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历史知识是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被输入中国。起初是在教会学堂中出现零星的世界历史教育,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中在中国人办的学堂中有个别开设世界史
课程,甲午战争以后从沿海到内地,许多官办或者民办的书院开始自发地教授世界史知识.当时使用的教材主要是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如《地理志略》、《万国通鉴》、《各国史略》等以及日本人的汉文世界史《万国史记》,也有直接采用英文原著作为教材的。
关键词:中国;世界;历史教育;学校教育;晚清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133(2004)0420094208
本文探讨的是1904年初张百熙、张之洞等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出台之前晚清学校中的世界史教育情况。此处学校是指所有中国境内的公私教育机构，在当时一般称为书院、书馆、学塾、学堂之类。任何事物都有萌芽和发展的过程，晚清在中国学校中传播的世界史学，因为属于中国世界史学的萌芽阶段，不能用现在的体系化的学科标准来衡量。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自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在晚清的传播，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结果，同时又是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因素之一。
中国人关于地球万国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正确知识，首先是明末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传来的，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士大夫了解和接受了这些知识。它们在中国没有得到持续且广泛地传播，也没有在中国学术中扎根。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成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1](P2)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西方商船和军舰送来近代中国的，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可以说是中国人最初的世界史著作，它们是洋人送来的结果，因为林、魏主要利用西人的报纸、书籍和有限的与西人的交往获得世界知识的，他们没有旅行全球的经验。在学校中施行世界史教育，也是以传教士在中国所办学校为最早。随后中国人设立的一些西学堂和传统书院中也有世界史地的课程。
一
把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地理、历史等知识在教育机构系统地传授，开始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学校。1850年，郭实腊[①]牧师访问柏林时，向该机构讲述中国弃婴情况。一个牧师妻子叫Knack的，决心改善这种状况，于是成立了一个妇女组织。她们到了香港，先是租了一间房子创办了柏林育婴堂(Berlin FoundlingSociety)收容弃婴，并且进行抚养、教育。1861年在外国侨民和她们德国同胞们的赞助下建立了基金。在20年时间中收养了300多个孩子，教他们读书、写字，还教他们做家务。文化课程有算术、地理、历史和唱歌等。[2](P184)美部会(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狄考文1864年在山东登州开设蒙养学堂，相当于小学，1873年起添设正斋课程，那是高一级教育，相当于中学程度，1876年改名为文会馆(1904年与英国浸理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迁至潍县，改名为文会馆)。在这所教会学校1891年的课程表中，备斋(初级小学)3年，第2、3年级学《地理志略》；正斋6年，2年级学《万国通鉴》，4年级学《左传》一、二、三、四，5年级学《廿一史约编》。[3](P224-225)19世纪80年代，狄考文在北京附近的通州主持创办了一所书院，和他妻子一道培训中国传教人才。他们在书院中向中国年轻人除了讲解《圣经》以外，还教授天文学、数学、自然哲学和历史。[2](P179)
起初，传教士东来，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从事教育事业，师资、设施、开设的课程及其教材，都没有统一规范，各自为政。1877年召开首届在华传教士大会达成统一意见，设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随后它组织编写了不少教科书，中间大半属自然科学、算学、西洋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4](P91)该委员会作出初步决定，筹备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中文教材。教材科目除了教义问答手册、数理化、动植物等自然科学外，还有语言、逻辑、政治经济、音乐和绘画等人文社会科学。后者中包括各类历史教科书。