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2月14日（周五）晚7：00
地点：理教109
主讲人：王勇教授（北大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知名学者）
讲座内容：
晚上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就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进行交流。近几年来我一直从国际政治经济的战略角度来研究中国加入WTO的问题，在此期间也与有关的学者进行过一些交流，下面我就来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要讲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有关WTO的基本概况，它和中国有怎样的渊源关系，关贸总协定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又是怎么一回事；第二要讲讲关于WTO 的一些基本规则，因为这对理解我们入世以后在各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很有帮助；第三我想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并探讨一下中国入世为什么久拖不决，按照朱总理的话说，我们入世谈了十四、五年，从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下；最后一点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都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中文叫“关贸总协定”。 关贸总协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从它的名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就知道，它只是一个协定。协定的签署是在1947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原始的缔约方。本来的考虑是要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后来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反对自由贸易，反对成立国际性的贸易组织，所以ITO的设想流产了。
那为什么战后会成立关贸总协定，尔后又变成了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呢？这个问题往往被很多人忽视了。实际上，关贸总协定可以说是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教训所产生的。世界经济在两战之间（1929到1933年）经历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比较强大，他们迫使政府立法机构提高关税税率。本来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应该相互关税减让，以扩大整个世界的贸易量，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合适的专管国际贸易的机构，美国国会率先通过了一个关税法案，使它的关税一下子上涨了50％多，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结果是在短短的两年之内世界贸易下降了一半，贸易量的减少进一步恶化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从而加剧了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国家的法西斯上台了，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生命上，都给全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全球化的经济。咱们现在大讲全球化，实际上经济全球化远远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以前，也就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那时候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当时国际政治的特点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结构，也就是说存在着政治经济两个结构脱节的问题，这个空档由谁来弥补呢？当时人们并没有找到办法，国联在这方面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也没有能够建立推动自由贸易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于是政治和经济的脱节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从这个角度看，战后出现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就十分重大了，如果没有这两个创造，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GATT基本的使命就是推动世界范围的贸易计划，促进成员国相互之间的关税减让，最终通过整个世界的贸易量的扩大来促进各国的福利。1947年，中国作为创始缔约方签署了关贸总协定，可是后来为什么我们要“复关”呢？因为在1950年3月，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发出照会，声明中华民国要退出总协定。蒋介石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内在的考虑，因为如果台湾还是GATT的成员，中国大陆向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时候就可以享有最惠国待遇，这绝对是国民党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处在犹豫期，它想通过这些办法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美国支持台湾脱离关贸总协定。总协定方面同意了台湾当局的申请，所以此后台湾对外贸易量几乎为零，经济处于及其困难的时期，可以说是风雨飘摇。1960年台湾又提出要加入GATT，但是它只取得了观察员的地位，而没有取得正式的缔约方（contracting party）地位。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华民国的代表被驱逐出去了，同时台湾方面也丧失了在关贸总协定中的观察员资格。当时中国政府也考虑过要加入关贸总协定，最后还是觉得这和我们的国情差别比较大，所以决定暂时不加入了，以后再说。结果一拖就拖到了1986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特别是我们和美国的贸易争端，促使中国提出要返回关贸总协定。因为80年代中美之间由于纺织品问题发生了一些争执，主要是纺织品的配额问题。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出口日益增长，美国政府出于国内的压力开始对中国产品采取配额限制，由于中国刚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家庭中，对很多规则都不太熟悉，因此对美国的作法感到措手不及。美国方面就劝说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曾经达成了一个“多纤维协定”（MFA），参加这个协定就可以享受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配额。中国政府经过考虑，于1986年正式提出要加入GATT。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入关”还是“复关”？中国人都比较好面子，会认为我们本来就是成员，只是后来又出来了，所以还是用“复关”比较妥当。但是国际社会认为，如果说是“复关”，那中国需要支付86年以前拖欠的会费。