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也显示了它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也都包含着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两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两维视野和双側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从社会学研究“中国经验”的“全球”与“本土”话语之争的再度激活，到“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实质性分野的明朗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生命力的再发现，到现代性以来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共性和个性的侧重差异，再到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都需要一种更为开阔的社会学理论视野。通过这一视野，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把握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性，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在中国新型现代性实践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懈追求和新的活力。
关 键 词 实践结构性巨变 实践结构论 社会学新视野
我们意识到，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巨变。在系列论文（一）《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郑杭生、杨敏，2006）一文中，我们分析了社会生产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影响，“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继续，劳动与资本传统关系的变化，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经济活动与社会安全、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多种因素的复合效应，等等。但这些仅只是社会实践结构性的变化中的一些较为明显的趋势。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类来自实践领域的现象不仅一直在自我积累，而且向学术和思想领域形成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折射，已经引发了诸多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不仅实践问题大量地转变为理论问题，而且理论问题也大量地再次进入到了实践领域之中。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确信，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已经再次获得了新的推进力量。关于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就是在这种力量推进下进行的，它标志着我们在社会学理论方面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是说，在以前提出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我们的探索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和双側分析
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
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具体说来，这二维视野、双側分析，就是其一，以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的历史视野，探查和追踪这一历史进程的持续经久、连绵不断的稳定性变化；其二，通过本土社会变迁的具体视域，把握转型过程中以快波频率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这类变动往往隐现不定却能引发较大的社会震荡。这二维视野、双側分析在研究中各有特点：前一维度以宏大的历史感，过滤掉了这一进程中的具体情节，以及偶然性的、局部性的和个人的故事，来展现贯穿现代性之中的大时段和总体性趋势，着意把握住其中最坚韧不替的“顽强逻辑”。后一维度则更具有近距离的观察力，尤其是聚焦于当前社会变迁过程的各种现实反应和症状，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透视和分析，来解释发生在本土社会中的较为近期的事件和困扰。这种解释，在实践层面，更倾向于对具体社会政策和对策的讨论，而在理论层面，则为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提供新的契机。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二维视野是同时起作用的，不可分割的，只是重点不同而已。
关于历史的长时段、结构性分析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其渊源悠长而深厚。譬如，法国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关于“结构”现象研究的学术传统（弗朗索瓦·多斯：2004），K. Polanyi（1944/1957）对于西方社会“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发展及其“自由的逻辑”的探索，F. Braudel（1979/1981、1979/1982、1979/1984）对西方近现代文明和经济的长时段分析，P. Kennedy（1988）关于近现代以来500年间中西方列强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国力兴衰之间关系的研究，I.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1974/1980/1989），N.道格拉斯（1994）及柯武刚、史漫飞（2001）的制度变迁研究，E. 埃利亚斯（1998）、A. 吉登斯（1998）对文明、社会心理、民族—国家的长期发展趋势的分析，D. 史密斯（2000）对历史社会学的宏阔研究的整理，A. 阿达（2000）对于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走向全球过程的研究，等等。我们列举的这些研究仅仅是这一学术渊源之中很有限的一个部分。
我们十分重视这一传统并非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学术嗜好。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剧目，一直是与现代性的宏大过程相联系的。因此，历史的长时段、结构性分析勾勒出了“现代性的成长性”，这种认识能够使我们更为充分地理解和分析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并通过这些变化的具体动态趋势和表现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重大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且，当我们以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来透视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时，一个更宏阔的历史过程对于本土社会变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因之显露出来，我们的思考和想象也为之激活，这两个各具特点的观察维度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然的切换和转化，不断展示出我们生活变迁中的多重属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个性与多样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地方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的相互依存、扭结和推进，从而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本土社会变迁过程各种现象的悟知和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动及其两维效应，内涵非常丰富，影响十分广泛。我们把研究这种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动及其两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简称实践结构论）。上述指出的八种巨变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的结果，又是这一巨变的表现，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换言之，“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二维视野和双側分析”是我们对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动及其两个维度进行观察，并再次整理自己的思想和理路的结果。