作为会议决定的历史教材包括：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任命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黎力基和傅兰雅等负责筹备编写一套小学课本。委员会要求出版过中文著作，已经着手编写或者愿意承担编写任务的教士与秘书联系，向秘书处寄出书籍副本或者做专门介绍。编写的任务由各个教士自行负责，委员会要求不是译作而是原作，适合作为教材，在具备严格的科学性的同时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孽和灵魂拯救的事实。版权归作者所有，委员会保留一定数量的书籍。教科书由委员会负责募集资金出版，也可以是个人出版的书籍，由委员会认可后购买作为教材，或者虽然不买而希望作者同意列入教科书委员会书目中。鉴于当时同种西学概念有多种中文译名的状况，委员会要求作者在书中附上中英文词汇表，否则不予出版。[5](P86-90)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为“中华教育会”取代，前后活动了14年。这段时间中共出版、选定书籍98种189册，大部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其中历史类有4种，地理类有9种。至1890年共计出版3万余册，一半已经售出。[6](P52-59)
由林乐知于1890年在上海英国租界内创办的中西女塾，“专教中华女子中西书史与一切有关实用之学，以及刺绣缝纫等事”。它是一所基督教学校，1902年制订公布的章程说明教育方针是中西并重，招收8岁以上女子，13岁以上者必须住馆。设定学制10年，从1年级到10年级，每年必修的是英文和算学。另外是圣道、格致等西学课程。圣道的内容有耶酥言行、圣经史记、新约、旧约等；格致课包含地理、生理、物理、动植物、天文和化学等。其中第7、8两年的英文课学习《万国通鉴》，[7](P227-230)该书是晚清较为流行的世界史著作之一。耶稣教美以美会镇江女塾，学制12年。在其功课章程中，圣经当然是名列榜首的通贯的必修课程。1年级就有“地理口传”，2年级有“读故事书”，内容是地理风俗等，4年级有“泰西通俗演义”。8年级开始，增大了历史课的分量。既有中国历史又有外国历史。中国历史部分学习“左传摘要”，外国历史学习“圣教史记”、“大美国史记”；第9年基本相同；第10年有“读万国通史”课，第11年有“万国通鉴”、“万国通史”，第12年有“万国通鉴”，“读泰西新史”。[8](P105-106)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一大转变，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由对抗改为合作。政府高层领导意识到学习外国语言、了解外情的必要，开办传授西学的学校。1859年，当时的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鉴于自中外交涉以来，外人对中国了如指掌而中国对外界无人熟悉的现状，上奏建议设立外语学校，培养人才。主持政府外交的恭亲王奕昕等也上奏建言培养外交人才，于是有19世纪60年代初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奕昕等人当时还不知美国是与英国使用同种语言的，打算从广东和上海各挑选两个诚实可靠而又掌握“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带上各国书籍来北京当教师，从八旗中选拔十三、四岁以下天资聪慧的少年各四、五人学习，待这些八旗子弟学习数年掌握文字语言后就结束。[9](P2679)最初的宗旨不过培养几个通事即外语翻译。同文馆开办初期，只是教授外语的专门学校，头年只有英文馆，次年又设了俄文馆和法文馆，1871年添设德文馆。1876年以后，同文馆成为综合性的西学堂，扩充教学内容，规定除了外语之外还得学习数理化、航海、测量等科学技术和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和地理、翻译等。作为西学内容之一的世界历史从此才出现在中国人主办的学校中。光绪二年(1876)京师同文馆课程表中，第三年是“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10](P31)同文馆教习和学生共同编译的教材中，就有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一书，翻译者是Yangshu and Changsiu[②]。另外俄文馆学生翻译了History of Russia(《俄国史》)一书。这是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说明的第一手材料。但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同文馆教材中，我没有发现这些外国历史类书籍。
继北京同文馆之后，1863年在上海开设的广方言馆中也有世界历史的教授。出生于1887年的张君劢，于1898年进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在那里他们一周中4天学英文，3天学汉文。所谓4天英文，其实是4个上午，而且英文课不是单纯学习语言文字，而是包括了数理化和历史等。[11](P58)这里的历史课，是用英文讲授的，当然不会是中国历史。洋务运动期间，南北洋各地兴建了不少学堂传授西学，但是它们都是为了学习制造坚船利炮而兴办的，学堂是服务于洋务的附属机构，典型的如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当时人们头脑中的洋务，主要是格物之类近代自然科学内容，因此这些学堂开设的课程都是技术、工程一类。如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船政学堂，李鸿章在天津分别于1880年设水师学堂(北洋水师)、1885年设武备学堂，1887年张之洞在广东设水陆师学堂，1890年曾国荃于南京设江南水师学堂(南洋水师)等。还有1876年福建电气学塾，1880年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电报学堂，以及医学、铁路等学校。它们都是专科学校性质，培养实用技术人才，因此教授的知识不超出职业岗位要求。这种为近代军事、电气、医院培养实用人才的洋学堂，没有开设世界历史课程的空间。