另外在国际法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总之，由于诸多的原因，在1995年以前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交不交会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11月11日的多哈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的议定书，次日通过了中国台北方面的议定书。台湾于1990年重新提出要加入关贸总协定，它申请加入的理由和大陆方面不一样，台湾是援引关贸总协定的一项特别条款：独立的关税区也可以申请加入该协定，台湾就以“台澎金马”独立关税区的名义申请加入。90年的时候台湾也遇到了很多障碍，主要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后来美国政府利用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最惠国待遇问题、人权问题等，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美国国内总统和国会之间也达成了一种交换：国会支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是总统必须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中国方面从中美关系整个的格局出发，对此作出了让步，但是我方声明，大陆加入关贸总协定应该早于台北。所以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台北方面入世的谈判早就结束了，但是它迟迟没有入会，这跟大陆方面的谈判进展是有关系的。
截止到1999年底，WTO一共有130个成员，其中欧盟所有成员国拥有一个席位。另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出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所谓“一国四席”的现象。因为在此之前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已经是WTO的成员了，它们主要是因为宗主国的关系加入的。“一国四席”就是指中国大陆、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分别拥有四个席位，而大中国四方的经济贸易关系非常紧密，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合作，可能会对WTO，甚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放心，他们认为中国这个经济体本身就很庞大了，如果再加上“一国四席”，在未来的谈判中相互协调立场，可能会对WTO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GATT和WTO都占整个世界贸易量的90％以上，可见其普遍性是毫无疑问的，加入世贸肯定具有很大的意义。另外，WTO大多数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像俄罗斯、越南这样的过渡性国家也在力争加入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1947年所签订的《关贸总协定》及其附件在1995年都相应地转到了WTO中，特别是关于规范货物贸易的协定。同时，WTO保留了关贸总协定的秘书处。两者之间也有很重要的区别：首先是性质不一样，GATT主要是临时适用的协议，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没有国际法上的资格，WTO则是一个永久性的独立的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第二就是二者管辖的范围不一样，GATT所管辖的主要是货物贸易，WTO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不仅是货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包括最敏感的金融服务业、电信服务业，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等等，对当前贸易中所包括的最重要的方面它都含盖了；在义务的约束性问题方面，世贸组织比关贸总协定有所进步，它有一个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它所作出的判决比较硬，因为它的原则是一国一票，而不管国家的大小或强弱，从程序上讲民主化程度很高，另外，它作出的裁决成员国必须要执行，除非全体一致反对，少数反对仍然可以通过。
WTO有哪些基本原则呢？第一就是最惠国待遇原则（most favored nations），简单的说，就是要对所有的外国公司、人和货物都要实行一视同仁的待遇，所有的贸易伙伴在有关国家享受的贸易待遇一律平等。第二个原则是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这一点中国人非常不熟悉，因为我们习惯于差别待遇、习惯于利用矛盾，加入WTO后我们对美国打欧洲牌的情况会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存在国民待遇问题。国民待遇就是指外国公司、货物，以及某些范围内的服务项目，要和中国公司、公民所享受的待遇一样，如果说第一个原则要求对外平等的话，那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内外平等。第三是互惠互利的原则，就是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第四是反倾销和补贴原则。所谓倾销就是生产厂家以低于生产的成本价向外出售产品，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补贴就是政府和行业协会给予出口企业以不适当的资助，以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谋求优势地位。WTO专门有一整套的协定来规范这些行为。这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一方面，我们要保证自己的企业不受到不正当竞争的侵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很多产品受到反倾销的诉讼，有了WTO，我们就可以要求有关机构来进行裁决。
第五就是鼓励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出的，因为WTO中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所以它在某些法规中要给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而且世贸组织本身就拥有一套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法律、法规，鼓励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有利于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最后一条就是贸易法规透明度的原则，也就是要求公开性和听证。我们过去习惯于红头文件，而现在WTO要求把所有的经贸政策、法规和法律都必须公布，而且在公布之前必须举行公开听证，允许利益相关的各方出庭作证，利益冲突双方还要有辩论的过程。另外，全国各地要实行统一的经贸政策，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中国名义上是中央集权国家，实际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还很严重，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我们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统一大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
