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并不是对外汉语教学，但是给外国学生讲中文的历史，却比我当老师的时间还要长。给外国学生所讲的课里，大约三分之一是文学，三分之一是语言，还有一部分天文地理都包括的“中国文化”。二十多年来，我教过二十多个国家的学生，积累了很多教学经验和体会，深感对外汉语教学是关系到如何正确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加强国际交流、促进世界和平的国家大事，应该提到文化战略的高度，给予极高的重视——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撰文专论。
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我也对各国学生的学习特色和性格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整体说来，我个人觉得，最聪明也最可爱的是美国学生，学习成绩最好的是欧洲学生，不论西欧南欧的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还是东欧北欧的南斯拉夫、乌克兰、瑞典、波兰，都对中文能够达到高深层次的了解。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新加坡学生是要另当别论的，因为他们本是华人，来北大留学者又是经过选拔的优秀学生，所以我一直主张新加坡和港澳台的学生，还有其他母语为汉语的学生，都应该与中国学生一起编班上课，这既是对他们的重视，也是对其他外国学生的公平。
外国学生中学习比较差的是非洲的、西亚的和韩国的。非洲西亚可能是教育基础不好，大家觉得正常。而韩国学生人数巨大，所以整体学习质量引人注目，特别是学风涣散，作弊成群，给老师们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北大去年又开除了几名韩国学生。我曾在大课上，从爱护国家荣誉的角度专门批评过。但韩国学生中也有学习很好的，特别是读了研究生以后，进步很快，论文也越写越好。这说明不是能力问题和教育水平问题，而是环境影响问题。我从小就有很多朝鲜族同学、邻居，大多数汉语水平很高。到北京上学后，更得知朝鲜族是中国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我认识的几个朝鲜留学生，学习都很认真刻苦，而且朝鲜劳动党对他们的学习成绩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可他们尽管努力，水平仍是中等的。我分析一个是母语障碍的原因，再一个是缺乏语言环境的原因——其他国家的学生，包括趋炎附势的中国学生都不爱跟他们交往。朝鲜学生聚会时，连韩国学生都不去随喜一下。只有一次，我去留学生楼办事，看见一群朝鲜学生和韩国学生一起对着电视机欢声雷动，原来电视里正在播放《霍元甲》，剧情正演到霍元甲痛打日本浪人，每打一拳，就一片欢呼，打得朝鲜半岛马上就要统一了。
说到日本，也很有意思。日本学生是全世界最认真的学生，认真得对日本再有成见的教师也要被感动几分。然而第一是日语跟韩语一样，语音系统存在较大的缺陷，学起外语来，难以克服天然的障碍。第二是日本人天性腼腆，不善与人交流。如果跟韩国学生比较一下的话，韩国学生是不怕批评，扎一千锥子不出血；而日本学生则是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老实得接近木讷。他们不得到表扬就算挨了批评，老师什么也没说，他们就自卑得抬不起头来了。
初到东京大学的汉语会话课上，我想试试学生的听力，就问一个学生：“你是哪里人？”
“我是广岛人。”
我又问第二个学生：“今天星期几？”
“今天是星期二。”
我又向第三个学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星期六。”
“嗯？我没问你星期几，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星期六。”
“啊？你叫星期六？”我知道日本有个著名作家叫“星新一”，我还给他的微型小说写过评论，但不可能有人叫“星期六”吧？我走过去，在那个女生的本子上写道：“你、叫、什、么、名、字？”那女生满脸通红，在本子上写道：“我叫箱崎绿。”
原来如此！我于是就教她“箱崎绿”的汉语发音，可是教了十几遍，她还是清清楚楚地读作“星、期、六”。看到我无可奈何的样子，她也非常难过，像一朵水莲花般，低头道：“对不起”。
这个箱崎绿，代表了相当一批先前的基础汉语就没有学好的学生，汉语拼音学得一塌糊涂，我没有时间重新给他们讲一遍汉语发音系统，那也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每次上课都结合会话内容，着重讲一个语音问题，比如平卷舌的问题，尖团声问题，前后鼻音问题，元音开合度问题，儿化音问题，声调变化问题等等。日本人从江户时代开始，学习外语的方法就是用他们的假名去标注发音，然后用忍者神龟的功夫，死记硬背，结果就是他们所说的几乎每一门外语，都是那个国家的人听不懂的。所以表面上这是一个最爱学习的民族，而骨子里却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顽固不化得很。但他们惊人的学习毅力，却又使得日本人的外文阅读能力很强——决不在中国人之下。所以虽然他们说的英语咱听不懂，比如把卫生间叫“套一来”，把餐厅叫“来四套狼”，把抱歉叫“骚来”，把啤酒叫“秘鲁”，把美元叫“道路”，但是书店里的外文书籍却是满坑满谷，令人望洋的。曾经有位英国外交官，指责日本人的英语根本不对，希望他们改正。日本外交官大义凛然地答道：“操阁下这种英语者，不足6千万人，操敝人这种英语者，有1亿2千万人。孰是孰非，未可轻易论也，故敝人不敢从命！”此话虽是歪理，却讲得蛮有几分可爱。照此说来，1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所操的英语，应该被确定为英语的“普通话”，全球英语考试标准当由该国制定，没人反对吧？