从实践中来的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真正进展，无疑能够回到实践中去，产生出自己应有实践效果。它能增进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底蕴，使我们对社会现象和问题形成更为理性的透视、更为客观的审度、更为人文的考虑——这对政策选择、对策选择和行动选择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如何研究“中国经验”：二维视野还是单极思维？
这里说的“中国经验”，是指已经条理化和上升为理论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法或中国社会转型途径和方法的总结。正确总结的“中国经验”，都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汲取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中和国外相关经验中所包含精华的、适合当代中国情况的东西，进行综合创新的结果。
研究“中国经验”在中国社会学界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优良传统。确实，哪有自称为中国社会学家的人，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在研究“中国经验”？不研究“中国经验”，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家？这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了什么是“中国经验”（在不同学术倾向和立场人那里，完全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中国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将作专门的探讨）外，还有如何看待“中国经验”，用什么视野来研究“中国经验”。譬如，我们看到，一些已经明确的问题换上了新装重新浮现出来，在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创新方面表现出不同倾向。有的学者强调基于对本土经验的研究，提出纯粹的本土理论概念、范畴和构架，形成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这就是在“中国经验”问题上的单极思维。
我们一贯主张“通过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的多形式结合，以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社会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认为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郑杭生，2000）。其他，我们还提过：中国社会学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郑杭生，2006）相结合。现在我们提出的“二维视野”，“双側分析”，即把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推进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正是上述一贯主张的延伸和发挥。
用“二维视野”、“双側分析”来看待“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我们就能了解：
第一，在全球社会普遍从传统走向现代和更现代的今天，本土经验总是与现代性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一过程的复杂效应的组成部分，脱离现代性全球化过程的本土经验已经不可能了。“本土”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于“世界”和“全球”的概念，纯粹的本土经验是不存在的，除非在一个与现代隔绝、全封闭的传统世界之中，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幼稚的假定。我们越是深入地观察社会现实就越会感受到：现代性全球化过程激活了本土经验，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同时也启发了新的学术想象和话语；反过来，本土社会也构成了现代性全球化过程的扩张和渗透条件，使之在各个具体社会中得到展现，离开本土社会的现代性全球化过程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第二，将现代性全球化与本土社会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思路，是有悖于社会实践的生动事实的，这种思路的狭隘性容易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实现创新的障碍。今天的中国社会，即使是最边远的地区，也遇到了传统与现代、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处于旧现代性与新现代性、习惯法则与人为法规的不同程度的相互撞击和交融的环境中。所以，很难想象一种脱离现代性全球化过程的本土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经验研究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本土”惟有与“现代”、“全球”相对应、相比较，才真正获得了意义，任何失去了“现代”、“全球”前提的“本土”，都是不可能的。第三，主张纯粹以中国概念、范畴、话语来构成中国社会学理论，是学术上的封闭性、保守性、国粹主义的一种新表现或新形式。历史经验和当今现实都表明了，在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交流、撞击和互构的条件下，传统上的本土概念、范畴、话语和理论在不断借鉴和汲取其他文化中的成分，即使是旧的形式也已经添进了新的内涵，这实际上是本土文化和理论实现自我进步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一种中国的概念、范畴、话语和理论能够绝对保持自己的“纯粹”、“原汁原味”，没有融入国外文化思潮的影响，没有增添任何现代的内容，这本身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能的。
对本土经验的片面理解反映了对一般和特殊两者辩证关系的人为割裂。本土经验无疑是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不是纯粹的特殊，而是包含一般的特殊，这样才使它有推广的价值，如果真的特殊到毫无共同之处，与一般没有丝毫关系，那就无从比较，从而别人也无法借鉴、无法吸收。例如作为中国经验重要部分的中国改革的经验——渐进式、从经济体制开始、由农村到城市、由易到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既反映了中国的特色，又有某种普遍意义。把这样的中国经验说成是纯粹的中国经验，事实上与忽视了它具有的普遍意义，降低了它巨大的应有的价值。
对本土经验的片面理解也反映了对待学术传统资源的虚无主义，表现了研究视野的单极化和封闭性，这种狭隘的本土思维取向实际上早已被丢弃了。当现代性之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潮流，在把握战略机遇期、完成民族振兴任务的今天，这种思想和理论上的“新闭关自守”，显得更加不合时宜。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如何对待学科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只不过是旧话语在新的背景下再度被复活，老问题以新的形式又一次被提出。 “我们主张吸取现实社会的新养料，中国古代和国外一切精华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进行综合创新，既不同意全盘西化、也不同意国粹主义，既不同意中体西用、也不同意西体中用”（郑杭生，2000）。我们主张的“中国经验”就是这种综合创新的成果。
社会学的发展是理论构建与经验研究的一体化过程。理论构建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自觉地继承和发掘各种优秀的学术传统、运用各种有价值的学术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经验研究方面，则既要关注现代性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要投身于本土社会转型变迁的经验研究，这能够为理论构建提供持久的现实资源。社会学就是这样的双向发展过程，通过经验研究来推进理论的构建，并将所获得的理论成果重新引入到经验观察和分析之中，再通过这种在实践中展开的研究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使之上升为更新的理论形态——这一路径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传统，曾经并继续产生出许多光彩夺目的学术成果，譬如，迪尔凯姆、韦伯、帕森斯，以及当代的沃勒斯坦、贝克、吉登斯、布迪厄等的研究，同样，中国社会学家们，如费孝通等的研究，都显露出这一具有经典特征的学术风格。它们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们仍将在我国社会学学科更为长远的发展趋势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简要地说，“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
三、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的分野：学术追求还是政治化倾向？