中国入世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总的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95年以前是“复关”，95年以后则是“入世”阶段。1989年我们差一点就加入了，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门槛了，可是因为国内的六·四风波问题而被搁浅了。89年5月份，中美之间有关复关的双边谈判已经基本结束了，美国方面对中国改革的进展非常满意，当时普遍预计中国在89年底会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但是后来天有不测风云，六·四以后西方对中国进行限制，复关的谈判自然也就中断了，这种情况下历史的机遇和中国擦肩而过。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加入了，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特别是在迎接WTO带给中国的挑战方面我们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在世贸组织成立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自动地转正，只要同意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揽子协定就行了，中国当时参加了谈判，并且签了字，但是是作为观察员的身份，所以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89年6月到92年2月，有关中国复关问题的谈判基本上处于一种倒退状态，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了外部对中国的经贸政策的审议问题，此后本来要开始关税减让的谈判，但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很特殊，国际上对中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制裁，比如说美国国会作出决定，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不许与中国交流，更说不上谈判了。美国决定重新评估我们的对外经贸政策，当时中国正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美国等国家认为我们在很多政策方面又倒退了，本来已经采取的自由化措施，后来又加以限制，或者干脆就取消了。真正开始复关的谈判是从92年到94年，94年中央有一个政策，要争取在WTO成立以前完成中国复关的谈判，当时我们进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但是始终没能满足谈判方的要求，最终还是没有实现94年底之前复关的愿望。
1995年，中国复关的谈判转为入世的谈判。中间又有一段插曲，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在此之前，美国方面考虑到双方承诺要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实质性问题无法解决，可是又要充实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所以美国方面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中美共同努力，在克林顿访华以前就WTO问题达成双边协议。中国方面为此也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是很遗憾，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当时中国的对外经贸部是主要的中方谈判代表，但是它也要和国内各部委先谈判达成一致，如果各部委觉得有损国家安全，不愿意开放的话，对外经贸部也不能独立地作出决定。所以1998年也没有达成协定。
99年朱鎔基总理访问华盛顿，中美双方也几乎达成协议，由于美国方面没有想到中国方面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愿意作出那么多的让步，所以他们准备不足。另外，当时正值科索沃危机，美国政府上上下下都围绕着解决前南问题而努力，无暇顾及中国入世谈判的问题。当时美国的工商界对此感到十分遗憾，克林顿本人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也承认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是“犯了一个错误”，并且声称会尽量采取措施弥补这个错误。后来发生了美国无理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继续谈判对于中国来说比较有利，因为美国方面自知理亏，因此不敢要价太高，于是它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欧盟，让欧盟跟中国交涉的时候限制严格一点。中美达成协议之后，欧盟方面表示对此协议的80％是赞同的，其余的20％则不太满意，希望中国方面考虑欧盟国家的特殊利益，再作出一些让步，特别在法国人关心的葡萄酒问题，意大利所关心的空心面问题，英国和瑞士的保险公司等等方面，否则他们无法向国内人民交代。
总的说来，中国入世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就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是比较积极的，一方面，我们和西方当时是一种准同盟的关系，而且中国正在大力地改革开放，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可以说是经济、政治制度化的楷模，在各方面都比较符合西方的标准，这时候中国要加入GATT会比较容易。后来由于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集团的瓦解，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变，这种情况下中国由以前的先进分子变成了一个落后分子，政府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维持稳定，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所以要复关不太容易。更重要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已经丧失了战略合作的基础，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发生了变化。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增长率多年来都维持了非常高的水平，同时，中国也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原来支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也改变了立场，他们都看到了中国经济对他们的竞争，所以开始有意无意地加紧对中国的防范。他们和西方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压制中国，要在中国这只“经济老虎”出笼之前，就要把它牢牢锁住，这也阻碍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
第三，从关贸总协定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是经历了质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管辖范围的扩大，以前中国在复关的谈判中仅仅谈了货物贸易，条件仅是中方承诺逐年增加进口产品的数量。而加入世贸组织则要满足很多条件，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管理等，这些领域都是我们不太熟悉的，是改革开放力度不大的领域，我们要慢慢地了解和适应这些法规，所以谈判自然需要时间。
第四是中国国内的原因。咱们国内的核心改革迟迟不到位，改革的两大难题仍是很难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而且这两个改革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国家现在有那么多呆帐、坏帐，就是因为银行的钱都到国有企业去了，大部分国有企业在当初借款的时候就没打算过要还。这两项改革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改革中打了一个死结，这其中有客观的原因，比如说国有企业包袱比较重，政府行政干预比较多，而且改革缺少动力，既得利益者肯定会利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搞腐败等，这些问题始终难以解决。考虑到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如果一味地吸引外资，动摇了它们的地位也不行，可能领导人在谈判中对这些问题都比较犹豫，延缓了谈判进程。
