年谈判可能比较恰当：“9月17日，高兴在心；11月11日，也非常高兴；但最高兴的，就是1999年的11月15日中美双边协议的签署。”因为这标志着我们复关入世的谈判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特别是当国际社会向双方表示祝贺的时候，我一下子感觉到中国实际上已经入世了。回想起来，中国入世的十六年谈判可以说是由希望到沮丧、到失望，失望到绝望，绝望中再度升起希望，可是希望又变成了失望，经历了几多误会、几多周转，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终于走到了一起。
根据媒体报道，现在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不管是卖菜的还是出租车司机，大家都在谈论WTO，而在美国即使工商企业界和政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WTO。但是我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就运用了世贸组织，正是西欧、北美各国经济实践导致了WTO的产生，在此之后，才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加入。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WTO的规则是由我们美国人制定的，WTO的标点符号也是我们美国人的”，可见，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市场经济的理念早已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中国也在迈向新世纪的过程中加入了WTO，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的工商界朋友都很关心它，但是咱们毕竟还是不熟悉它的运作规则、不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的运作规律。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入世也许是件小事，但是它所透视出来的市场经济理念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都是如此。
有些外国人担心中国人爱搞运动、搞形式主义，入世后中国十三亿人口是不是又要来一场二、三十年的“市场经济风”。确实，过去我们曾经搞过一些歪风邪气的风，比如说十年文化浩劫、三年大跃进等，今天的行为如果非要把它说成是“风”的话，那就是市场经济规则的风、是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风、是国际贸易通行的准则的风，这种“风”不是要刮两三年，而是要刮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的时间，我认为这是一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自然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入世有什么意义呢？主要有五个标志：第一，入世标志着我们二十三年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第二，标志着中国在更广、更宽的领域参与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参与全球化和参与国际分工必定会深化我们的改革开放；第三个标志就是中国将以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和政策条件同世界工商界的朋友进行合作，其中共同的语言为美国、西欧的工商阶层、发达国家的工商阶层与中国的工商阶层的合作提供了共同的市场经济条件；第四，标志着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不光参与经济领域的合作，还要参与文化、技术领域的合作；最后，入世标志着中国以企业家为主的社会在逐步确立，我们正在融入以企业家为主的国际经济社会中，企业制度已经有了235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微观经济的管理等方面确实需要进一步研究新的方法和策略。
另外，入世在中国还产生了五个变化：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我们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适应性增强，以后我们将按照入世时达成的协议一步步超前走，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业管理职能必须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潮流，从权利经济走向法治经济、从城乡二元制经济走向一元制经济。第二个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是今后中国经济生活的主题。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中，任何一项最新的发明都可以成为现实的技术、任何技术都可能“昙花一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创新才是唯一出路，没有创新何谈经济体制、思维和技术的进步呢？格林斯潘曾经说过，“创新是美国经济的源动力”，发展中的中国就更离不开创新了。
第三个变化就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确立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社会，因为只有这种社会才能逐步由小社会、小企业走向小政府、大政府、多企业的发展道路。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是经济管理制度的竞争，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官本位的社会走向现代法制社会，入世以后就是要打破垄断、降低保护、消除干预、确立企业家为代表的法制社会。现代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呢？我认为主要是要达到“三专”：专业的基本知识、专业的特长和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而不是所谓的“万精油”式的人才，要学有所长、学以致用。
第四就是我们的对外环境会发生良好的变化。过去外界对中国的产品出口、服务业所采取的形形色色的歧视性将会在短时间内消除掉，他们必须把中国当作一个WTO的正式成员来平等地对待。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各种贸易问题，而不是按照某一个国家单方面的意愿来作出让步和妥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还要很长的路要走，还要靠青年俊才和我们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
第五个变化就是，在五年、十年以后我们的司法体制如何走向公开透明、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经济的法律、法规如何公开，以确保政策、法律的可预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因为WTO的协议要求144个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保障，如果我们的法规和政策影响了外国工商业者的利益，导致外国投资减少了，那还要这种政策干什么呢？同时，根据WTO的协议要求，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和法规有任何新的改变和动向，都必须及时地向世贸组织汇报，以利于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与合作。
最后，我想讲一讲中国入世后对外开放的格局发生的五个重大转变。第一，从过去有限的范围、有限领域的对外开放转向全方位、多领域、宽层次的对外开放。入世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加不可逆转，而且其层次和领域都将比现在更上一层楼。第二，由过去所谓试点试验战略转向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透明的决策战略。举个例子来说，过去我们在深圳搞试验，那时候觉得每一步棋都是错的，可是现在深圳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表明，当时的每一步棋都是对的，所以有人把它总结为“试错”哲学，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很行得通的。第三个转变是从过去的计划和行政命令转向以市场、以资源有效配置为基础的对外开放，这一点刚才我已经将过了，这里就不再细说了。第四个转变就是从一味地强调中国的特殊，逐步转向按照世界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准则和WTO所代表的国际规范来制定各项政策和法规。可以用矛盾论来解释这一点：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的，而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光强调我们的特殊性而不去适应整个国际社会是没有用的，只有积极参与、融入其中，用国际的标准来规范自己，中华民族才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要真正解放思想，要和国际接轨、融合。
最后一个方面的转变就是从过去23年的由改革推动开放逐步转向由开放促进改革，我们就是要利用WTO这一有效的杠杆和共同的市场经济转折，来进一步规范中国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这23年的改革开放从外围到内部、从农村到城市、从非国有到国有，但是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陷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攻坚阶段，中国入世就是要把当前新旧体制的联合体打破，借助一定的外力来推动新体制的建立，以便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