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下一个恰当的评价和定义？在所有的历史事件中，越近的事情，越难评价——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一路走来，至今并未停息，而且还在继续。

我更愿意将这三十年放到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改革、改良、维新，在英文上是同一个词，都是“reform”，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三十年称为“维新”或“改良”。从宏观的角度评价，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是中国自西风东渐的160年来延续最长的一次维新运动，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大多数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运动。

从宏观的立场看待这次维新，我们可以将其与中国近代以来历次的维新运动做个比较，来讨论为什么以前历次维新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维新却会在中国基本成功？

160年来，中国前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维新运动。此次维新相对成功的关键，就是因为这次维新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中，延续的时间最长。今天，将这三次维新运动做一个比较，我们不仅能发现各自的长处，以及不同的历史机缘，从而能更清晰地判断，为什么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具有特别的社会经济史的价值。

如果单从一些因素比较起来看，以往两次维新比起这三十年，各有不同的长处。

第一次维新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的那次维新能够延续下去，那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各方面都会不同。特别是从言论的自由度和思想的开放性来比较，那一次的维新，远远超过1978年后的改革。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次的维新运动真正是非常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历史延续最为悠长的国家，诞生过无数的大家。然而，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角度来讲，最近30年的改革，是远不如第一次的维新。在这30年中，中国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没有产生过任何一个可以与第一次维新运动中涌现的那些风流人物相比的角色，无论是在哪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多少影响后世的大家，无论是对中国长期发展的规划、还是思想的推动，都殊为不凡。

这些大家，为中国后世向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发展，探索了基本架构，比如，立志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倡导世界眼光和国际竞争的严复，制定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的沈家本，以及当时尚年轻的蔡元培、胡适等，前者为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建设所做的尝试，至今尚难超越，而后者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到今天仍被不断地被证明其长久的价值。

第二次的维新运动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如果纯粹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即GDP的增长指标判断，中国的进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非常可观。然而遗憾的是，那一次维新被日本的入侵打断了。从思想观念的进步看，第二次维新比不上第一次，但也超过改革30年。

知名学者如文学上的沈从文、曹禺、鲁迅等；艺术方面的黄宾虹、张大千等；比较史学方面的陈寅恪以及哲学方面的前半生的冯友兰等。这个星光闪耀的时代，在1949年后，特别在1957年后，也黯淡下来。即便是左派的共产主义先行者陈独秀，其思想的光芒和远见在他的同志们中，也是鹤立鸡群。

所以，如果从纯粹的思想学术观点来回顾，这三次维新，是一次不如一次。但是，如果从三次维新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全方位影响来评价，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则是最大最深远的。对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有个远距离的客观评价。

这三十年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在实际影响上超过了第一、二次维新运动，就因为它具备延续性。在所有的因素中，延续性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个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最好的政策，一个最好的对策，如果延续不下去，那只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不具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意义，当然也不具有社会史的意义。

所以，这三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影响，我认为罗列一大堆原因是可能的，但不用说那样多的细节。我是做比较现代化研究的，比较现代化就是要比较好几波的现代化浪潮中间，每波与前一波的异同。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网络控制较严的地方，你仍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对这30年非常情绪化的评价。像这种非常情绪化的东西，往往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通常具有微观的合理性，但不一定具备宏观的合理性。

要想比较准确地评价这30年的改革进程，我们就得先对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讲清楚。这就必须将其放到最近160年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看不到这160年，就不知道这最近30年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概念，在160年以前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人那时自认为是天下第一。只有当你知道自己落后了，才会有“复兴”的观念。所以我最近一本书的名字是《中国经济再崛起》，用了一个“再”字。

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落后了，下面的事情相对来说就好办了。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与社会事务编辑高嵩据访谈整理）

作者简介：丁学良， 安徽南方人。1984年初夏赴美国留学，1992年春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从事教学和研究。现任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发展、转型社会、大学制度、全球化。他的英文中文著作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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