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译）

现在知道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并不是约翰内斯·古滕堡（Johannes Gutenberg）在一四五五年印刷的最精美的圣经而是佛教关于现实的迷惑人的记述的《金刚经》（Diamond Sutra）的翻译。“sutra”这个词在梵文里的意思是“丝线”，后来指任何简练的命题，金刚经，更准确地说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其格言的锋利小平面是从思维和感知的幻觉中切出来的，喻指般若如金刚一样锋利无比，能破除世间一切烦恼与偏见。

大概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佛教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往中国，经文从梵文翻译成了中文。这件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长约1丈6尺的《金刚经》卷子，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八六八年。一九〇七年由学者和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在中国西北莫高窟发现的，这是他存放在新德里博物馆后来运往伦敦的数千件手稿和艺术品中的一件。一百多年来，这个最早的印刷品一直是英国图书馆最珍贵的宝物之一。

金刚经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是人类精神无法替代的纪录。它应该被看作中国人的“文化财富”呢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呢？这个问题，正如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在他精彩和坦率的最新著作中清楚说明的，不是关于来源的问题，而是关于正当拥有的问题。或者换一种方式，如果古董，不管是金刚经还是埃尔金石雕（Elgin Marbles）构成他所说的“我们共同的遗产”，那么把它们当作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意大利人还是土耳其人的某些特定现代民族的体现一样对待是正确的吗？

这个问题或许显得狡诈诡辩。毕竟，库诺先生本人是芝加哥艺术学院的院长，很难说是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博物馆拥有很多最著名的和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有些文物的获得方式在当今是根本无法允许的强盗行径，在这样的时刻乞求所谓的“人类共同遗产”的大话似乎是为自我利益服务的说辞。真正的问题是所有权问题，不管是法律上还是种族上。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和保罗盖蒂博物馆（Getty Museum）在最近一些年都已经终止归还有争议的古董，比如大都会博物馆拒绝把公元前六世纪的欧弗罗尼俄斯酒瓶（Euphronios Krater）归还给意大利。继续提出的所有权主张不仅是关于来源不明的物品而且关于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个民族的不可剥夺的“文化财富”的古代艺术品。

库诺先生没有拐弯抹角。在他看来，“文物不能被拥有”。通过把中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严格的文化财产法放在历史背景下，他能够显示这样的所有权主张如何显得相互矛盾和常常没有合理性。因为这些法律不断因为政治议题的改变而改变。

库诺先生是“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热情鼓吹者。他用这个词来指“献身思想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博物馆，国际的、实际上全球性理想的博物馆。”这个理想继承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贯穿于他论述的始终。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新近成立的民族国家的政策倾向于建立受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性”控制的博物馆。

或许最著名的关于文物所有权的争夺是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第七世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卢斯（Thomas Bruce）在一八〇一年到一八〇五年期间从雅典帕提农神庙（Parthenon）弄走的埃尔金石雕。希腊当时在土耳其人控制下，他这么做是得到奥斯曼帝国当局允许的。埃尔金让人把雕塑从帕提农神庙壁缘处锯下来，运往英国。十年后，当他陷入债务危机后，他以三万五千英镑的价格把它卖给议会，议会把它存放在了大英博物馆，在过去二百多年里一直如此。希腊人坚决要求英国归还，但是大英博物馆一再拒绝这个要求，甚至拒绝借给他们“哪怕很短一段时间”，如果用博物馆理事会成员的话说。按照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的话说，“这是对文物最有利的地方”库诺先生赞同这个观点。

如果库诺先生反对不断增强的归还文物的压力，这不仅因为他支持“世界主义”理想的高调。他自己的艺术学院以及类似的博物馆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制定目录，保存和展出文物。他们为了将来保护了文物。他用惊人的细节描述的对于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掠夺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恐怖的例子。

他的书虽然很精彩，但是库诺先生还是犯了一些让人吃惊的事实上的错误，尤其是关于伊斯兰。因此他称叙利亚倭马亚王朝（the Umayyad Dynasty）的创始人穆阿居耶（Mu'awiya）为第四个哈里发，而实际上这个职务是由先知的女婿阿里占据。阿里也没有像库诺所说挑战穆阿居耶来争夺哈里发宝座，实际上穆阿居耶才是挑战者。作者进一步描述阿里的支持者"Shia I-Ali,"不管在阿拉伯还是在波斯语中都是不可能的构造，正确的说法是Shi'at 'Ali或者"party of 'Ali" (当今的说法Shi'a就是从这里演化来的)。在公元七百五十年左右取代倭马亚王朝的 阿巴斯王朝（Abbasid）也不是像库诺说的持续了两个世纪，实际上持续了五百多年一直到一二五八年蒙古人消灭它为止。有时候他不加批评地重复别人的错误。在描述穆斯林手艺人在中世纪西西里制作的象牙宝盒，如今是芝加哥艺术学院的收藏品的时候，他沿用从前的目录家的错误，说这个可爱的小艺术品上面刻的字是“愿光荣永存”。实际上，上面刻的内容不过是宝盒主人祝福的通行的模式，意思是“持久的荣誉”。在伊斯兰教里，“光荣”只能属于真主。

当然，没有人反对我们应该防止对考古遗址的掠夺或者文物走私。但是对于库诺来说，如中国实行的全面的文化财产法的强制性规定(宣称从史前时期到一九一一年清朝灭亡的所有古董)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赞成挖掘古代遗址的考古学家和所在国家按照双方达成的比例分享发掘的文物的“份额”做法的回归。比如，通过份额，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伊拉克出土的大量楔形文字土简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英国和伊拉克博物馆之间分配的，最终有利于研究机构和普通大众。

在最后一章，库诺先生把辩论放置一边，开始描述他年轻时第一次对于巴黎罗浮宫的拜访。在那里他惊讶地感受到和已经消失的祖先意料之外的亲密关系，他们的艺术作品在他心中激发了美妙神奇的强烈震撼。他突然感到自己成为远古以来人类事业的一部分。这样的神奇体验或许只有在“百科全书式博物馆”中是可能的，因为在那里，不同文化的文物摆放在一起充分展示人类天才的全部范围。正如法国诗人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的诗句“为了让一只小小的蝴蝶飞行，我们需要整个天空。”

译自“Treasures on Trial：In Defense of Museums That Resist the Call To Repatriate Ancient Artifacts”By ERIC ORMSBY

本文评价的书：

Who Owns Antiquity? By James Cuno Princeton University, 228 pages, $24.95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09171618591465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