中国的谈判机制也存在问题。以前我们总习惯于把自己复关谈判进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为西方国家，特别是某个大国的漫天要价，实际上客观的来说其原因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双方都有责任。对外经贸部的龙永图部长是中国方面的谈判首席代表，但是其它各部委与对外经贸部从行政级别上看是平行的，甚至国家纪委、经贸委等比它还高，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成了一个难题。特别是当涉及到像电信、金融等敏感部门的时候，电信行业的开放始终是个难题，有关人员认为开放电信行业事关国家安全，不能为了入世就损害国家安全，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另外一方面，谈判过程中和企业磋商不够，信息披露不够也导致了一些不满情绪，这也是我们谈判机制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从国情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谈判队伍确实有很多难处，在没有形成正常讨论气氛的情况下贸然公布内部文件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致可以分成两种观点，就是悲观派和乐观派。举两个例子，悲观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李坎如，他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克林顿第二任时的总统顾问，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亚洲和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他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很可能使中国进入一个长期的动荡期。另外，剑桥大学的一位管理学教授认为，加入世贸后，随着市场的开放、外资的涌入，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将遭受灭顶之灾。乐观派的代表也很多，比如说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他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术机构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主要是通过一个Link建立模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预测，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可以使其经济实现蛙跳式的飞跃，某些产业可以超越一定的阶段，所以中国经济奖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还有一位是日本的工商战略家大前·演仪，他认为入世后中国经济将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外资，产生一种所谓“黑洞效应”，市场规模、廉价的劳动力等优势将会持续存在下去，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会到这来投资，并且彼此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吸引外资的条件大大改善了，在此以前，单个的城市之间就像茫茫大海中的孤岛一样相互没有联系，经过几年的投入，它们都通过快速的运输网络联接起来了，与越南等国相比有很大的优势。
总的来说，我属于乐观派，但也是有条件的。
我认为机遇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入世有利于中国迎接全球化的挑战，能够抓住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机遇。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主要是由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来带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跨国投资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生产要素配置和市场。面临跨国资本对外扩张的浪潮，发达国家纷纷采取经济自由化的措施，减少政府部门对经济的行政管制（deregulation），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而提供大量的优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必须参加。中美达成协议以后，从去年12月开始，美国的近生产线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给中国带来的工作岗位有将近4万个。
同时，加入世贸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解决出口当中所面临的反倾销问题。我们知道，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亮点，它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由于中国的外贸发展比较快，我们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反倾销的诉讼也越来越多。1979年，欧盟第一次对中国的产品出口提出反倾销诉讼，说我们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是想谋求不正当竞争。以后不断有国家对我们提出类似的问题，其数目达到30个以上，而且案件越来越多，到现在为止大概有将近400起，中国厂家的直接损失超过了100亿美元，预计这类问题还将会继续增加。由于我们的生产厂家没有经验，对出口国当地的经贸法规不太熟悉，而且很多企业的行业协会组织不好，加上费用很高，中国厂家去应诉的比较少。而如果不去应诉，我们的产品就会被征收反倾销关税，有时可能高达100％，致使产品缺乏竞争力，最后只能退出当地市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们投诉无门，本来靠双边谈判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和中国贸易关系很少的国家我们在谈判中并不占优势。尤其是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它们对中国的服装、鞋子等产品征收100％甚至更高的惩罚性的关税，而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加入WTO以后，对于这些不合理的问题，我们可以向它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投诉，就能够那些消除歧视性的规则，这对中国厂商出口产品比较有利。
入世还是有利于参与制定国际规则。21世纪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规则的竞争，如果仅仅作为观察员，我们就享受不了制定规则的好处。特别是涉及到产业标准和技术标准时，如果我们不参与其中，不反映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话，在未来的贸易活动中就会深受其害，就只能遵守别人所制定的标准而不能很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第二，从国内经济的角度来说，入世有利于国企痛下改革的决心。现在我们很多的行业，像石油、石化、汽车、电信、金融业等都是垄断产业，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它们没有动力改善其服务，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各种投诉。尽管某些行业近年来已经有了危机感，服务开始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进步并不让广大消费者满意。加入WTO以后，中国进口产品、引进企业都会急剧增多，这会对我们的国内行业构成很强的竞争威胁。通过两个产业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竞争的好处：一个是家电产业，中国的家电业很早就打破了垄断，放开了市场，所以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家电产业发展迅速，甚至把一些外国的产品挤出了中国市场，早就了一些口碑很好的国产名牌；相反，我们的汽车行业始终处于高关税的保护之下，进口关税高达80％，我们有120家企业，但是整个产业的年产量赶不上美日一家公司年产量的一半。有的厂家一年只生产几十部车照样能生存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有保护，除了关税保护之外，还有地方保护，地方政府制定各部门的买车点，而且它们的产品通常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即使生产效率很低的企业仍然有利可图，而高关税的结果必然使整个行业缺乏竞争力。