洋务运动期间，主事者们采西学，仅仅把西学等同于器和艺。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小小日本，使不少人反思数十年洋务运动不见成效的原因，对西学的认识出现了质的改变。1895年以后，不少官僚士大夫向政府建议在传统书院课程中增加时务知识。像康有为这样的时代先知(至少在19世纪末可以这样说)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在自己开办的书院中向学生灌输世界知识了。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康有为在广州兴办长兴学舍[③]。长兴学舍的教育内容除了传统私塾的经史、括帖之学而外，注重向学生灌输时务学问，其中就有“万国史学”一项。梁启超评论康有为时说“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他根据康有为的《长兴学记》的纲领旨趣制作了一张学表。其中分“学纲”有四：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梁启超归纳为德、智、体3个方面。“学科”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4大块。其中考据之学中，有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12](P8-10)同是康有为弟子的陆乃翔、陆敦，在评价老师时也说“康南海为教育家”，“因才施教，择其上根，大声棒喝。其不能受者即退，其能受者则终身服膺焉”。在提到康有为讲学内容时，则是“自各国古今之道德、政治、宗教、历史、文学、词章、物理、地图无不有，而尤以中国为多，孔子为主，盖爱国之义有然也”。[13](P68-69)1893年进入长兴学舍的梁启勋在回忆录中说，康有为在长兴学舍的讲学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长兴学舍除了中国古书外，还有很多西洋书，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声、光、化、电书籍，容闳、严复诸先辈的译本以及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从1891年开办至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长兴学舍关闭为止，共存在7年。[14](P62-65)
不仅仅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大都会这些与海外交通较多的地区的人们认识并且实行世界史教学。由几位官僚士大夫于1873年集资创设于内地陕西泾阳的味经书院，鉴于“中国人士日读周公孔子之书，舍实事而尚虚文，甘让外人以独步，事不如人而遂受其制”，1895年于书院中立“时务斋”，“俾人人心目有当时之务，而以求其补救之术于经史”。书院把原办学经费的三分之二改为刊时务书和对习时务者的资助。时务斋章程似乎相当严格，对进入时务斋的学生有严厉约束，如入学须学宪考选，院长挑取，兼由斋长及旧入斋之人保举。入斋后必须立定保证书，讲读某经史或者学习某项技艺，若干年达到精通。要是不能达到目标则要“从重议罚”，而且连保人也要“一并议罚”。在章程规定的课程中，凡是中国学术，都必须同时学习对应的外国内容。其中史学类要学历代正史、通鉴纲目，另“须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15](P708-712)1896年秋季，主政陕西的魏光焘、赵惟熙等人于泾阳味经书院旁兴建了崇实书院。陕西的这家书院是书院学生邢廷荚等人联名要求自筹款项而创建的，希望“不必限定中学西学，但期有裨实用，如天文、地舆、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类，互相讲求”。[16](P7-8)赵惟熙等人创办崇实书院，申明以中国学问为本兼习西洋学问。这时的西学除了格致、测算、工矿以外，包括教务、风俗人情、古今时局政治、法律等等。规定学生每天学习中学、西学各两个小时。[17](P4007-4008)1895年江西巡抚德寿上奏说，如果把江西全省书院都改为西洋式学校经办，则经费不足。“拟于省城各书院颁发同文馆译出各国史略、西艺新法等书，延中国通儒为之主讲。访求颖悟之士，分科专学月课月程”。1896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等人就上折建议在书院中添设天文算学格致等课程，以克服“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而“无裨实用”的书院之弊。同年10月德寿又上折说，把江西友教书院童卷裁撤，所有膏奖移设算科。开设新的课程需要教材。当时筚路蓝缕，一切没有定规，颇使主办者踌躇。江西省城书院，则从上海购买了《列国岁计政要》等书75种，于光绪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4月)开学。以便达到“学有实济，明其道不计其功，久得熏陶而涵育之，自可渐收实效”。[18](P267-268)