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与“社会转型”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如果对这一问题有了基本的理解，那么“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的分野也就一目了然了。所谓现代性最基本的涵义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也就是社会实践的结构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变迁。按照吉登斯的看法，这一过程最初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后来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吉登斯，2000：1）。显然，“社会转型”是对“现代性”所指称的这场人类历史变迁的另一种表达。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们对这一过程逐渐获得了一种日益深刻的认识，即现代性是不断成长的，所以，现代性可以更进一步地解释为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这种认识意味着，“社会转型”也越来越成为了一个深具持久蕴力的思想范式。所以我们这样认为，“现代性”与“社会转型”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它们都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同一伟大历史进程和壮阔实践过程的表达或刻画。
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现代性”及“社会转型”与社会学又是怎样的关系？对于社会学而言，现代性是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一种现实的社会过程（杨敏，2005）。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反过来说，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吉登斯，2000：14，38）。由于现代性与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关系，当我们明了了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密切关联之时，我们也就把握了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从古典社会学直到当代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来看，社会学家们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下意识的、是明确的还是隐晦的、是直接的还是暗含的，社会转型研究都是一个主导性和实质性的主题，体现和贯穿在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面——概念、范式、命题陈述、理论构架，以及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等等。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启动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联系在一起，当时或此后的一批著名社会学家（如严复、梁漱溟、李景汉、晏阳初、孙本文、陈翰笙、费孝通等等）从各自的视角或侧面，对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进行了不同的观察和探索。从那时起，对社会转型过程的“中国研究”就成为了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学术传统。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在我国重建以来，在中国社会学界一批有影响的学者的推动下，通过对转型加速期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学术规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基本理路、理论构建、经验观察和分析框架，等等。以至于中国社会学界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即，如果不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也就不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学。总之，现代性与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学的当然题材和主流传统。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学这一传统的主题被加入一个戏剧性的插曲。这一时期东欧社会出现的急剧变化使“后冷战”时代突如其来，撕裂了二战以来在东、西方一直持续的国家安全战略、意识形态、政治对策，这一巨大空白的出现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发挥的空间。欧、美、亚的一些学者借助这一剧烈变化，从东欧和俄罗斯等国家出现的转变赋予了“转型”研究的另一种含义，即特指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体制、政治意识形态等根本性转变的研究，这样就从社会学的社会转型研究的传统主潮之中导出了一个支流。采取这一研究立场的学者一般被称为“布达佩斯学派”（确切地说，应当被称为“新布达佩斯学派”[2]）。这一学派的研究实质上是针对所谓“转型国家”——东欧诸国、前苏联以及东亚（他们也把中国包括在内）——的研究，这一学派的“转型研究”，即是对于这类“转型国家”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
这样，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两种“转型论”，我们分别称为广义转型论和狭义转型论。首先，我们所说的广义转型论，是指关于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从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的现代过程的社会学研究，这一研究是整个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传统和学科发展的正源。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均可以纳入广义转型论的范畴。其次，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狭义转型论，是指特别针对东欧诸国、前苏联以及东亚（在他们那里也包括中国）等所谓“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国家”进行的研究。也可以这样说，“狭义转型论”是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发展主脈之中分离出的一个支脉，是社会学关于现代性和社会转型研究过程发生的一个增生物，并且公开或隐蔽地附着在“广义转型论”的研究下。
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广义转型论”的学术框架在这2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在中国社会学界，“广义转型论”与专门进行“转型国家”研究的“狭义转型论”的区分是极为明确的，可以说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因而也就无需再作出刻意的论证。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对于后者的观点很少给予正面的回应。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地位的持续提升、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强，原本在中国社会学界沉寂已久的“转型国家”的声音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活跃了起来[[3]]。这一动态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的学术分野及其立场分歧，彻底明朗化了。
