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感于美国皇帝和海螺共和国》及《有感于两次罢工》两篇短文中，我要讨论的其实是这样一种现象，即一种可以称之为体制性拘谨的现象。

体制在中文中的另一种称谓叫制度，在英文中是institution。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教授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对于这样一种外在于人的制度，人们往往将其看作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但其实不尽然。

英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制度是如何思维的》。这个书名就是在有意告诉我们，制度是会思维的。

她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虚拟的例子：假如有5位探险者被困在一个被堵死的山洞中，虽然外面的救援工作在进行，但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将山洞打通，他们才能获救。而这时5位探险者的食物已经用尽，无法维持到救援成功的时刻。现在，惟一的办法是牺牲其中一名成员，让其他4人食其肉以维持生命。那么这5个人将会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道格拉斯给出的答案是，这5个人的决定，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制度，即取决于其观念制度以及这一观念制度下人们的行为规范。后来，周雪光教授也写过一篇同题的文章，来讨论“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

制度是会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命题使得我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学者们最终还往往是将制度的思维归结为人的思维，即制度的思维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于是人和制度，又被简单地混在了一起。在这里我特别想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点，制度的思维与制度中人的思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的思维与人的思维有时是很不相同的。制度的思维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有的制度逻辑体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觉察到的制度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制度思维的结果。这样一来，制度是如何进行思维的，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记得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或8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北大读书，一次不经意间在一本地方性的文学杂志中读到一篇小说，由于年代的久远，小说的题目，杂志的名称，乃至作者，都已经忘记了（后来再也没有看到有人提及这部非常有意义的小说），但故事的情节在近30年后还记得很清楚。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即将复员的战士，为了能在复员后找到一个好点的工作，想在复员前解决自己的入党问题（当时是否党员与能够找到的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于是，他在人们的建议之下，就开始不断给指导员送礼，为此花了不少的钱。但直到他离开部队的前一天，入党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晚上，他冲到指导员的办公室，与指导员大吵起来。突然间，他看到办公室有一支枪，他抄起枪就对准了指导员的脑袋。在附近的连长听到了吵架的声音，推门进来一看，战士已经将枪对准了指导员的脑袋，怎么办？如果强行夺枪，很可能走火伤了指导员。情急之中，他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中使用精神威慑法的情节，于是一边向战士走过去，一边大声说，“你开枪呀”！“你开枪呀”！战士愣住了（怎么这时候有人还叫我开枪呢？），连长缓缓走过去，将枪口按下，避免了一次恶性事件的发生。

事件的处理过程开始了。那个战士被处分是必然的。接着受到处分的是连长，处理的理由是“为什么战士的枪口已经对准指导员的时候，你还说‘你开枪呀’”。连长的自我辩护当然是，“我使用的是精神威慑法”。但体制无法承认精神威慑法，因为在体制只能承认的政治逻辑中，是无法将精神威慑法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体制能够承认的只能是“在枪口已经对准指导员头部的时候，你说的是‘你开枪呀’”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这个时候，参与研究处理决定的人，作为单独的个人，也许会理解这当中的精神威慑法，能够理解那位连长的真实用意，但作为一种体制，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承认这一点。

当然，上面说的体制，也许应当加上一个限制词，就是“当时的”体制。因为那时是改革开放刚刚在启动，中国社会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社会的氛围还带有改革前社会的浓重色彩。而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的角度看，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体制性拘谨的社会，这种拘谨的极端形态就是其人所共知的僵硬性。在那个时候，一个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或是因为紧张喊错了一句口号，或是不小心打破了领袖塑像，而在政治上被作为反革命严办的故事，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在类似的事件中，处理他的人或周围的其他人不知道他是无意的吗？绝不是的，但人们无法为他进行辩护。因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体制无法承认“无意”、“不小心”等构成这个事件的极为重要的要素，体制只能根据简单的表面性现象进行思维、判断和处理。

也许人们会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错，但我们今天难道已经完全从这种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了吗？恐怕没有。以前文讲到的海螺共和国为例。海螺共和国以搞笑式的宣布独立的做法来申诉自己的要求，在不同的制度思维中，无疑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和对待。在那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并没有被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性事件来对待，因为其实说到底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维权事件，并没有人真正想从美国脱离出去，更没有人想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使用了宣布建国独立这样的噱头。对于这种噱头，体制是按照搞笑来对待的，当然，其实质性的要求（即取消关卡）是不能当作搞笑来慢待的。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结果将会如何？很可能的是，我们的体制无法理解这其中的搞笑成份，并进而将其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来加以对待。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误判，并在行动的层面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前一段在几个地方都听到这样一种抱怨，即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召开的时候，甚至是一些地方的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一些煤矿被要求停产，以免发生事故。其实仔细想想，你开你的会，他挖他的煤，两者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不开会要出的事故也会出。即使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对会议就会有影响吗？如果不是极为罕见的重大事故，什么影响也不会有。将挖煤、事故、会议联系起来的，实际就是上述体制性拘谨所致。因为在这种拘谨的思维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中，仿佛重要的会议都应当在社会中没有任何负面事情发生的祥和气氛中召开。但实际上，一个会议能做出的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能起的作用，与那些偶然的事情甚或事故并没有什么关系。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我曾经用几篇文章来讨论当今社会矛盾的定位和恰当评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问题，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过分估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恰当地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结果是使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向前推进的倾向。这样的一种倾向是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体制性拘谨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体制性拘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在这样的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很容易将不同的意见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许多有特点的事物（或这是有点另类的事物）都看作是敌对的因素；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系统的理由。结果不仅是自己进行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导致在处理诸如新时期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僵硬和无效，更重要的是一些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设难以有效推进。

去年，我在一篇题为《放下虚荣，海阔天空》的短文中写道，放下虚荣，海阔天空。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在这样的巨变中，社会在走向文明和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冲破虚荣所造成的种种心灵深处的限制，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其实，那篇短文就是在从一个侧面来讨论体制性拘谨的问题。因为过分的虚荣，与思想资源的偏狭，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以及思维的僵硬等，都是造成思维拘谨的重要原因。最终的结果是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所以该文最后强调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们要善用人类几千年文明所积累的全部成果，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的进步和发展，而这，也就是真正的海阔天空”。

记得几年前在评论中国足球的时候，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足球最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而中国足球之所以长期没有长进，恐怕最缺乏的也就是这个。近来，一些地方大员和学者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但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的涵义是什么？我想，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也许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