另外，加入世贸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业有好处，有利于打破地区、行业间的壁垒，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打破行业壁垒，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经贸政策是WTO对其成员方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行业、地球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重复建设严重，没有形成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机制，政府的行政干预仍很多，使中国一直不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不利于国内经济，特别是东部经济的发展。98年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买方市场”，说明中国已经渡过了短缺经济的时代，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技术上和管理上寻求突破，但是如果没有统一的全国大市场与之相配套，这种突破很难实现。比如，浙江的产品进不了安徽，因为有地区保护主义的限制，各地只能喝本地酒厂生产的酒、必须抽本地生产的烟，这势必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入世有利于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公平竞争，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创造条件，这个问题主要涉及民营企业。我们的国有企业常常抱怨相对于外国企业来说它们享受的是低国民待遇；外国企业则认为自己在营销、售后服务、仓储等方面也只享受低国民待遇；民营企业的想法就更多了，它们觉得自己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国家有30多个行业不准民营企业经营，而且都是银行、铁路、电信等赢利部门，另外有20多个行业它们受到严格限制，所以民营企业处于困境当中。入世可以打破不同经济充分之间的界限，展开公平竞争，这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非常有利。
第三，从国内政治方面来看，有利于政治安宁和社会的稳定。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必须保持在6％以上，才能够吸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否则就会影响社会和政治安定。入世后，外资大量涌入，美日等国大量向中国转移生产线，调查表明，50％以上的日本企业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其中有29％已经在中国投资了。外商纷纷来华投资，无非是因为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大量投资必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宁。
另外，入世有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WTO是为市场经济国家设立的，而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法治经济，政治民主化也是市场经济最终的要求。
第四，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加入WTO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战略和安全环境，减轻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国际压力。美国极右派小布什上台后，认为中国必将成为超级大国，因而对其限制越来越严厉。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愿意遵守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规范，通过培养和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来参与其中。
挑战主要有那些呢？一个就是对政府体制的挑战，入世考验我们政府体制的适应性。要加快改革，以适应WTO的有关要求，主要就是放权和简政这两点。这是中国改革过程中长期以来没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们涉及到既得利益问题。政府宏观管理的能力也受到一定的挑战。WTO意味着中国和国际经济进一步接轨，入世后可以享受国际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也必定会受到国际经济发展周期本身存在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之所以成为幸运儿，就是因为中国实行的是不开放的体制，如果开放了，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比韩国它们还要多。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两极分化，缺少中间层次，而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中间阶层。发达国家的中介机构和中产阶级势力都很强大，它们都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来找到自己的生活空间，而我们的中介组织当中真正能够起到了解世界、行业规范作用的很少。只有建立起发达、规范的中介组织，我们才能迎接WTO带给中国的挑战。
第二就是宏观经济的挑战，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企业市场和资源国际化是国际竞争的必然结果。过去我们对企业保护过多，导致它们竞争力很弱，生产能力过剩，技术创新能力差，特别是国有企业。同时，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问题将日显突出。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加上新增的就业人口，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不够广，尤其是以农业为主、主要从事原材料生产的企业。另外，关键行业面临的风险也很大。金融等重要行业将会全部实行开放，对本国的银行构成很大的挑战，储蓄转移、人才转移可能导致储户对我们的银行信心不足，造成“挤兑”现象，这一点尤其需要重视。
农业问题也很让人担心，近年来农民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而且人地矛盾加剧，农产品价格偏高，在大部分产品生产上我们都没有优势。外国粮食进来后，我国的农业必然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可能被取代。所以我们必须调整农业，加大对技术、管理和经营方式投资的力度。这是关系到国家根基的关键性问题，政府一定要充分重视，给予农业建设大量投入，改变当前这种状况。
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短期内可能会扩大，出现了新“三大差距”：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由于入世这些问题短期内可能会加剧。因为WTO讲求竞争，谁有资本，谁有技术，谁就获胜。政府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必须加大扶持力度，但是如果增加税收，又担心会减少外部投资，所以也面临很多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