在社会学中，“狭义转型论”主要是通过“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体现出来的。这一学派的人员阵容及研究内容都十分庞杂，总起来说，他们一般把俄罗斯、东欧以及其他正在进行社会改革的国家（包括中国）称为“转型国家”，认为转型国家正在经历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其中，Gil Eyal等（1998/2006）从现代社会主义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所谓建立在社会主义废墟之上的资本主义特征[[4]]，Achim Siegel（1998）关于东欧国家社会制度的变化与极权主义的关系，Michael Burawoy（2000）所谓“第二次大转变”，Lawrence King等（2004）的东亚、东欧、中欧所谓转型国家的资本主义类型，Rudolf Tokes（2000）权力精英的形成及作用，Janos Kornai（1990/2000）关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Victor Nee等（1999）的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等等研究，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这一学派的许多研究是直接针对中国的，涉及到政治改革、市场转型、社会流动、经济私有化、地方政府经济法人、乡镇集体企业及国有企业的产权转移、农村基层选举等等。可见，“狭义转型论”将特定的政治立场、欧美价值倾向（确切地说是欧美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直接融入了学术研究。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对“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不一概否定。他们的观点中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狭义转型论“，他们把中国也叫做“前社会主义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列入他们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所谓“转型国家”，并断定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企图把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宪政和价值观，也搬到中国来，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学界有人直接采用了“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观点，对社会转型予以一种政治化的解释。目前，持这一观点的人把中国归为社会根本体制和意识形态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所谓“转型国家”，把中国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变迁视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性质给予了错误的解释，似乎我国的社会改革正在朝与自己的根本制度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正在转变为一种更不好的资本主义[[5]]。这里还值得关注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观点对东亚一些地区高等学校的教育形成的渗透现象，特别体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门系统的社会学课程[[6]]，这不仅把“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进一步条理化了，而且进入到了打造精英人才的社会工程之中。由于高等教育过程的知识和学术传播必然与一系列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形成密切关联，这将对社会学的项目研究、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过程以及人才培养和聚集等等，带来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
我们一直坚持并重申这样的学术观点：“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郑杭生，1996/2005）。现在我们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也及社会实践结构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我们主张，客观地和全面地理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把握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性质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的认识基础，也是中国社会学展开“中国研究”、总结“中国经验”的最基本的学术原则。在此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目前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从他们发表的文章看，尽管在某些具体方面也许有某种差异，但在基本立场上都体现出了这一观点。
我们越来越认为，狭义转型论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是没有好处的。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根本转变来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种误解和误导。可是，现在这类非常政治化、专门研究 “转型国家”从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狭义转型论，采取了这样一种姿态：他们或明或暗地强调，唯有这样理解转型才是正确的，似乎其他的转型观点是不正确的，至少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这样的所谓转型社会学才是真正的转型社会学，好像其他研究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理论都是没有价值的。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转型观点及其影响进行研究，说明两种转型论的分野究竟在哪里。
四、二维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应当指出的是，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也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无论是对现代性全球过程的眼界方面，还是对这一历史变迁对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具体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分析都具有典范的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透视了市场社会、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之中包含的一种经济必然性，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决定性意义，经济领域对其他社会领域的绝对支配，社会生活对于市场、价格、供求关系的屈从，并阐述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因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的具体性给予了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本质，揭示了这一过程对现代人的深刻影响，人的异化既是社会异化的结果，也是使社会异化再生产的基础。卢卡奇对此曾作了这样的发挥：“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J.卢卡奇，1989：104）。马克思既看到了现代性过程市场化经济及其竞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看到了这一过程造成的两种积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的积累，以及这两大工业阶级的两极分化和对立冲突，明确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事实，其价值上和道义上的不合理性，从而阐发了人类解放的目标。在对待历史的长波趋势与具体的社会冲突、现实感受与理想主义、激进的批判与浪漫的想象等等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本身提供了如何避免理路和方法的一维性、单向性的研究典范。
由郑杭生和刘少杰共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2006年6月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前言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蕴含着同实证社会学和解释学社会学不同的基本立场、理论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至今仍有勃勃生机的根据所在（郑杭生，2006(3)）。它还简略而系统地介绍了该书提出的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一个新框架，即“一点两线两段”。其中所谓“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起始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谓“两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然后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线是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东方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另一条线是以卢卡其、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谓“两段”就是，以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界，大体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为两种类型，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它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而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个框架包含着与以往不同的某种新意和这个领域中的新进展。
