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间，收到浙大老友高力克兄的E-Mail，嘱我能在读完他的博士生杨会清的论文后谈点体会。不久，杨会清君又再次致函，希望能就论文中的史实和观点“批评指正”。这样，面对师生二人的盛情邀请，我就无论如何都不能推辞了。但正经读起文章来，立即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知识软肋，可谓处处捉襟见肘。我本不是纯正历史专业出身的，而只是对历史片断的思想层面具有偏好。正如力克在序中所说，“杨会清，生长于赣，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久有探究之兴趣，且具得天独厚之地利。”一般而论，常年思考同一个问题，又有机会触及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和直接的访谈，耳闻目染也会使作者具备超出泛论之类的水准。更加之该书是博士论文的扩展，所以受到学术规范的限制。这样，在文本在叙述体例和谋篇布局的结构形式方面，表现出严谨、连贯和逻辑的一致性。这是目前中国大学博士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要论证立论的意义，概括已有的研究状况，提出进一步展开论述的可能空间，进而逐一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其结论无疑就是在说自己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究竟提炼出了什么新要素，也就是说，增添了什么新贡献。在这些方面，杨会清的这一论著无疑体现出了细腻的完整性。所以，面对这样一部研究中国共产革命中之一重要阶段的史学专著，应当毫不谦虚地说，我除了学习以外，基本没有发言权。这里，我只能就在初读《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1927—1937）》一文后所引发的联想，谈点“感觉”。

杨会清的大作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它较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之革命动员中的一种相互支持的、有机的逻辑结构，这一结构大致可以说是“动员”、“扩红”、“筹款”以及“肃反”四个要素之间的循环。

在这其中，每一个要素自身又具有其内部的诸多动能和内在制约因子，而且这些因子的变化，又在历史的语境中影响着其它的外在要素。能够在第一手历史资料的爬梳中，抽象出这样的一种“逻辑”，在我个人看来就超越了“讲故事”的层次，使我们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如何可能得以运行”的整体动态轮廓，有了一个鸟瞰式的理解。例如，“动员”无疑是这一整体结构的逻辑起点，因为缺失了此项内容，其它各项要素便无从谈起。作者指出：农村土地的再分配是革命“动员”的最基本的内容。“这一土地分配方案在借鉴苏俄革命经验的同时，还继承了中国以往革命中的‘均田’思想。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就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其中，按人口平分土地、肥瘠搭配等内容基本是一致的。”紧接着，作者引用1933年6月5日《国闻周报》第一手的批评性史料，点明了此种经济活动的政治性质：“赤区土地问题的基本意义却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目的。赤党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夺取群众、欺骗群众的号召口号，使一般头脑简单的农民群众迷小利的诱惑，供其驱使、供其利用。而遂达其政治上的欲望。”无论使用“中共”的话语体系，还是使用“反共”的话语体系表达，苏区“分田”的性质则都与“革命”发生了必然性的关联，由于“革命”的参与者所获得的是除了通过“集体暴力”方式所无法得到的好处，因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之“集体暴力”就将成为“个体暴利”的前提，而参加“革命”也就意味着“个体农民”获得了使用“集体暴力”的反规范的特权。当然，这里的“好处”还包括长期压抑心理的无限制释放，如毛泽东1927年在著名的《农考》中所说：“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把你打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若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滚进去，杀猪取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① 既然无地、无钱、无权、无誉的下层游民可以通过“革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参与“革命”，放弃释放压抑的机会，而非要甘心情愿地继续“当牛作马”、“任人宰割”和“备受凌辱”呢？加之革命动员也必然地配合以各种宣传技术，“红军这一时期除了运用军事手段之外，还广泛地运用心理手段（如赤色恐怖、标语等形式）和宣传手段。他们不仅以朴实的语言来揭露旧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非人道性，而且以革命的理想主义来唤醒群众潜藏在心底的正义感。像江西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日，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上写道：‘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斩杀土劣，怕就怕刀上加刀。’此外，还有井冈山的‘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的宣传，等等”。“列宁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材是新编的《三字经》，其中第一页就是：‘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这类宣传的目的，无非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剥削非法、地主豪绅不正义的舆论，从而反过来强化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分化工作。”正如文中所引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政治水平的普及：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分别能解释。”这一系列方法的目的都是一个：强化“阶级意识”。

