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讨论加入WTO，往往是一句话：“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对机遇已经谈得很多了，但好像没有什么人谈到挑战，因此我今天就想说一下起码是短期内的威胁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去年人均DNP达到了770美元，超过了750美元的中等低收入国家界线。在市场化方面，根据世界银行对转轨国家的评估，平均为4，最高为6，而我国为5.5，也是较高的。我国目前进出口总额约3000亿美元，在世界排10或11位。这些表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时刻。现在我国有两大战略：西部开发和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战略的紧迫性，考虑到我国年底有可能入世而更为紧迫。走出去与引进来是不一样的。引进来的主体可以是政府，而走出去不能是政府——这是侵略啊，只能是企业。第二修养问题，走出去的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呢?在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应战略退出，而着重于控制力上。那么，我们的企业准备好没有?在我们的谈判代表团里面，有多少企业家?又有多少非国有企业家?走出去既然要以企业为主体，就应多倾听企业家的意见。引进来可以是假的，走出去只能是真的，是不能造假的。走出去你不能自己制定规则，不能有特权，不能说：“我不玩了”。

我认为入世的最大威胁有三个方面。

一、极大增加职改革的风险。加入WTO后，不但是资金的引进则且是缺席安排的引进，这对政府，企业的改革都提出了挑战，改革不能再从容地进行了，而这将提高改革的风险。比如根据中美协议，我们开放了农产品市场。过去我们说美国7个州是“病区”，不能进口小麦，现在必须讲理了，光小麦进口，大约就有6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900亿农民失业。在汽车业，开放之后也将有30到50万工人失业。因此，入世在短期内将提高失业率。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一千多万人，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体制矛盾、产业矛盾等因素造成了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我估计目前城镇失业率为15%，农村为23%，而世界上失业率红线为7%，这还是建立在几十年的福利措施的基础上的，而我国城镇社会保障能力只允许400万人失业。因此，加入WTO将在短期内提高失业率，提高改革风险。

二、加剧中国人才危机。在我看来，加入WTO的最大危机恐怕是来自于人才的危机，这恐怕使在人才竞争中我们更处下风。我相信外国企业不可能使用大量外国人，无论从成本还是从开掘市场来考虑。都必须使用中国人。但中国有盛产汉奸的传统。目前中国的优秀人才大多集中在政府、国企、大学里、为什么这些人工资虽低，却不跳出来呢?一个是因为社会地位高，受人尊敬，一个是因为一些人有隐性收入。但隐性收入是不合法的，他拿了，要受良心的折磨啊!外国公司一旦发现中国人才，就会尽力将人才抢到他们那儿去。100万美元不行是吗?只要你值，给你1000万。你担心社会保障是吗?我出这么多钱，总能买断你一生了吧?以一流人才最先进的体制去竞争二流、三流人才和二流体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这种威胁，不是纸上谈兵。目前很多金融人才，已和外国公司达成协议，你一进来，我马上跳槽。

三、使我国缺乏企业家的体制的缺陷空前放大。走出去必须有一批企业家带领我们的企业能够在市场取胜的关键。企业家精神，一个是责任能力，一个是创新精神，一个是守信。但制度造就人哪，企业家是缺席造就的啊!那么我们的缺席能不能打造一大批企业家呢?传统计划经济只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改革开放后，有国有企业，有非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讲，改革二十年了，就法律关系而言，仍是委托代理制。委托代理制有一个前提，就是事先说好了搞坏了怎么办，不然谁都不会把资产交给别人。而我国国企改革中权是放下去了，但责任却不明确。我们的制度，把资产交给一批不用负责任——因为他没有责任能力——可能是好人的人。我们的制度，只能是制造疯子，因为只有疯子才会出了事不用负责任。我国的59现象，我感到很痛心。这些人原本都是好同志啊!辛辛 苦干了一辈子，自己却没得到什么利益，而又看到其他人个个吃得脑满肠肥，而且没事儿，当然也心动了，但他们觉悟晚了，安排起来未免仓促了一点，这一仓促，就给逮住了。这是制度害人啊!权力比金钱更习怕啊!

再说非国有企业。这不是企业家经济而是能人经济，而且产权不清，比如四通，段永基就说：“四通的产权是一个永远搞不清的问题。”最后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手段，而且是行政手段，北京市派工作组调查了两年。这种例子，中关村上少吗?而且产权带来了企业的分化，开始时三个人整一个人，但那人是创业元老啊，不能白走啊，于是带走几千万和一批人马。接着两个人又开始联手挤一个人，又带走几个万。这样，我们的企业能健康成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