应该说，从马恩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各个代表人物，都在以不同方式，这样那样地处理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维的关系，从而给我们以理论和方法的启示。
五、二维视野下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种差异
在现代性以来的新兴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几乎都能看到这种两维性。但是，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中，这两个维度的侧重是很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也许是形成一些学科自身个性特征的一个关键，反过来这又可能影响着我们对不同学科研究的理解。譬如，经济学对现代性过程的“必然逻辑”似乎有独到的见解，在许多研究中都透露出对现代性的大时段和总趋势的眼光。而且，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就是现代性历史转折的产物，正如卡尔·波兰尼所理解到的，在19世纪，社会生活发生了独特的转折，在经济活动的根本性改造之中形成了市场经济，而且，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服从了这一需要，转变为了一种市场化社会（K. Polanyi，1944/1957）。事实上，从17世纪古典现代性发端之始，市场化经济不仅催生了经济学，其长时段脉率也塑造了这一学科特性。譬如，经济学研究通过理性化和理想化的模型和方法，抽掉了经济行为的社会秩序、制度、权力、文化和信息的制约性，也过滤掉了历史过程的具体细节、偶然事件以及个人或群体、阶级阶层的故事，紧紧地把握住了现代性过程的经济市场化这一持久的和“自由的逻辑”。相对于这一逻辑，过程中的细节、事件和故事毕竟是瞬息烟云，它们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也许正因如此，经济学家们似乎更为相信现代性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淘汰赛，相信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冲击是无可避免的，一部分个人、群体、阶级阶层的利益受损也是难以挽回的，因而强调效率的优先性、倡导以“雷霆手段”实行社会改革，同时，对农村和农民的“终结”、国企改制、城市化和失地、失业、失房现象，对收入分配及财富占有的不公平现象、对社会成员两极化现象的“漠视”，这些造成了一种社会印象，似乎经济学天生就具有某种特殊的社会利益倾向。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经济学一直以深邃的智慧体察和把握着现代性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在当代我国社会利益充满矛盾甚至冲突的现实情形下，感受经济学的独特智慧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性过程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与未来，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对一个学科的社会评价，还与从事这一学科的学者的行为有关。本文第一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英国进修时曾听到英国人说的名言：“经济学是好的，事情都让经济学家们搞坏了”。这句话，说的是经济学，但意义不限于经济学，它值得我们每门社会科学的学者警惕。
与经济学不同，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这是现代性剧烈扩张、走向极盛的时代，市场化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的种种社会病态——人口压力、城市病、失业、贫困、自杀、犯罪、家庭问题、阶级阶层冲突等等——牵动着社会学的关怀。因此，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现代性造成的社会分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提供对策，尽可能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减小社会进步过程的代价，促成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郑杭生，1987/2003/2005/2006）。因此，社会学家敏锐地察觉到经济学模型中的缺陷，强调社会变迁过程的不确定性，重视具体的、局部的经验事件的重要意义，更注重对本土社会转型的近期现实症状的研究。面对现代性和市场化经济过程马拉松淘汰赛，社会学家拒绝接受任何无所作为或推波助澜的姿态，这显露了这一学科研究中深藏的基本假设，即，对于现代性、市场化经济和技术进步过程发生的社会病态，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救治，并深信这能够转变社会的病态现状。这一假设中包含着明显的价值性和道义原则，体现了社会学学科的平民情怀、正义责任的特征。在具体研究中，社会学关注社会不公正、两极化等现象中的不协调和矛盾、冲突症候，重视对社会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研究，强调发展社会保障、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对改革过程的种种弊端坚持反思和批评的态度。总起来看，社会学在学术上有强烈的责任感，对社会病态现状有高度的敏感性，在社会政策和对策上表现出突出的正义感。这使得社会学在现代性、市场化的狂澜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和谐卫士、公正和道义守护神的形象。
相对于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历史学的宏大视野而言，社会学对于特定民族国家和本土社会变迁的具体性更为关注。这甚至不仅被视为社会学研究与上述学科的一个差异，也往往被视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一个重大差异（S. Seidman:1994）。
实际上，一切流变的表状之下都会深含着某些一贯的趋势，一步步近期行动的积累是达成长远目标的保证，一个个短频波动形成的连续性铺垫了通往未来的桥梁——现代性的每一步进展，都一再地重现了这种两极相通、二重相合、多元动态相互重叠的道理。如果说经济学更注重效率，那么只有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效率才可能获得持久的基础；如果说社会学更强调公平，那么一个有效率的社会，才能促成真正的公平和高质的公平；经济学家对市场化经济的持久顽强趋势所持的深邃见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绕得开那些实际问题的现实困扰，而社会学家在对改革的弊端表示忧虑、寻求积极对策的同时，也不应忘记，正是由于现代性变迁、市场化经济的长波震荡、传递和扩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激起了一系列复杂的症候。所以，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对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侧各有侧重，我们应以某种方式促成这两种研究相互促进、相互整合的空间，避免相互误解。
小结：二维视野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热点关注
显然，在一些学科之间或学科内部的分歧之中，所表现的是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视野和价值立场的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往往又体现了或延伸为不同的政治纲领、政策方案、实际对策的竞争。所以，我们进行的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的讨论，以及通过这一视野所展开的双侧分析，对于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是有一定裨益的。譬如，围绕着目前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如改革与协调、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等的关系上，我们常常看到的大量分歧、争论甚至各执一端的情形，几乎都可以从学术的和学科的不同理论视野和价值立场发现某种折射。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今泛起的一些“新”思潮——如所谓新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还有新民粹主义、新复古主义、对待民族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等等——的实质及其论争。