不过这也是英国衰落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日本对美国就不敢这么横。当美国人指责日本人的英语时，日本人委婉地说；“我们已经这么说了100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其实英语也是与时俱进的，你们美国人的英语就比英国人说得好多了，我们日本也不过是探索一种适合我们本土情况的英语而已。”日本人对待批评的经典态度就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然而箱崎绿同学却一点一滴地艰难改进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从来不批评这些发音混乱的学生，我只是耐着性子，一遍遍地讲解、纠正，偶尔模仿他们的发音，洋腔怪调地逗他们一乐。日本人最爱面子，跟中韩两国相比，中国人委屈自己给对方面子，韩国人漠视他人给自己面子，而日本人追求的是“双方都有面子”。我在很多班上都讲过：发音不准没关系，很多中国人也发音不准，有的连拼音也不会。汉语的精髓不在发音，而在“仁义礼智信”，懂得了仁义礼智信，汉语水平自然就上去了。我这番话有一半是夸张，主要是宽慰他们，免其过于自卑。但学生们却默默振作，刻苦练习。十几次课之后，箱崎绿终于准确读出了自己的名字，所有学生都能进行简单的汉语会话了。邻班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在他的课上，箱崎绿也是如此努力、如此要强的。
在另一个大班的课上，有个姓汤宿的男生，可能是课外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气喘吁吁地珊珊来迟，有时还累得趴在桌上打盹，还旷过几次课。我有一天轮番问学生：“你除了上课以外，还参加什么课外活动吗？”学生们都在心里打着腹稿，网球啊，电影啊，空手道啊，发挥一通。这个汤宿也睡眼惺忪地在那儿嘀咕着做准备。可偏偏轮到他时，我改问：“你除了参加课外活动以外，还上什么课吗？”教室里静了一下，接着全班爆笑，大家一齐看他。汤宿的脸涨得紫红，久久不能回答。从那儿以后，他再没旷课迟到过，上课也不打盹了。
还有一次会话课，主题是谈交通。我说北京堵车严重，举世闻名，从我家到北大要一个多小时，到天安门要两个多小时。然后我问龟川美姬：“从你家到银座，要多长时间？”
她低着头半晌无语，我等了一分钟，怕她难堪，就改问米内忠恕。米内也低头无语，我想这个问题不难呀，难道触及了日本人什么忌讳不成？正想再问第三人，突见龟川拿出手机，啪啪按了起来，米内一见，也拿出手机，旁边几个学生看见，纷纷亮出手机、计算器之类的，会话课改成数学课了。不一会儿，龟川开口了：“从我家，到银座，要39分钟。”我心想，说40分钟不就完了吗。这时米内说：“从我家，到银座，要38分钟。”原来，日本的公交系统极为准时，无论换乘路线有多么复杂，连倒车时步行的时间都可以在网上查得清清楚楚。其实学生随便答复我一个时间就可以了，可他们偏偏就这么“死心眼儿”，“宁信度，无自信也”。我心中不禁暗暗佩服。
在高级班的课上，一次讲范仲俺的《岳阳楼记》，因为学生里有中国人大附中毕业的日本高材生，所以我讲得深一点，当讲到骈散交替和韵脚变化造成的音乐性时，平泽同学举手提出，“皓月千里”的“里”，“静影沉璧”的“璧”，“此乐何极”的“极”，这几个字在古代汉语中并不属于同一韵部。平泽是南北朝专业的研究生，中文底子非常扎实，但他并未到中国留过学。这时，几个留学过中国的还有本来就是华人的学生都向平泽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日本学生远不如欧美学生那么反应机敏，随时提问。但日本学生的提问，用孔老师的话说：“人家问的都是问题。”美国学生可以在老师讲“柴门闻犬吠”时，突然问：“是不是狗在那里做爱？”问得让你啼笑皆非。而日本学生所问，七八成都是先经过自己苦思、不能确定以后才提出的，所以一般都很有深度和代表性，对教师也有裨益。
当我把这些感受，向资深在日教授林少阳谈起时，少阳兄说：“你别忘了，你碰到的是东大的学生，日本最好的学生啊。其实日本大多数学校的学生，也已经堕落了，都是游手好闲混学分，跟中国也差不多了。中国不也就一个北大吗？”然而我心里清楚，北大学生论优秀倒是优秀，但论起认真来，不仅不如东大，可能连清华、人大、北师大也不如的。毛泽东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按这个标准，日本人都达到党员的标准了。老天爷最是公平不过，总不肯让某人某地把好处都占全了。资源少，脑子笨的，就让他认真、顽强，团结一致。地大物博，聪明智慧的，就让他马虎、敷衍，内部倾轧。即以学外语一事来看吧，中国人考英语天下第一，会说英语的好几亿，“我叫星期六”的低级错误基本没有，英语已经疯狂到了被骂为国耻的程度。然而，有几个人能用英语读莎士比亚和罗素？有几本汉译英文典籍靠得住？每一万个在同胞面前大讲英语的同胞，有多少个是连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国旗都分不清的？
我有一位学外语出身的老同学，在美国发点小财，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基金会，经手的美元也就是亿把块。他近期在读斯坦倍克，向我推荐斯坦倍克的伟大。我只读过斯坦倍克的《愤怒的葡萄》和几个短篇，而且都是中文的。我没有资格跟他讨论这个话题，我只能深深佩服这样的学外语的同胞，不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学到了那个国家的核心，到了那个国家也属于精英，为那个国家的千百个普通人提供着饭碗。在这样的老同学面前，我只能脖子一软，说一声：“我叫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