简而言之，点燃了积压在贫苦农民意识层面上的“翻身”和潜意识层面中的“怨恨”这一“星星之火”，就会使平日胆小怕事、委屈求生、得过且过的下层农民，骤然集合起来，去坦然斗胆地反叛压抑他们的社会制度。尽管“革命”将可能支付“生本能”与“死本能”相互交换的风险代价，但在“革命”狂欢的愉悦中去尽情释放“原欲”（Libido），其身心刺激的享受和价值实现的程度，似乎比打发“生不如死”和“永无期盼”的日子，要更实际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关于“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② 的名言，就成了无产者政治行为的意识形态《圣经》。

至于其它的几个环节，杨会清都有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我不赘言。比如，对于“肃反”在政治过程中的完整意义，杨会清就未停留在“争权”、“内讧”和“阴谋”的层次上，而是认为“它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肃反运动，而是一次涵括肃反、扩红、筹款以及政治动员等内容在内的革命总动员。”换言之，上述那个首尾相联的结构，是一个一波再推一波的“不间断革命”的循环圈，“肃反”成了“再动员”的组织准备。总之，通过大量的引据和论证，杨会清较完整地概括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当时的农民群众是如何走向革命的？”无疑，这些都是本书的学术贡献。

在阅读杨会清著作的过程中，也勾起了我的一些日常经历的联想。记得是在2004年的春夏之际，中国青年版《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Philip Short）先生在北京“万盛书园”搞了一次小型的发布会。刘苏里先生电话把我“调遣”了过去。肖特先生讲完后，当时有位青年人提问：进入启蒙运动以后，人类就掉进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但每一次重大的“革命”震荡之后，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次个人专制独裁的政治副产品：英国光荣革命后紧跟着就是克伦威尔专制，法国1789年大革命造就了铁血强人拿破仑，德国革命生产出了内心懦弱但却表面强悍的威廉二世，并且最终“推导”出了个神经质的希特勒，俄国十月革命虽然就政治性质而言与此迥异，但也无出其外地炮制出了一个刚愎自用、独裁成性的斯大林。我们知道，中国的共产革命更是无出其左。…… 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美国革命。但即使是在赞颂华盛顿断然拒绝“称帝”，而勇敢地“功成身退”时，今日的论者却仍然未能逃脱某种思维框架的限制，即舍弃了行为选择的深厚背景，而把这一超凡的政治智慧仅仅归结给了一位具有Charisma特质的个人，就是中国话所说的“圣人”。这位青年朋友想要知道的是，会不会在激烈的“革命”运动背后隐藏着某种带有明显宿命基调的历史循环？当时，无论是讲演者肖特先生，还是在座的听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被这个问题弄得目瞪口呆。从此，如何理解和诠释这样的一种历史循环，就进入到我的中枢神经之中，至今不能自拔。由是，后来再读《联邦党人文集》第一封信之第一自然段，汉弥尔顿关于“人类社会是否真正有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和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将永远命定地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体”③ 的警句时，总是感觉从骨髓里往外冒汗，甚至连宿命的accident都要比现实的force离我们更加遥远！前几年在搜集一些研究史华慈的资料时，读到哈佛大学梅谷（Merle Goldman）教授回忆史华慈在最后时期与其学生们讨论问题的一件事例，给我以极大的刺激和启迪。梅谷教授是这样说的：“就在他临去世前的几个礼拜，在费正清中心的讨论会上，人们讨论一个问题：中国革命是否必要，通过对问题前提进行发问。史华慈以其特有的方式挑明了这个问题。他断言说：问题不应当是，那场（THE）中国革命是否有其必要性；问题应当是，任何一场（A）革命是否有其必要性。就这样，他改变了争论的方向，促使我们去思考更为深层的实在。他每次都将讨论从平庸提升到了深刻的层面。”④

面对史华慈的“问题意识”，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共产革命，乃至中国的国民革命，我们有信心说，学术界对此都已给出较为令人信服的合理诠释了吗？借用一句流行歌曲的结构，坦白地说，我们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仍然“困惑着困惑”。