这些都进一步提示我们，社会学研究更应以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进行理性的透视、客观的分析和人文的考虑，既不主张“‘左’”也不主张“右”，既不采取新的悲观论，也不诉诸新的激进论，并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坚守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应尽之义，为中国社会学的持久繁荣和发展，为推进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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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ractic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heir Improvement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 New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Zheng Hangsheng Yang Min *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major chang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in contemporary social practice, which appear as two kinds of force, the force of modernity in long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force of loc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two kinds of force function together in any important dynamic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We call the study on this kind of structural major changes and its two dimensions of effect as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ractice structure and its two-dimension scope and two-side analysis’, or in short, theory of practice structure. From the re-activation of controversy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discourse in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ciological study, to the appearing of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gener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peci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from re-finding life force of Marxist sociology, to the commonness and specialty among new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hen to the social focus problems by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in modern China, we need a wider scop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Through this scope, we not only can hold two sides in one body of global modernity and loc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can it help us realize the pursue and new vigor of Marxist sociology in the process of new type modernity practice and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Practice structural major change, theory of practice structure, new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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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是郑杭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构建：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应用与发展》（05JJD84014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杨 敏（1955—），北京人，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
[2] “布达佩斯学派”最初是以卢卡奇（1885-1971）为代表的，一般来说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后来以卢卡奇和他的学生为主体的布达佩斯学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分化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前后,即前苏联、东欧剧变前后，由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学者加入到对于匈牙利的改革和转制的研究中来，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这已经远远超出原来布达佩斯学派的范围。为了区分这种不同，我们更愿意把上述新的趋势叫做“新布达佩斯学派”。但是我们并不反对把这一趋向也叫做“布达佩斯学派”。只是要注意，这样意义上的布达佩斯学派已经与卢卡奇没有直接联系了。
[[3]]国内有学者这样指出，“其实学界至今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还没有明确的共识，仅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有代表性的就有三种”。并言“孙立平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社会转型的研究范围也特指中国、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见其《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参见赵定东：《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中国社会学网。
[[4]]《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东欧的新统治精英》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的一部著作（1998），现在这部书的导言部分被译为了中文并发表（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如孙立平的“权贵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7-15；中国社会学网：2006社会学年会专题，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2006nh/nhztbg/P020060727564950624383.ppt
[[6]]其中如台湾國立政治大學开设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研究》课程，http://sociology.nccu.edu.tw/Chinese/course/china.htm
* This paper is a phase result of the key program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ociology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funded Key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as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05JJD84149), which is held by Professor Zheng Hangsheng.
* Zheng Hangsheng, born in Hangzhou in 1936, Professor and instructor of Ph. D studen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ngages in theoretical soci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study.
Yang Min, born in Beijing in 1955, Ph. D of sociology, Professor of Centr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part-time Researcher of Research Center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ngages in theore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