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放思想。没有思想解放也就没有改革。但现在的改革似乎出现了停滞的状态。

何以见得？因为报刊上又不断出现了呼吁思想解放的文章。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给我发来一份他们2007年对383位专家学者型人物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那上面说，当被分别问到对改革的评价时，53%的人认为行政改革基本没有进展，51.3%的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没有进展，62.57%的人认为垄断行业改革基本没有进展，46%的人认为金融体制改革基本没有进展；再又被问到今后的改革难点会在什么地方时（选三项），人们分别选了政治体制改革，有92.76%；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71.85%和司法制度改革，有52.55%。在农村改革中，有65.42%的人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

从以上情况可以判断出，目前我们的改革大致被卡在了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国有企业四大方面，至于金融、垄断行业，也应该被看做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部分。

邓小平生前主要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他的改革并没有完成，留给后人必须进行到底的事业就是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他的尚未完全展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我认为他做的一件对中国今后发展最要的事就是废除了领导人的终生制。这对中国太重要了——其重要意义我想今后的历史学家们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看得更清楚。至于还有更多的事，他提到了，没有做，或没有来得及做。

看到这不少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觉得需要搞明白。这就是思想解放，谁是这场革命的最先的思想解放者？有人说是邓小平，还有人说是以邓为核心的一批领导人。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欠科学。邓小平改革合乎民意，顺乎民心，那么改革的要求和动力应该首先来自于人民群众，是邓的思想呼应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这种政治体制下，领导的思想解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不是说任何改革都会得到领导层的赞同的。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血手印要求分田单干就是证明。为什么要按血手印？实在是前途未卜！所以中国的改革诉求来自于基层，但必须得到上面的支持和肯定，没有上面的支持和肯定，不要说改革成功不了，就怕连改革者自己的命运也把握不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这样认为，正因为有了邓小平的思想解放，才有了中国今天的一切。

于是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的每项改革成败，关键并不在于群众的思想解放程度如何，而在于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因为如果群众的思想不解放，高级领导解放了，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让群众思想很快地解放开来，比如1958年大跃进，领导一号召和推动思想解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出现了；但是如果群众的思想解放了，而领导思想不解放，那么群众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从长远看，总会有结果，但这个“长远”到底有多“长”，有多“远”，就说不准了。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在理论界或许有人议论过，但是要没有邓小平的提出和支持，再假设邓小平再晚五年加以肯定，那么中国今天的历史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们谈解放思想，是因为思想被禁锢了，所以才要解放。是谁禁锢了我们的思想呢？是从前有权力的人，他们告诉我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想，于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就形成了一套做平安顺民的自我约束规范，对一些事物就形成了一套稳妥地表达意见的方式和方法。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清楚地知道，除去被法律禁止的以外，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能说，即使说也只能说到什么分寸上；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能做，即使做也要有权威人士的话或指示作根据等等，都必须拿捏得非常到位。小岗村的农民就知道，分田单干一定会有牢狱之灾，因为他们找不到根据。

所以我就猜测，呼吁解放思想的人，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了，但不能明说，于是他们就来呼吁，呼吁给谁听呢？其实主要不是呼吁给群众听，而是呼吁给有权力人听的。这就是写文章必须拿捏的一个分寸和方法。所以在中国做学问、说话得很有方法和技巧。

谁最应该解放思想呢？答案很明白，是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解铃还需系铃人”，谁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谁就来解放，这也是应该的。

改革又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将极大地挑战各级领导的勇气和决心，确实又到了需要解放思想的时候了，拖，能期待什么结果呢？

2008年．2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