除了对传统书院课程实施改革、削减传统学问科目和课时增加西学分量以外，1895年开始，各地纷纷建立中西学堂。由盛宣怀倡议设立于1895年的天津中西学堂，聘任美国著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按照创办者的计划，在不同层次的级别中都开设世界史课程。在相当于大学本科的四年制头等学堂中，第一年就安排了“各国史鉴”课程。二等学堂是中学程度，也是4年制，“各国史鉴”功课放在第3年和第4年学习。[19](P292-295)根据课程表看，二等学堂主要从头学英文、数学。头等学堂4年贯穿必修的是英文翻译、写作，另外是数学、物理、化学，到高年级学习地学、国际法、理财等。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1902年改称北洋大学，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公立大学，二等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官立中学。1895年，谭嗣同在湖南倡设浏阳算学馆。在他拟订的《开创章程八条》中，说开头要多筹经费订阅《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纸，可见注重时务知识的传播。在《经常章程五条》中规定学生们每日6时起身，10时就寝。上午3小时下午2小时学习算学，“余时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20]李端棻在其著名的《奏请推广学校折》(1896年6月12日)中，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招收民间俊秀子弟12~20岁之间具备一定文化基础者，3年为期。省学和京师大学也是3年制，课程近似，唯更加高深和专门化。[21](P117)教授《四书》、《通鉴》、《小学》等之外，还有各国语言文字以及初步的算学、天文、地理知识，简明万国历史。这是后来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先声。根据杨耀文的回忆，南洋公学(也是盛宣怀创建)1897年春季正式开学，一年后步入正轨，开始厘定课程表，规定学年制。开始的课程除了国学、史地外，还有英、法、日等文字，世界史地、数理化、法律、经济等，课本全部是英文本。[22](P316-318)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鉴于中外交涉日益频繁，“需才益亟”，而培养西学人才的场所只有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和南北洋几处学堂，人数有限不敷需求，于1897年12月17日上奏在首善之地的京师设立通艺学堂，主要招收官绅子弟。光绪帝当天就批准同意。在拟开始的课程中，考虑到3年时间有限，必须选择最重要的首先学习，其中就有“泰西近史”一门。[23](P385-387)1896~1897年之间，由王先谦等几位湖南开明士绅倡议并且捐资，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在长沙设立了湖南时务学堂。确定学生120人的规模。陈宝箴在招生说明中称“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而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知彼知己乃谋国者之急务”，为了造就“兼通中外”人才而设学堂，招收的学生年龄在14~20之间，每月给3两银子。开设功课有中学的《左传》、《湘军志》及时务书，西学以外语为主，兼习算学、格致、西史等之粗浅者。[24](P389-391)学堂章程虽称中西学并重，其实主要是教授外语的，本来定的是3年学制，“继思西文颇繁，期迫恐难收效，故改为五年”。学生的出路是升入京师大学堂或者出洋学习，或者举荐为使馆翻译随员，或者派到南北制造局差遣委用。[25](P391-393)该学堂存续时间不长(1897年第招进第一批学生，1898年春夏间最兴旺，戊戌政变后零落，次年改为“求是书院”，迁址他处。[26](P402-404))但是影响不小，引发了当时湖南社会的“地震”，从苏舆的《翼教丛编》和叶德辉的《觉迷要录》等书中观点可见一斑[④]，谭嗣同、唐才常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都曾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时务学堂把功课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相当于现在高校中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区分。梁启超为长沙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把普通学分4类：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凡入学堂后，前6个月都得修普通学，6个月之后才能修专门，但是普通学仍然要学。1898年春季设立的广州时敏学堂，在其章程中明确宗旨是读书致用。采购辅助教学的图书时，中国学问书籍中但取有关经济类购买；西学类书籍除了格致、制造、天、算、农工商等类外，还有政治、历史、交涉、公法等方面，都准备“分类购买，以扩见闻而资讲习”。[27](P408)最初的一批学堂，虽常常标榜中西学并重，其实多是西学为主[⑤]，世界史学是西学的内容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初二日上谕号召各地兴办学堂。时山东巡抚袁世凯积极响应，制定详细计划上奏，拟建立山东大学堂。袁世凯鉴于中国初等和中等教育体系尚未建立，创办大学缺乏生员，故先设立相当于初、中、高3个等级的备斋、正斋和专斋。备斋两年，教授外语、史地、算术等粗浅学识。正斋4年，分政、艺两门。政学分3科：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治法学，艺学门有8科：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和译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专斋计划学制2至4年，设立10门：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言学，另外还有商、工、矿、农、测绘、医。每日白天学习8个小时，其中5个小时西学，2个小时中学，1小时体操。袁世凯的《奏办山东大学堂折》可能是当时最完备的办学计划，共分4章，详细说明学堂办法(28节)、学堂条规(33节)、课程(17节)和经费(18节)。跟本文话题相关的课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开列出的课程表中，规定了在正斋(当时人眼中的中等学校)2年级第1学期设“泰西古史”，第2学期设“泰西近史”课程。[28](P611-632)