除了这个困惑以外，我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盲点”，就是为什么开始于几个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而经过思想转型，其主导观念竟会在偏僻的中国农村由“星星之火”最终呈“燎原之势”。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其中仅短短经过28年，就居然推翻一个拥有强大暴力机器的民国政府？在这其中除了搞起了“山大王”式的武装割据而外，在观念形态方面也必有“奥秘”。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对此早有成套的解释，这其中当然包含着相当的学术成份，但如果承认主流意识形态与学理性的专业分析毕竟还有区别，那么，在相对学术化的层面上，就给在多元理路下进一步“深描”式地破解这一“奥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对此，我一方面对政治过程操作层面的深度挖掘极表赞赏，但另一方面又对“阴谋权术”的解释模式不敢完全认同。因为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每当遭遇到这样的宏观问题时，我脑子里总会不自觉地闪现出洪秀全的影子。我禁不住总是问自己：一个乡间小秀才，他洪秀全凭什么掀动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时间跨度之久，波及范围之广，卷入人口之多，秩序破坏之重，均可称为“最”级的惊天动地的反叛性“革命”？在这其中，“奥秘”何在？在这个特殊的思考维度上，太平天国的成败与否，似乎已显得并不那么至关重要了，因为我们的问题已不是这次运动直接的历史后果，而关切的重点则是揭示其深层的精神动因。直白地说，我以为，或许正是那条具有精神杀伤力的信仰体系，那个被洪秀全严重曲解和肆意滥用了的“皇上帝”观念，构成了太平天国一切政治动作之可能的形而上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用“高明的权术”显然不足以解释太平天国反叛的兴起与失败，或者更直接地说，隐藏在洪秀全事件之历史轨迹物理因素（如人口膨胀等“硬”要素）后面的动因（Metaphysics），是类似行为主义之实证史学所无法全面穿透的。

近些年来，涉及“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主题的理论书籍，如何明修《社会运动概论》（台北：三民书局，2005）、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等，出版了不少。据我所知，还有高校举办了有关内容的专题研讨班。甚至可以认为，这一研究主题，已成为当下社会学和历史学关注的一个热点。浏览这些重要著作，引入眼帘的大致上都是诸如“集体行动及其感情”、“组织、网络和社会动员”、“社会行动者的博弈模型”、“情绪、仪式与宗教作用”等等术语，换言之，问题的讨论似乎都被限制在政治行为主义和政治社会学层面的相关主题上，以至于在此一研究领域里，不仅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深刻穿透力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而且社会－政治运动的价值和信仰体系的基础分析也呈现边缘化态势，那些带有形而上意义的论说甚至被人们下意识地归类进虚无缥缈之选择性疏忽的遗忘区域。不管你对Crane Brinton的《革命的解剖学》如何评价，但他至少是不会忘记对雅各宾“恐怖统治”背后之伦理、意志和信仰的强烈感染性和精神支配力给与足够充分的关注。杨会清在论文中引用了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那句话：“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到政治动员的基础、政治制度化的方法以及公共秩序的根据。”而这里的所谓“公共秩序的根据”分明指的就是政治合法性，亦即韦伯意义上的“被统治者对某种统治理念的心悦诚服”。杨会清在论文中又引用了顾准先生的判断：“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文章要继续写下去，仅仅讲“动员模式的组织形式与技术策略”还是不够的，至少像“领袖与群众的相互关系”以及“信仰系统的建构和相应的仪式过程”都是研究“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言以蔽之，革命运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必有其形而上的深刻维度，而革命史研究则恰恰缺乏这种形而上的省察与自觉。这是力克和我这一代人遭遇的问题，到杨会清这一代人仍然无法避免。或许，这种现象本身就隐藏着什么“奥秘”？所以，只有拓展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视野，才为能为诸多层面上的学术探讨，储存和积淀下的更宽更深的意识和意义的透视空间。

最后，我想说，仅就同一个年龄阶段做横向比较，杨会清这一代学人要比当年的“我们”，无论在信息供给、知识素养以及独立思考方面，都要超出许多。因此，尽管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可能遗留着不少紧张和恐惧，但在理性的层次上，我还是衷心地祈望新一代的学人们能尽早地把吾辈送进学术的“八宝山”，至多赐给他们一块“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小小牌匾，以此纪念那些曾经期待过学术范式发生颠覆性“革命”的人们。这是我说服自己不饰浅陋，愿意在这部以“革命”为主题的严肃史学专著上留下点痕迹的真实理由。

(本文原为杨会清著《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1927—1937）》所写的序文，题目为作者另加。

注释：

①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卷一，北望社1972年版，第212－213页。

② 列宁此语的原文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参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页。

③ 参阅：《联邦党人文集》（英汉对照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正文第2页。

④ 梅谷（Merle Goldman）：《道德良知和历史思考》，北京：《世界汉学》第二辑，第95页。