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现在有媒体将我列为“五大炮手”之一，也称我既当了炮手又当了炮灰，这些我都不在乎。既然推选我当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我就应该当得合格，至少不辜负我所代表的界别——教育界同仁的期望。
其实，我的想法和说法是一贯的，没有当政协委员时、政协大会之外我也在说。有些话只是因为在两会期间说的，是在北京说的，又承蒙诸多媒体广泛传播，才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这也证明了政协在我国的地位，所以下一次出席大会或常委会时，我要更充分地说，说得更好、更有效。
在这次会期，我的一部分话是早有准备的，并作为提案，在本次大会的提案截止期(3月9日14时)前正式提出的。它们是《对社会保障对象及低收入者应按CPI指数的变动调整其补贴》、《关于规范国家级与各级纪念活动的提案》、《关于改变对刊号、书号的管理办法以利学术繁荣、端正学风、抵制腐败的提案》、《关于确定公布义务教育基本标准，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法的提案》、《关于过好第一个传统节假日——清明节的提案》、《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倡导符合时代精神和中国国情的礼仪，建议制定〈国民通礼〉》。另外，我还附议了其他教育界委员的提案，当然我都赞同他们的意见或建议。我在教育界的联组会上和小组对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发表了意见。
在会议期间，我自己就上述提案以及京剧进课堂、华南虎事件、大部制等写过文章，发表在不同媒体。也主动接受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就大部制、铁道部的建置与春运售票、华南虎事件、义务教育和西部地区的教育、废除死刑、公益培训、中国软实力、传统文化继承、京剧进课堂等发表意见。我为大多数媒体工作者的敬业精神而感动，也感谢他们为如实传播我的言论而作的努力，我们之间的合作相当愉快。例如，媒体在报道我有关铁道部的意见时，虽然用了“炮轰”这个词，但具体内容(对春运售票的批评)都是我说的。在报道我对铁道部不并入交通部的理解(有特殊性，有公检法，有准军事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我“必须改革”“在条件成熟时合并”的意见。
但不无遗憾的是，有的记者或编辑的报道或处理大概过多地考虑了“吸引眼球”，有的做法不妥，实际上误导了受众。例如我在联组会上发言时有一二十家媒体在场，我在呼吁政府发挥民办教育的作用时说，对民办大学收多少学费，政府不应加以控制，教育部要监管的是它们的教学质量，结果一些媒体出现了这样的标题《葛剑雄委员主张政府对大学学费不要控制》。如果只看这个标题，读者会产生什么印象？难道有关的记者或编辑真的不明白我的本意吗？还有个别主持人千方百计要将我与受众引入预设的圈套，将某些论点推到极端。我想，这也不是绝大多数媒体所希望出现的。
不过使我成为“炮手”乃至“炮灰”的更重要原因，无疑是与“中华文化标志城”有关。的确我本来不希望在这次会期涉及此事，但山东省一位政协委员在大会的发言，以及此前山东省高调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不主动回应，是因为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多家被委托人之一，已经将我们的战略设计方案提交了，下面的事是主办单位的事了。而山东方面在政协发言和召开发布会的前后并没有与我联系过。而108名政协委员针对这次大会发言的提案也与我无关，我可以肯定，当时他们中间没有人看过我的方案。但是事态的发展由不得我保持沉默，因为似乎一些媒体和公众将我当成唯一的假想敌和信息来源。我不明白，项目要耗资300亿的说法一是山东那位政协委员在大会上说的，并有正式文本；一是一位身份很高的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又由主流媒体传播的，而我与我的方案上从来没有提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去找他们俩却要盯住我？特别是在山东方面已经作了说明，我的方案也已在项目官网上全文公布的情况下，评我为“炮手”的媒体依然称我为“300亿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首席设计专家”？
不久前，一张照片由于用电子合成作过加工，被定为假冒而撤销所评奖项。你们难道不担心给我的这条评语有假冒之嫌吗？300亿的定语不是你们人工合成的吗？而我一再强调的“复旦大学项目组”不是被你们强行删除的吗？如果在一开始时不了解情况还情有可原，现在山东方面已公布了“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十几年来的进展过程，以及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五个战略设计方案，还要这样做就太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了，也有失公道。有人批评我“自我矮化”，难道我将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院院士、专家学者、省市领导(在山东发布的材料中都有姓名可查)的话都揽在我的头上才合适？难道我将至少五个项目之一的首席专家吹成整个项目的首席专家才不算“自我矮化”？难道我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自称代表整个项目(或者就像有的媒体所说当一回炮灰)才能使你们满意吗？要真那样，岂不是又中了某些人所指责的“拉大旗作虎皮”的圈套吗？
好心的朋友希望我赶快脱身，有人引导我说出“身不由己”或“迫于权势”的苦衷，但我不能违背事实，也不能丧失良心。事实是，这个方案的确是一篇命题作文，并非我主动提出或应征，但也是我自愿做，并且希望做好的。当初我完全可以选择拒绝，保持超然，然后站出来批评。但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当时的职务)，我有义务完成学校已经承担的项目，扩大历史地理中心和学科的影响。而且我认为，既然国家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现在又没有合适的方案，那么我尽力将它做好，既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做成了一件大事，有何不妥？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方案是一篇最好的命题作文，主要的反对意见事先我都考虑到了，并且作了相应的设计。我对此方案负全部责任，愿意接受公众的批评。同时也请批评者提些建设性意见，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当然我不会为任何与我无关的事负责，我是否“犬儒”“拜倒在权钱面前”，是不是在为“魔鬼当化妆师”，公众自有公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被这些人牵着走。
我再次感谢同仁和民众的信任，感谢广大媒体的配合和支持！通过出席第一次大会和第一次常委会，我更认识到作为政协委员、常委的责任。我一直会说我认为应该说、我想说的话，坚持我认为正确的立场。但如果说错了，我一定接受大家的批评，公开认错。至于是当炮手还是炮灰，这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