面向中国人的世界史地教育，最初仅仅是少数教会学校和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处进行的星星之火，在1895年以后则出现了从北京、天津、上海等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会向全国各地发展的燎原之势。新开设的学堂多把世界历史(当时一般称为泰西史或者万国史)知识作为已经具备了初等文化程度的学生必须掌握的时务之一。
三
晚清学堂中的西学，对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而且决定士大夫仕进之途的科举考试中没有要求西学内容，因此招生、教学都遇到了困难。为了吸引学生，办学者不但不收学费，还给学生发放膏火银。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像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报刊相对要容易获得，因为自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江南制造局等处就组织翻译了不少。而世界史学方面书籍极少被翻译过来。前面提到过教会学校如山东登州文会馆，在备斋中使用《地理志略》，正斋中使用的《万国通鉴》。京师同文馆，教习与学生共同翻译了《各国史略》为教材。广州康有为的长兴学舍中所教的世界知识，是根据什么书籍进行的？康有为似乎没有留下记录。他的学生弟子们关于康有为的传记中也没有提及到底使用什么书作为教材的。梁启超作于1896年的《西学书目表》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该书分上、中、下、附四个部分，是梁启超为回答长兴学舍时代的学生梁作霖、黄公等人请教该读那些西书以及先后次序而写成的。他罗列了300种西书推荐给青年学子，说根据书目表选择精要读一下，可以知道世界变迁的大概了。《西学书目表》中所列的唯一的一本世界历史类书是《万国史记》。该栏记曰“万国史记冈本监辅上海排印本十本五角”，下端有梁启超对《万国史记》的简短评论，双行小字注曰“虽甚略，然华文西史无详者，姑读之”。[29]江西巡抚在省城书院推行世界史教学，是采用京师同文馆的《各国史略》以及在上海购买的西学书如《列国岁计政要》等作
为教材的。1897年2月宋恕为天津育才馆所拟的“第一级正课书目”，科目共有心性学、养生学、古史学、国史学、外史学、时务学、物理学、诸子学、训诂学、词章学。在10门功课中，史学占了3门。古史学宋恕推荐《通鉴辑览》、《史通》、《史记》；国史学的课本是《圣武记》、《湘军志》；外史学则是《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宋恕评论两本外史著作，说前者“日本冈本监辅撰，远胜《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后者“译笔陋劣，然原书宗旨甚高，不可不读”。[30](253-254)天津育才馆的馆章规定“须文理清通者方许收入”，宋恕称他的书目“若课蒙童及造诣高于清通之生徒则不可”。同长沙时务学堂一样，教育对象是有一定文化基础者。长沙时务学堂，在梁启超设置的“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也把《万国史记》列入普通学之内，作为公共基础知识要求学生们学习。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一些西学入门书籍，而且把同类书的优劣作简要的评述。他列出的通史类著作有《万国史记》和《万国通鉴》，梁启超认为《万国通鉴》是教会所译之书，不可尽信，不如《万国史记》。在“西学启蒙十六种”中，他说《欧洲史略》一书体例不错，可惜译文太差；《四裔编年表》便于翻阅，但是“舛错颇多”。[29]《四裔编年表》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江苏吴县人严良勋合译的，采用编年表的形式记载从中国少昊四十年壬子即公元前2349年起至咸丰十一年辛酉即公元1861年止的中外历史。《万国通鉴》是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的中文著作，完成于1882年，分4卷31章，宣扬耶稣创造世界。除了《万国史记》是日本人的汉文著作以外，其余多是传教士编写或者与中国人合译的中文世界史著。
也有学堂直接用英文原著讲授世界历史的，既有中国人教，也有请外国人教的。例如1900年福建侯官人陈寿彭在宁波主讲西学时，采用美国人彼德巴利所编的《万国史略》为教材，随后他把该书翻译成中文出版。[31]福开森在其《南洋公学早期历史》中提到，南洋公学的历史、经济课程得到两位美国青年赛茨和李文沃思的帮助。[32](P173-174)美国教师担当的历史课程，无疑是英文版的世界历史，唯南洋公学使用的具体教科书是哪种，现在难以弄清。
属于形而上之学的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知识在晚清走入中国的学校课堂，是人们对西学认识深化的结果。洋务运动初期，人们了解的西学是语言文字、算数测量、制造驾驶之类，承认“丑夷”在这些形而下的器方面强于中国。经过1894~1895年的中日交锋，士大夫们发现几十年来讲求的洋务毫无用处，开始全面反思中西关系，把甲午战争的失败归因于中国政治不行，以前的采西学没有抓到西学的根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上书张之洞建议改良书院课程，说“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治之大法”，认为西方学校中政治学对于今日中国最有用。[33](P104-106)而这种政治学是以公理公法为经，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梁启超在次年的《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中重申了这种认识，认为日本就是学西方重视学校而学校注重政治不到30年而崛起于东方的。因此主张当时的学校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以后，维新志士和部分朝廷大臣痛感了解外国的必要，于是采西学成为时代潮流。这时人们头脑中的“西学”概念，已经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那种仅仅指枪炮器械、声光化电等等，还包含了西政等内容。作为“考治乱得失”的历史学特别是外国史地受到人们普遍重视。向接受过启蒙教育的青少年传授中外史地普遍列入了各地的中等学校的课程中。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习称“壬寅学制”中，4年中学期间都安排了“中外史学”和“舆地”课程，而且达到每周6课时之多，约占每周37课时的六分之一。另外外语每周9课时。而传统学问的修身、读经、词章三门课程合起来总共才8课时。可能这一改革步伐迈得太大吧，它没有实行。次年由张之洞主持对它进行修订成为《奏定学堂章程》，就是教育史上著名的“癸卯学制”。中等学堂改成5年制，此外最大的改动是传统学问的课时增加，修身、读经、和中国文学三门每周14时，占总课时的40%；历史、地理课，第1、2年每周5时，第3至5年是每周4时。据研究这部学制在晚清各类学堂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34](P175-190)《5奏定中学堂章程》第二章第四节为“各学科分科教法”，规定历史课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次讲欧洲美洲史，详于大国略于小国，说近事者十之九，说古事者十之一。“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尽管中国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曾经在西方受到高度评价，但它仅仅是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在癸卯学制实行之前中国没有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当然也没有适合学校授课的教科书。历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兴旺发达的一门学问，近代各地书院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影响、强化学生的中国学问根底而传授中国历史知识时，教科书是根据主事者的兴趣见识自由确定的。1895年以后许多志士从国力贫弱缘于缺乏人才、而人才产生于学校这种认识出发，一面上书朝廷建议政府开设学堂，一面自动地开始改革书院课程，大量增加西学内容乃至以西学为主。西学内容中作为考治乱得失的万国史学受到重视。由上面所揭示的事实可以看到，从京师到江南，自沿海至内陆，涌起了一股求西学的潮流。这时的西学不仅是洋务运动初期的外语、制造、水师、电报，而且注重于西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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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1826年作为随军教士来东方。1827年抵达爪哇岛，奔走于缅甸、新加坡和澳门之间传教，后来在香港当局任中文秘书直至1851年去世。汉学家，翻译过《圣经》，撰写了一些历史和宗教书籍。
[②]这本书的书名及翻译者,今有不同译法。傅任敢译作“《各国史略》，杨枢和长秀”（《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44页）；张汇文等人翻译成“《世界史纲》，杨树，张秀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这是对同一材料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8,Vol.的不同汉译。
[③]康有为1891年在广州市长兴里租屋讲学，次年迁址卫边街，又次年冬复迁学舍于府学内仰高祠，开始称“万木草堂”，故诸多文章中称之“万木草堂”。
[④] 例如，收入《翼教丛编》卷五的《湘绅公呈》说时务学堂学子“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
[⑤]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说到“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戊戌时期教育》第127页）
（发表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